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典故类议论文:梁任公的启示

时间:2023-04-26 18:27:26 启示 我要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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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典故类议论文:梁任公的启示

  我们由一件小事入手。

历史典故类议论文:梁任公的启示

  一九二三年,梁启超先生的身体已经每况愈下。但是他自己却并不以为意,在家信里他说:“其实我这病一点苦痛也没有,精神气体一切如常,……我觉得殊无理会之必要。”另一方面,他仍然全身心地投入在他的工作里。他抱病在清华大学讲授有“读书法及读书示例”“儒家哲学”“历史研究法”,指导有“中国文学史”“中国哲学史”“清代学术史”等多门,又勉力完成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国文化史》这样传世的巨作。旁人形容他“口敷笔著,昼夜弗辍”,称赞他“即在此这种苦痛环境中,仍本孳孳不倦之精神,埋头苦求,研究学问。此种坚苦卓绝、自强不息之精神,诚为空前未有之一人”。然而梁任公的病情终究逐渐恶化,到了一九二六年,他才接受了德国医院的检查,确诊为尿血病。

  梁先生绝不是抵斥科学。他是康有为的学生,最早觉醒的中国人,维新运动的领袖,思想界的启蒙者,一生对现代科学充满了笃信和期待。而这时,他显然是出于更深沉的考虑。在他心里人文事业占有更重的分量。他早年倾心于西方的思潮,但是不久便感到了极大的忧虑:“试问人生是什么?是否可以某部当几何之一角、三角之一边?是否可以用化学的公式来化分、化合,或是用几种原质来造成?……西人所用的几种方法,仅能够用之以研究人生以外的各种问题,人,决不是这样机械易懂的。欧洲人却始终未彻悟到这一点,只盲目地往前做,结果造成了今日的烦闷,彷徨莫知所措。”这个转变意味深长,他针对现实进行了文化反思,希望能以东方的人文传统,引导人们从麻木状态里,恢复本来的心灵,建立起一种美善的生活。他说:“儒家看得宇宙人生是不可分的,……人类日日创造,日日进化。这意识流转,就唤作精神生活,是要从内省直觉得来的。……变化流转之权,操之在我。所以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儒家既看清了以上各点,所以他的人生观,十分美,生趣盎然。人生在此不尽的宇宙当中,不过是蜉蝣、朝露一般,向前做得一点是一点,既不望其成功,苦乐遂不系于目的物,完全在我,真所谓“无人而不自得”。有了这种精神生活,再来研究任何学问,还有什么不成?”这在他自己的生活里也得到了写照:“我觉得天下万事万物都有趣味,……我一年到头不肯歇息,问我忙什么?忙的是我的趣味。我每天除了睡觉外,没有一分钟一秒钟不是积极的活动。然而我绝不觉得疲倦,……精神上的快乐补得过物质上的消耗而有余。”他的这种主张就贯穿在平常日用中,使他不倚待于科学的救助,依然能在内心卓然自立,乐以忘忧。

  事情还出现了更动人的一面。当年梁任公进行了肾脏切除手术,但术后发现,误将健全的右肾除去,而梁氏此后只能以另一只残留的坏肾维持生命。一时舆论大哗,西医陷入危机,甚至出现了“科学杀人”的论调。梁家人也非常愤慨,准备诉诸法律途径。但就是在这时,任公主动放弃了院方的道歉和赔偿,而且强撑病体撰写出短文,其中说:“科学呢,本来是无涯的。……我们不能因为现代人科学智识还幼稚,便根本怀疑到科学这样东西。……我盼望社会上,别要借我这回病为口实,生出一种反动的怪论,为中国医学前途进步之障碍。”他还嘱咐家人,“以其尸身剖验,求病源所在,以供医学界之参考”。

  这令人肃然起敬。梁先生始终认为,西医就是科学的代表,这一点毫不因他的个人遭遇而动摇,他贡献出生命的最后力量,为科学的进步做出了自我牺牲。他早已表明过他的志向:“今日第一要紧的,是人人抱定这尽性主义,如陆象山所谓:‘总要还我堂堂地做个人’。”“学而不能应用于世,无论如何勤学,终是纸的学问,其结果纸仍纸,我仍我,社会仍社会,无一毫益处也。”“战士死于沙场,学者死于讲台。”他将个人的利害置之度外,而一心披沥为大众谋求将来的路。这种人文关怀本便与科学的初衷相通,却又是对其的无上升华。梁任公守护住了科学的尊严,而这种守护本身就带有人文的崇高;他留给我们的不仅是科学的价值,更为珍贵的是这背后闪耀的人文光辉。应该说,这些来源于他在精神境界上的裁判和追求。上世纪二十年代的“科玄论战”中,一派提倡“人类今日最大的责任与需要,是把科学方法应用到人生问题上去”,一派力主“盖人生观,既无客观标准,故惟有返求之于己”,在这种局面中,梁任公温和庄重地申明了他的见地:“人生问题有大部分是可以——而且有必要用科学方法来解决的,有一小部分——或者还是最重要的部分,是超科学的。”“不能说理知包括尽人类生活的全内容,此外还有一极重要的部分——或者说生活的原动力,就是情感。情感表现出来的方向很多,内中最少有两件的的确确带有神秘性的,就是‘爱’和‘美’。”“文献的学问,应该用客观的科学方法去研究;德性的学问,应该用内省的和躬行的方法去研究。”在一片的对立和动荡中,这无疑是那个时代最高贵理性的声音。他回避论争,因为本身已圆通无碍;他无意深刻,而永远能调和自新。基于此,我们就能理解他全部的行动和生活,他终极的科学态度和人文情怀。

  梁任公就是这样的一个典范,他用他的生命体践,完成了理想人格的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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