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九龄的秘书生涯
张九龄不仅是个出色的政治家，还是一位才华横溢的诗人。 那么他的秘书生涯是如何度过的?
年少才高,初露峥嵘
张九龄(678-740),又名博物,字子寿,谥文献,唐朝韶州曲江(今广东省韶关市)人,世称“张曲江”或“文献公”。他既是唐玄宗开元时期的一位贤相,为延续盛唐繁荣作出了突出贡献,又是当时著名的诗人,有《感遇》十二首等名篇传世。本文着重讲解其成长经历和秘书生涯,以从中感受他的秘书风采,探索唐代秘书工作的真谛。
张九龄自幼聪明异常,7岁时就能作出很好的文章。13岁时,他曾致书广州刺史王方庆,获得“此子必能致远”的称赞。唐中宗景龙初年(公元708年),张九龄考中进士,被任命为校书郎。校书郎级别虽低,却“为文士起家之良选”,历来是文士们孜孜以求的官职。
时唐玄宗在东宫主持国事,让天下举荐富有文采的人,并亲加策问。张九龄因应答流畅、才思机敏,被任命为左拾遗。唐玄宗即位后,又调张九龄任左补阙。《旧唐书・职官志》载:“补阙、拾遗之职,掌供奉讽谏,扈从乘舆。凡发令举事,有不便于时,不合于道,大则廷议,小则上封。若贤良之遗滞于下,忠孝之不闻于上,则条举其事状而荐言之。”此职级别虽低,却很重要。在这个职位上,唐朝有许多人做出了成绩,像之前的陈子昂和后来的白居易等。任职期间,张九龄充分利用了这一平台,积极建言献策。他曾上书唐玄宗,主张重视地方官人选,纠正重内轻外风气;选官应重贤能,不循资历。不妨引述其中的一段欣赏之:
今天下不必治于上古,而事务日倍于前,诚以不正其本而设巧于末也。所谓末者,吏部条章,举赢千百。刀笔之人,溺于文墨;巧史猾徒,缘奸而奋……今胶以格条,据资配职,为官择人,初无此意,故时人有平配之诮,官曹无得贤之实……故清议不立,而名节不修,善士守志而后时,中人进求而易操也。朝廷能以令名进人,士亦以修名获利,利之出,众之趋也。不如此,则小者得于苟求,一变而至阿私;大者许以分义,再变而成朋党矣。故于用人不可不第其高下,高下有次,则不可以妄干,天下之士必刻意修饰,而刑政自清,此兴衰之大端也。
这段建议简明剀切,气势雄伟,一扫当时流行的骈体“偶俪卑弱”的态势,给人以清新之感。针对当时行政事务日趋繁重,官僚机构运转与社会需求不相适应的新形势,张九龄建议提倡名节,严格以名节选人用人,形成风气,以收官员加强自身修养,避免朋党相争的目的,可谓颇有见地。由此,可见张九龄才干之一斑。
张九龄还以办事公正被推荐主持吏部考试,他严格按照德才兼备的原则选人用人,不徇私情,不惧权贵,结果“前后数四,每称平允”,受到普遍称赞。由于表现突出,开元十年(722年),张九龄一年之内连升三级,任司勋员外郎。
欣逢伯乐,进入相幕
张说既是宰相,又是当时有名的文豪,对文辞出众者格外爱慕,张九龄正是以才华突出而被看中。张九龄善作五言诗,他的诗素练质朴,风格清淡,诗意超逸,像“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情人怨遥夜,竟夕起相思”,“兰叶春葳蕤,桂华秋皎洁”等,至今还被吟唱。张说颇为欣赏,称之为“轻缣素练”,常对人夸奖张九龄的文才说:“后来词人称首也。”认为他今后必然取代自己的地位,成为文坛领袖。加上张九龄又与张说同姓,进而认为同族,叙为昭穆,结为忘年之交,就特别受到信任和器重。张九龄欣逢知己,“亦依附焉”。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开元十一年(723年),张九龄拜中书舍人,正式走进丞相幕府。中书舍人名义上隶属中书省,关于其职掌,《新唐书・百官志二》载:“(中书)舍人,正五品上。掌侍进奏,参议表章。凡诏旨制敕、玺书册命,皆起草进画。”中书舍人级别虽低,但与皇帝、宰相的关系都比较亲近,有时能与宰相在政事堂上同席共食,所以地位、作用很重要。张九龄受到重用,踔厉奋发,“中览霸王说,上徼明主恩”,准备大显身手,干出一番事业,以实现“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政治抱负。张九龄一度和玄宗君臣相合,政治前途似乎是一片光明。
不过世事难料,由于张九龄刚正不阿、忠于职守、直言不讳,不曲意逢迎、惟命是从的性格和政治斗争的复杂,这一职位并没有给他带来什么高官厚禄,反而是一连串的打击。
切谏不从,牵连被贬
开元十三年(725年),唐玄宗要到泰山举行封禅典礼。这是一次非常重大的国事活动,具体组织工作由张说亲自负责。按照惯例,封禅大典结束后,玄宗会对活动服务人员推恩颁赏。张说在这件事上动了私心,多安排自己的部属中书省、门下省的吏员和自己亲近的人随玄宗登山。张九龄负责起草诏令,觉得这种做法不妥,于公于张说都不好,便向张说建言,“官爵者,天下公器,德望为先,劳旧次焉。若颠倒衣裳,则讥议起矣。今登封沛泽,千载一遇。清流高品不沐殊恩,胥吏末班先加章绂。但恐制出之后,四方失望。”并提醒他“今进草之际,事犹可改。唯令公审筹之,无贻后悔也。”张说认为“事已决矣,悠悠之谈,何足虑也”,就没有采纳他的意见。张九龄只好服从命令,起草诏书。果不其然,任命诏书一下达,朝廷内外对张说极为不满。受封的'人之中,就有张说的女婿。当玄宗问及张说的女婿为什么升迁得如此之快时,有人含蓄地说他借助了“泰山之力”。“泰山之力”和称岳父为“泰山”的说法即由此而来。
当时,御史中丞宇文融受玄宗宠信,负责户口田赋工作,然他每次上奏朝廷,张说大多表示反对,这导致他对张说极为不满。张九龄就劝张说小心行事,“不可不备”,然张说不以为意。结果,宇文融向玄宗弹劾张说“徇私僭移,受纳贿赂”,直接导致张说罢相。张九龄也因与张说往来甚密,受到牵连,先改任太常少卿,不久又出任冀州刺史。后来又因“母不肯去乡里”,改为洪州都督,继而转任桂州都督,兼岭南道按察使。最后又回到京师,并于开元二十一年担任丞相,这已是后话了。
难能可贵的是,张九龄无论处江湖之远,还是居庙堂之高,都没有因生活的磨砺而改变做秘书时形成的光明磊落、直言敢谏的秉性。“苟效用之得所,虽杀身而何忌?”只要有利于国家,有利于社稷苍生,个人安危得失又算得了什么?为此,他屡屡建言,又最终因触怒玄宗而罢相,于开元二十八年(740年)在曲江老家病逝。安史之乱后,唐玄宗奔蜀,想到张九龄当初谏斩安禄山一事,为之流涕,特遣使者前往曲江为张九龄祭奠,并厚恤其家。
张九龄的耿耿忠心、正直人品,终究赢得了理解和尊重,虽然是迟来的。
张九龄从事秘书的时间虽然不长,但这段经历对他“经风雨,见世面”,锻炼才干,最后走上领导岗位,成为一名杰出的政治家有着重要影响。综观其秘书经历,至少可以给我们留下这样几点启示:一定要培养正直、忠诚(主要是对国家和人民,不是对个人)、无私的政治品格,并为此矢志不渝,这是立身之基;一定要锻炼才干,提高参谋服务水平,这是做好工作的前提,也是事业之基;一定要服从领导,这是秘书工作的根本要求,但切忌盲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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