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张爱玲小说的苍凉与荒诞

时间：2024-07-10 00:36:48 张爱玲我要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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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论张爱玲小说的苍凉与荒诞

　　导语：作为一个具有传奇色彩的现代女作家,张爱玲在其作品中充分展示了40年代的旧上海、香港洋场华人的空虚、堕落及变态的灵魂。她以其女性的纤细与敏感捕捉人生的孤独与无奈、人生的荒诞与悖谬,并从细微处揭示了人的生存困境,使其作品笼罩在阴冷、灰暗的色调中,弥漫着冷峻的悲剧色彩,并由此形成了“苍凉”与 “荒诞”的风格。

浅论张爱玲小说的苍凉与荒诞

　　张爱玲是一个独特的带有传奇色彩的现代女作家,无论是其显赫的门第,还是成长的曲折;不论是惊人的才华,还是凄惶的晚年,这一切都给众多的读者和受众带来心灵的震撼与研究的兴趣。张爱玲不仅对其笔下的人物进行了各种各样的描摹与刻画,而且善于以女性的纤细与敏感捕捉人生的苍凉与荒诞,从细微处揭示人们的生存困境。其作品弥漫着冷峻的悲剧色彩,充分展示了40年代的旧上海、香港洋场华人的空虚、堕落、变态的灵魂。情爱的虚假、无爱的婚姻、人性的扭曲在其作品中随处可见,写尽了人间百态,人世沧桑。

　　一苍凉的色调,悲悯的人生

　　张爱玲的小说主要发表于20世纪40年代,彼时的中国仍然处于战争的漩涡与灾难之中。人们最低的生活需求都得不到保障,更遑论美满的婚姻、浪漫的爱情、高雅的情调和人生的满足感与幸福感。张爱玲正是通过自身的切实体验与周围的人情冷暖,在其作品中表达了一种人生的感慨与无奈:她远离时代的激流,极力避免政治的漩涡,却目睹和亲历了战争的残酷与混乱,感受到人生如梦,个人渺小和一切文明即将毁败的惨象。此外,张爱玲的思想因受西方现代派的影响,人生的孤独与无奈,人生的荒诞与悖谬,都深深浸润着她,加上中国古典文学审美观的熏陶,使得她的作品笼罩在阴冷、灰暗的色调中,并由此形成了作品的“苍凉”风格。

　　在《倾城之恋》中,四爷的“胡琴咿咿呀呀地拉着,在万盏灯火的夜晚,拉过来又拉过去,说不尽的苍凉……”这一主题显然揭示了封建大家庭的日渐衰败,生活将变得更加难堪与煎熬,给人平添一种惆怅与感伤,往日的繁华与奢侈已经变成旧梦,可是大家庭的嘈杂与琐碎依然存在,如鬼魅缠身如影相随。张爱玲在《自己的文章》中坦言:

　　“我是喜欢悲壮,更喜欢苍凉。……苍凉之所以有更深长的回味,就是因为像葱绿配桃红,是一种参差的对照。”

　　而她之所以喜欢参差对照的写法,是因为它更接近事实。

　　旧中国所发生的乱世、战争、革命、政权的更迭使中国古老的文明体系趋于彻底瓦解与崩溃,给人们平静的生活带来空前的生存压力和悲凉气氛。在这种背景下的张爱玲经历了香港沦陷又辗转上海孤岛的离乱生活,举目四望,世界满目疮痍,“个人即使等得及,时代是仓促的,已经在破坏中,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有一天, 我们的文明不论是升华还是浮华,都要成为过去。如果我最常用的字是‘荒凉’,那是因为思想背景里有这惘惘的威胁。”这种担心与忧虑不是空穴来风,在战争年代,房子可以毁掉,钱转眼可以变成废纸,人们无论男女老少随时都可以碰触死亡,孤单的个体更是朝不保夕。战争带给张爱玲的是无牵无挂的虚空与绝望,她通过战争的硝烟看到了人类文明的荒凉境遇。

　　女性的悲剧命运历来受到作家的关注和描写。张爱玲即通过一个个女性婚恋生活的不幸以及她们安于这种不幸却不思反抗的悲凉故事,来寄寓这样一种情思――中国女性骨子里依然深深浸润着浓烈的奴性意识,即自甘依附于男性,处处以男人为生活中心甚至全部世界的病弱心理和奴性特征。在她笔下,无论旧派女人还是新派女性,都摆脱不了对男性的依赖心理,先是经济上的依赖,后有精神的依赖。女性在张爱玲眼中不仅仅是一个性别符号,而且变成了一个窗口――探讨人类共同面临的生存处境:孤独与无奈。她以审慎的目光和冷静的观察发现女性自身的弱点和“劣根性”,通过对女性在长期男权经济、伦理、文化毒化下,逐渐扭曲和异化的灵魂以及畸形的、麻木的、不自省的、安于天命的心灵的深层描画,从女性自身的思想意识层面找出了阻碍女性自我发展的路障,并对这种普遍的带有遗传性的心灵变异做了深刻的揭露与批判。

　　张爱玲将女性命运简单勾勒成三种基本形态:1、由于爱情的缺失而变成婚姻的奴隶,《连环套》中出身低贱的乡下养女霓喜、《沉香屑・第一炉香》中的小家碧玉葛薇龙、《倾城之恋》中的大家闺秀白流苏,无不如此;2、由于亲情的泯灭而变成金钱的奴隶,《金锁记》中的曹七巧、《沉香屑・第一炉香》的梁太太、葛薇龙等,她们置母女情、母子情、手足情等亲情于不顾,心甘情愿地做金钱的奴隶;3、由于理性的丧失而变成精神的奴隶,《封锁》中的吴翠远、《茉莉香片》中的冯碧落、《心经》中的许小寒等,由于理性的丧失,以致戴上精神的枷锁而毫不自知。在张爱玲的笔下,无论是豪门千金、大家闺秀,还是小家碧玉,大多数女性都失去了女孩的纯洁、天真和浪漫,多了些妇人的实际、世故和势利。

　　张爱玲在《谈画》中说:

　　“风景画里我最喜欢那张《破屋》,是中午的太阳下的一座白房子……那哽咽的日色,使人想起‘长安古道音尘绝,音尘绝――西风残照,汉家陵阙’。可是这里没有巍峨的过去,有的只是中产阶级的荒凉,更空虚的空虚。”

　　而这种旷世孤独感作为一种渗入到潜意识里的苍凉本色,奠定了其作品的基调:“拉胡琴的一开始调弦子,听着就有一种奇异的惨伤,风急天高的调子,夹着嘶嘶的嘎声。天地玄黄,宇宙洪荒,塞上的风,尖叫着为空虚所追赶,无处可停留。”;“生命也是这样的罢,它有它的图案,我们惟有临摹。”夏志清教授这样评价张爱玲:

　　“最难得的是她对人性的了解极为深刻透彻。……不过,也正是因为这层洞悉,张的作品不免透露出苍凉的意识。”

　　张爱玲在遗嘱中表示:她要把自己的骨灰撒在任何荒野的地方,这个字眼表面上指的当然是荒野之地,但它内在的意义又何尝不是张爱玲最喜欢的“苍凉”?“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虱子。”这种惊世骇俗的语言竟出自一个少女之口,足可以证明张爱玲对人生体验之深刻。“苍凉”是张爱玲描绘人生的基调,是她小说创作的主体风格。

　　二荒诞的境遇,孤独的灵魂

　　无论张爱玲是否接触过存在主义哲学,但其作品中却暗合了很多存在主义的理念。法国存在主义大师萨特创作了一部小说《恶心》,主人公洛根丁突然发现自己过去的生活并没有太多意义,生活本身是单调的、重复的。存在的一切都是如此,看起来充满秩序与意义的世界,其实本身并不是这样,人的存在带有某种偶然性和多余的特征,因此洛根丁感到“恶心”,并突然明白存在其实是荒谬的。加缪创作的《局外人》也深深地渲染了一种荒谬的情绪,主人公默尔索是一个社会的“局外人”,他对一切冷漠:母亲死了,他无动于衷;对于婚姻,也无可无不可。他整天沉浸在一种无聊的状态中,然而心中却有种莫名的焦虑与追索,于是在某种突如其来的冲动下,他毫无必要地枪杀了一个人。对他的罪行,法庭判处他死刑。对于判决,默尔索也是无可无不可,他安静地等待着死亡,在死亡来临之际,面对满天星斗,他感到一种解脱。在默尔索看来,世界原来一切有意义的事都变得那么无聊,显得荒谬。加缪说:“荒诞从根本上讲是一种离异。”世界本身没有目的和意义,人总是对世界充满合理的价值期待,但世界本身并不按理性的方式运行,人与世界之间总是存在割裂,这种割裂就是悖谬,悖谬便产生荒诞。生存没有价值可言,但是还是生存着,这就是人生最大的荒诞。

　　张爱玲作品中也充分揭示了这样一种生存的荒诞性与荒谬意识,《连环套》里的霓喜歇斯底里地将花瓶砸向卧病在床的丈夫,导致其断气身亡,接着便是疯狂的捶尸行为:“趴在他床前,嚎啕大哭,捏紧了拳头使劲地捶床,腕上挂的钥匙打到肉里去,出了血,捶红了床单,还是捶。”作为夫妻本是恩爱有加,两情相悦,但在霓喜的眼里,丈夫却是自己最大的仇人。《心经》里的许小寒在得知父亲将要和段凌卿同居时,变态的“恋父情结”竟使她丧心病狂地哭喊道:“你看不起我,因为我爱你!你哪里还有点人心哪――你是个禽兽!”《沉香屑・第一炉香》里的梁太太,她既是一个受害者,也是一个自害者,更是一个害人者。她年轻时力排众议嫁给了一个年逾半百的富人,专等他死,等她顺顺利利地当上了有钱的寡妇,却再也填不满心里的饥荒。于是四处交际,四处求爱。《沉香屑・第二炉香》中按点吃饭、喝茶、坐马桶,坐公事房的男人像一只只“白铁小闹钟”,脑子里除了钟摆的嘀嗒声之外,什么都没有。罗杰15年来没有换过讲义,15年来一直在讲两句同样的笑话。即使他后来爱上的这个女人,也只是一具外美内虚的空壳,最终罗杰对自己毫无意义的存在以及自己所存在的世界产生厌恶及绝望,以自杀告别了这个荒诞的世界。

　　张爱玲笔下的“都市”是一个令人窒息、绝望的荒诞世界,弥漫着一种末日来临的死亡气息。面对流动不定、真幻无常的都市文化所产生的无法把握的焦虑感、无可附着的孤独感、无能为力的绝望感往往使她作品中的人物心理失衡,由此衍生出种种心理、生理病象。如《红玫瑰与白玫瑰》中的佟振保到王士洪夫妇的浴室去洗澡,看到浴室里强烈的灯光下满地滚的王娇蕊的乱头发,他心里异常烦恼,以至于洗完澡竟蹲下地去,把瓷砖上的乱头发一团团捡了起来, 并把它塞到裤兜里,而他的手停在口袋里,只觉得浑身燥热。被佟振保冷落的妻子孟烟鹂则自恋到每天在浴室里坐上几个钟头,低头欣赏自己的肚皮、肚脐。长期的焦虑、压抑所造成的精神紧张往往使人物心理失序甚至扭曲变态,这也成为一道都市人生的鬼魅风景线。

　　张爱玲如此感叹道:

　　“时代的车轰轰地往前开,我们坐在车上,经过的也许不过是几条街衢,可是在漫天的火光中也自惊心动魄。就可惜我们只顾忙着在一瞬即逝的店铺的橱窗里找寻我们自己的影子――我们只看见自己的脸,苍白、渺小;我们的自私与空虚,我们恬不知耻的愚蠢――谁都像我们一样,然而每一个人都是孤独的。”

　　吕宗桢的浑浑噩噩、乔琪乔的放浪无耻、范柳原的身心漂泊、沈世钧的自我否定、许叔惠的外强中干、潘汝良的没头没脑、娄嚣伯的无聊无趣,无不揭示着人生的荒诞不经以及生存的无意义和无价值。

　　张爱玲一出生就在历史的缝隙中左右不能逢源,从“五四”自我解放的母亲到自甘堕落的父亲,她面临着历史的断裂而无能为力。由于香港的陷落而前途被断送之时,她尝到了生命里从未有过的荒诞,疲于奔命的追逐换来的却是一场虚无,她看清了历史对个体生命价值的挤压与冲突。于是,她开始怀着一种苍老的心境思索战争底下的人如何去活着:生存就是一切。父母的离异使她幼小的心灵蒙上了一层生活的阴影,继母的阴毒、父亲的暴虐使她过早地领略了生存的阴暗与荒诞。在西方文化熏陶的母亲面前的自卑和对冷漠父亲的怨恨无疑加剧了张爱玲在父母分别代表的文明之间的游移、退缩,甚至排斥,并由此形成了一种与世隔绝的边缘人心态。风格迥异的世界使她对人世间的冷酷与孤独有着常人难以企及的切肤的体验,并使她走向了自尊、内省、敏感、自我封闭与早熟之路。

　　纵观张爱玲颠沛流离、曲折坎坷的一生,早年成名、中年困顿、晚年寂寞、死后热闹的境况,我们是否应该反思自己的生存质量?还是应该探讨一下人生的真谛究竟是什么,这也许永远是一个争论不休而且没有标准答案的话题。尽管如此,张爱玲还是通过她的小说和人物为社会、为后人发出了一个令人深省的警示,而研究张爱玲的意义也就恰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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