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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与经典同行征文1500字
导语：中国悠久的阅读历史，形成了丰厚的读书传统，这种传统的积淀与承继，对后世读书人有着重要的影响，小编整理有关阅读与经典同行的征文，欢迎阅读。
第一篇：阅读与经典同行
中国悠久的阅读历史，形成了丰厚的读书传统，这种传统的积淀与承继，对后世读书人有着重要的影响，读书人在心理上和阅读的价值取向上无不受其支配。中国阅读传统的一个重要内容，是阅读的思想与方法，然而阅读的目的与动力还有着强烈的现实需求，这种需求深刻而广泛地影响着读书人的阅读价值观。
首先，是“学而优则仕”。从孔夫子提倡读书做官，到《大学》中阐发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从隋代初年创科举制度，到宋代流传的“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车马多如簇”等，一个很鲜明的目的：读书以致富贵。这一传统是中国文化传统和价值观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中国文化的发展有着不可低估的影响。
其次是勤学苦读。在中国阅读史上，勤学苦读的感人事例层出不穷，如“悬梁刺股”、“凿壁偷光”、“囊萤映雪”、“韦编三绝”等等，这些故事曾激励过数千年来读书人发愤攻读，积极进取，其影响至今犹存。
第三，对文本的尊重。过去的读书人，往往都是藏书人或抄书人。印刷术在我国发明得很早，但印本书籍的流传仍不是很普及。宋代的雕版印刷术虽然已经流行，但印出的图书品种一般不是很多，或仅限于一些经史名著。在11世纪初期，《史记》、《汉书》等，一般读书人还要靠手抄。古代中国读书人的抄书，是一种很普遍的现象。过去的学者认为，好书当抄，抄书有益，抄书也是一种读书与学习的方法。书既不易得，读书人对书的敬重与珍视是可想而知的。清代藏书家孙从添在所著《藏书记要》中的一段记叙，颇能反映读书人的一般心态。他说：
且与二三知己，与能识古本今本之书籍者，并能道其源流者，能辨原板翻板之不同者，知某书之久不刷印、某书之止有抄本者，或偕之间访于坊家，密求于冷铺，于无心中得一最难得之书籍，不惜典衣，不顾重价，必欲得而后止。其既得之也，胜于拱璧。即觅善工装订，置之案头，手烧妙香，口吃苦茶，然后开卷读之，岂非人世间一大韵事乎?
书不仅因贵重而加珍视，同时，书也是读书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明代一学者曾说：可无衣、可无食，不可以无书。衣食本是不可无的，这里只是想表明书的重要。读书人常常嗜书如命，并从中获得乐趣。在读书人尊重文本的基础上所构建的私人阅读空间，书房的内外环境、买书、藏书、借书、抄书、读书，某些读书人的如痴如疯，正是中国阅读史中最具特色和感人的篇章。
书籍是读书人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书籍中，经典又具有其重要而特殊的地位。在读书人心目中，经典具有力量，经典或阅读经典具有重要的象征性意义。唐代魏征在《隋书经籍志序》中，对经典的力量与象征意义作了极为精彩的概括，他认为：经籍是圣贤智慧的结晶，可以用来领悟宇宙的奥妙，探究天地、阴阳的消息，端正世间的纲纪，弘扬人类的道德。经籍显则可救济世人，经籍藏则可独善其身。读经籍可令人进步，否则就会落后。成大业者能推祟经籍，则将有令人敬重的光明德性;普通人能以经籍为念，则将为世人所重。统治者若要树立政声、显扬德威、敦励教化、移风易俗，哪有不从经籍而来呢?
首先，经籍是知识的宝库，古今中外的读书人，在这方面都持有相同或相似的看法。苏轼在《李氏山房藏书记》中说：经籍是取之不竭、用之不弊的，人的天分不同，贤或不肖，读书都会各有所获。英国哲学家波普尔曾说：假使我们所有机器和工具，连同我们所有的主观知识都被毁坏了，然而，只要图书馆和我们从中学习的能力依然存在，我们的世界就会重新前进的。经籍贮存知识，并为人们的创造提供基础。
其次，在中国科举时代，经书，特别是四书五经，再加上朱熹的注解，一直成为科举的最重要的教科书，成为读书人踏入官场的阶梯。千余年间，读书人无不深受其影响。
第三，经籍有助于甚或影响着国家的治理。我们现在是否能同意这一看法并不重要，至少我国古代学人是这样看的。司马迁在谈到《春秋》时说，《春秋》明辨人事经纪，判别嫌疑、是非、善恶，以宣扬王道，是一部政治、百官之大法，人伦、礼义之大宗，有国者、为人臣者，都不可不知《春秋》。司马光撰《资治通鉴》，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著书立说和史学研究，而是极具政治目的的。他在给皇帝的《进资治通鉴表》中称：该书“专取关国家盛衰，系民生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为编年一书”。又说，通过此书可“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嘉善矜恶，取是舍非，足以懋稽古之盛德，跻无前之至治。”《资治通鉴》成为治理国家的一面镜子，颇受当朝皇帝的赏识，对后世皇帝及大小官员也有很大影响。即便在20世纪，有些人认为该书也是公务员必读的。
第四，经籍有益于国家的治理、信仰的确立和教化的形成。
第五，经籍或读书具有象征意义，从某种程度上来看，它体现了一个人的地位、权利或特征。读书会使一个人更有教养，即使不会，它也使一个人看起来有教养。我们在电视上常常看到，一些被采访的人物常常坐在大书架的前面，这不正说明书是极具象征意义的吗?哪怕这些被采访者根本不读书，或根本没时间读书。当然，从阅读史的角度看，我们更希望书不是象征物，而应该是读物。
第二篇：阅读与经典同行
在中国，随着西学的引进，科举制度的废弃，传统经典与读书人愈行愈远。五四运动前后，新教育制度的确立和白话文的推行，青年学生，特别是中小学生，已不把传统经典作为主要读物了。当时，有学者甚至说要把线装书扔到茅厕里去。因而，为什么要读经典，在那个时代就已被提出。近一百年来，这一问题常常被人们提起。
近十余年来，随着新技术的发展，电视、手机与网络的普及所造成的冲击，使人们的阅读时间大大减少了。与此同时，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所谓文化软实力被学者们不断宣扬，而阅读传统经典，宏扬中国文化，正是这种软实力的必备内涵。
1923年，梁启超在撰写《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的同时，还写了一篇《治国学杂话》的文章。在这里，梁氏就为什么要阅读传统经典，提出了两层意见。
一是，作为中国学人，有必要读一些中国传统经典。他在《最低限度之必读书目》后的附言中说：“以上各书，无论学矿学、工程学……皆须一读，若此未读，真不能认为中国学人矣。”
二是，梁氏认为，不仅需要阅读必要的经典，对那些“最有价值的文学作品”和“有益身心的格言”，也需要熟读成诵。他说：好文学是涵养情趣的工具，做一个民族的分子，总该对于本民族的好文学十分领略，能熟读成诵，才在我们的“下意识”里头，得着根底，不知不觉会“发酵”。有益身心的圣哲格言，一部分久已在我们全社会上形成共同意识，我们做这社会的分子，总要彻底了解他，才不至和共同意识生隔阂。一方面我们应事接物时候，常常仗他给我们的光明。
那些传统经典中的好文学，浇溉和滋养着我们的心灵，使我们有涵养与情趣;而圣哲格言，在为人处事方面，给我们以指引，不致使我们陷入困惑的黑暗之中。在20世纪90年代，经过多次动荡的中国教育界，多少已意识到梁启超的深意，开始强调学生的素质教育。
1925年，孙伏园在自己主持的《京报副刊》上，发出“青年爱读书十部”与“青年必读书十部”的征文启示。“青年必读书十部”征文，当时有七十余位学者作家应征。
1934年，《教育杂志》主编何炳松向全国教育界征询“读经”的意见。次年五月，《教育杂志》将收回的七十余篇文章以专辑的形式推出。其中收录了时任无锡国专校长唐文治的意见。唐文治说：
窃维读经当提倡久矣!往者英人朱尔典与吾华博士严幼陵相友善，严尝以中国危亡为虑，朱曰：中国决不至亡。严询其故，朱曰：中国经书，皆宝典也，发而读之，深入人心。基隆扃固，岂有灭亡之理?余谓朱说良然。吾国经书，不独可以固结民心，且可以涵养民性，和平民气，启发民智。故居今之世而欲救国，非读经不可。
在唐文治看来，经书为国家的根基，可以团结人民、提高素质、开发智慧，创造和谐社会。
1942年,在西南联大任教的朱自清，写成《经典常谈》，此后多次出版或重印。作者在《序》中说：在中等以上的教育里，经典训练应该是一个必要的项目。经典训练的价值不在实用，而在文化……再说做一个有相当教育的国民，至少对于本国的经典，也有接触的义务。
由朱自清的“文化”二字，可见六十多年前，中国的知识分子就已经意识到中国文化受西方文化冲击的问题，担心中国人走向世界时会忘掉本民族的文化。作为这个民族的知识分子，自有着传承民族文化的责任。六十多年来，《经典常谈》也成了人们习读经典的经典。
1978年，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设立“钱宾四先生学术讲座”，请84岁高龄的钱穆作了《从中国历史来看中国民族性及中国文化》系列讲座。在讲演中，钱穆指出：有七部书是“中国人所人人必读的书”。他说：我们今天一个知识分子，一个读书人，应该读四部书：一部是《论语》，一部《孟子》，第三部是《老子》，第四部是《庄子》。读了这面，还应读那面，这就叫“一阴一阳”。又说：这四部书都是古代的。若要再读后代的，则我再举三部。一是禅宗慧能的《六祖坛经》。第二部是朱子选的《近思录》。第三部是王阳明的《传习录》。拿唐朝以下的三部，汇合上战国时代的四部，可成为中国新的《七经》。
钱先生终生致力于中国文化的研究，是一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有一种温情与敬意者”。其所《七经》说，乃其一生的读书经验之所得。
钱穆高足余英时，长期在美国大学执教。上世纪末，作《怎样读中国书》，主张读传统经典，提倡“旧书不厌百回读”。该文中有一段话很值得我们思考。他说：中国知识界似乎还没有完全摆脱殖民地的心态，一切以西方的观念为最后依据。甚至“反西方”的思想也还是来自西方，如“依赖理论”、如“批判学说”、如“解构”之类。所以特别是这十几年来，只要西方思想界稍有风吹草动(主要还是从美国转贩的)，便有一批中国知识分子兴风作浪一番，而且立即用之于中国书的解读上面，这不是中西会通，而是随着外国调子起舞，像被人牵着线的傀儡一样，青年朋友们如果不幸而入此魔道，则从此便断送了自己的学问前途。
我们注重传统经典的阅读，或许源于中国悠久的传统所赋予我们与生俱来的情感。然而，在美国，习读经典名著，特别是习读传统经典，同样是受人关注的话题。早在20世纪初，哥伦比亚大学就创设了“文学人文”和“当代文明”两门本科生的必修课。前者致力于提供一个欧洲文学名著的标准选目，后者提供一个哲学和社会理论名著选目。美国《纽约》杂志的电影评论家大卫?丹比谈到母校坚持开设这类课程的原因时说：学校很清楚地知道，消费主义和平庸趣味的污染从来没有远离过这些经典著作名单。学校试图通过它组织和教授这两门课的方式驱除这种污染。首先，阅读常常是艰涩的，对当代的学生来说尤其如此。这是对西方传统的极度尊崇，而且校方坚持认为它是必要的。……它们应该成为每个人的教养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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