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巩《赠黎安二生序》原文赏析

时间：2024-10-28 14:17:43 诗琳曾巩我要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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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巩《赠黎安二生序》原文赏析

　　上学期间，大家最不陌生的就是文言文了吧？文言文是指用文章语言，而不是日常语言写的文章。广为流传的经典文言文都有哪些呢？以下是小编整理的曾巩《赠黎安二生序》原文赏析，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古文《赠黎安二生序》

　　作者：曾巩

　　原文：

　　赵郡苏轼，余之同年友也。自蜀以书至京师遗余，称蜀之士，曰黎生、安生者。既而黎生携其文数十万言，安生携其文亦数千言，辱以顾余。读其文，诚闳壮隽伟，善反复驰骋，穷尽事理;而其材力之放纵，若不可极者也。二生固可谓魁奇特起之士，而苏君固可谓善知人者也。

　　顷之，黎生补江陵府司法参军。将行，请予言以为赠。余曰：「余之知生，既得之于心矣，乃将以言相求于外邪?」黎生曰：「生与安生之学于斯文，里之人皆笑以为迂阔。今求子之言，盖将解惑于里人。」余闻之，自顾而笑。

　　夫世之迂阔，孰有甚于予乎?知信乎古，而不知合乎世;知志乎道，而不知同乎俗。此余所以困于今而不自知也。世之迂阔，孰有甚于予乎?今生之迂，特以文不近俗，迂之小者耳，患为笑于里之人。若余之迂大矣，使生持吾言而归，且重得罪，庸讵止于笑乎?

　　然则若余之于生，将何言哉?谓余之迂为善，则其患若此;谓为不善，则有以合乎世，必违乎古，有以同乎俗，必离乎道矣。生其无急于解里人之惑，则于是焉，必能择而取之。

　　遂书以赠二生，并示苏君，以为何如也?

　　译文：

　　赵郡苏轼，是和我同年科考的学友。他从蜀地写信寄到京城给我，赞扬蜀地的学士黎生、安生。不久黎生带着他的文章几十万字，安生带着他的文章也有几千字，屈驾前来看我。我读他们的文章，确实气势壮阔，风格雄伟，善于反复辨析，把事理说得很深透.他们的才情、笔力奔放，似乎是不可估量的。他们二人确实可以说得上是特别杰出的人才，而苏君也的确可以说是善于识别人才的人了!

　　不久以后，黎生补任江陵府司法参军。临走的时候，请我写几句话作为赠别。我说：“我对你的了解，已经放在心里了，还需要用言辞表达出来么?”黎生说：“我和安生学习古文，同乡邻里都讥笑我们，认为是迂阔。现在请您写几句话，是想解除同乡邻里的糊涂看法。”

　　我听了这话，想想自己，不禁笑了。世上迂阔的人，有谁比我更厉害呢?只知道信奉古训，却不懂得迎合当世;只知道立志于圣贤之道，却不懂得随同世俗。这就是我为什么困顿到现在而自己尚不知道的原因啊。世人的迂阔，有谁比我更厉害呢?现在你们的迂阔，只因文章不合世俗，这不过是小的迂阔罢了，还担心被同乡邻里讥笑。像我的迂阔可就大了，如果你们拿了我的话回去，将要得到更多的责怪，岂能只停留在讥笑上呢?既然这样，那么我将对你们说些什么好呢?说我的迂阔是好的，可是它的祸害却是这样;说它不好，那么虽然可以迎合现代，但一定违背古训，有附和流俗的地方，就一定背离圣贤之道了。你们还是不要急于解除同乡邻里的糊涂认识吧，这样就一定能够在古文、时文;道、世俗这方面作出选择。

　　我于是写了这些话赠给二位，并且拿给苏君看，你们认为怎么样呢?

　　作者介绍

　　曾巩生平

　　概述

　　曾巩，建昌南丰(今属江西)人，北宋著名政治家、散文家。他家境贫寒，有一个哥哥，四个弟弟，十个妹妹(其中一人夭折)，父亲被罢官，身体也不好，所以肩负起养家的重任。

　　曾巩自称“家世为儒”(曾巩《上欧阳学士第一书》)，祖父作过尚书户部郎中，父为太常博士。曾巩天资聪慧，记忆力非常强，幼时读诗书，脱口能吟诵，与兄长曾晔一道，勤学苦读，自幼就表现出良好的天赋。史称巩“十二岁能文，语已惊人”。其弟曾肇在《亡兄行状》中称其“生而警敏，不类童子”，而且记忆力超群，“读书数万言，脱口辄诵”。18岁时，赴京赶考，与随父在京的王安石相识，并结成挚友。20岁入太学，上书欧阳修并献《时务策》。欧阳修见其文笔独特，非常赏识。欧阳修说：“过吾门者百千人，独于得生为喜。”(《上欧阳学士第二书》)自此名闻天下，但因其擅长策论，轻于应举时文，故屡试不第。庆历七年(1047)，其父去世，其身为次子(其上尚有一兄长)，只好辍学回归故里，尽心侍奉继母。曾巩少年时与王安石为密友，登欧阳修之门以后，就向欧阳修推荐了王安石。直至嘉祐二年(1058)，欧阳修主持会试，坚持以古文、策论为主，诗赋为辅命题，曾巩才与其弟曾牟、曾布及堂弟曾阜一同登进士第一。

　　嘉祐四年(1059)，任太平州(今安徽当涂县)司法参军，以明习律令，量刑适当而闻名。五年，由欧阳修举荐到京师当馆阁校勘、集贤校理，理校出《战国策》、《说苑》、《新序》、《梁书》、《陈书》、《唐令》、《李太白集》、《鲍溶诗集》和《列女传》等大量古籍，对历代图书作了很多整理工作，并撰写了大量序文。熙宁二年(1069)，任《宋英宗实录》检讨，不久被外放越州(今浙江绍兴)通判。熙宁五年后，历任齐州、襄州、洪州、福州、明州、亳州等知州。为政廉洁奉公，勤于政事，关心民生疾苦。他根据王安石的新法宗旨，结合实际情况加以实施。致力于平反冤狱、维护治安、打击豪强、救灾防疫、疏河架桥、设置驿馆、修缮城池、兴办学校、削减公文、整顿吏治、废除苛捐杂税，深受群众拥戴。

　　元丰三年(1080)，改任沧州(今河北)知州，途经京城开封时，宋神宗召见。宋神宗对其“节约为理财之要”的建议大为赞赏，留任为三班院勾判。元丰四年，朝廷认为“曾巩史学见称士类，宜典五朝史事”，任为史官修撰，管勾编修院，判太常寺兼礼仪事。元丰五年，拜中书舍人。同年九月，遭母丧，去官。次年，病逝于江宁府(今南京)。后葬于南丰源头崇觉寺右。南宋理宗时追谥为“文定”，人称“南丰先生”。他还为唐宋八大家之一

　　政事

　　自称"家世为儒“，①曾祖历官水部员外郎，祖父为尚书户部郎中，父为太常博士。《宋史》称曾巩年幼"警敏“，"读书数百言，脱口成诵“②。"十二岁能文，语已惊人“③。但据他自称幼时从先生受书，"方乐与家人童子嬉戏“，到十六七岁时，"窥六经之言，与古今文章有过人者“，始知爱好，并努力学习④。到二十岁后，"欧阳修见其文奇之“⑤大约就在这时，他曾给欧阳修写信，并"献杂文时务策两编“。信里他一面称赞欧阳修的道德文章，一面表白自己的为人志节："巩自成童，闻执事之名，及长，得执事之文章，口诵而心记之，观其根极理要，拨正邪僻，掎挈当世，张皇大中，其深淳温厚，与孟子韩吏部之书为相唱和，无半言片词舛驳于其间，真六经之羽翼，道义之师祖也。……又闻执事之行事，不顾流俗之态，卓然以体道扶教为己务。……信所谓能言之能行之，既有德而且有言也。韩退之没，观圣人之道者，固在执事之门矣。"曾巩当时少不更事，而能有这样的看法，很不简单，所言者虽有所未尽，但大体符合实际。又说："巩性朴陋，无所能似，家世为儒，故不业他。自幼迨长，努力文字间，其心之所得，庶不凡近。……唯其寡与俗人合也，于公卿之门未尝有姓名，亦无达者之车回顾其疏贱。抱道而无所与论，心常愤愤悱悱，恨不得发也。今者乃敢因简墨布腹心于执事，苟得望执事之门而入，则圣人之堂奥室家，巩自知亦可以少分万一于其间也。"这段话是表述自己的为人的。与俗不合，抱道自守，心志如此，确不凡近。欧阳修对于这样的人物自是重视的。因此，曾巩上书之后，曾经得到欧阳修接见。据曾巩《上欧阳学士第二书》讲，欧阳修见到他之后，曾对他说："过吾门者百千人，独于得生为喜。"而且当曾巩向欧阳修告别之时，欧阳修还写了《送曾巩秀才序》，其文云："广文曾生来自南丰，入太学，与其诸生群进于有司，有司敛群才、操尺度，概以一法，考其不中者而弃之。……然曾生不非同进，不罪有司，告予以归，思广其学而坚其守，予初骇其文，又壮其志，……曾生橐其文数十万言来京师，京师之人无求曾生者，然曾生亦不以干也。予岂敢求生，而生辱以顾予，是京师之人既不求之，而有司又失之，而独余得也。于其行也，遂见于文，使知生者，可以吊有司，而贺余之独得也。"此序作于庆历二年(1042)，这时曾巩虽见弃于有司，却得到了欧阳修的赏识。

　　在这期间，曾巩也结识了王安石，还曾向欧阳修推荐。他在《再与欧阳舍人书》中说："巩顷尝以王安石之文进左右而以书论之，其略曰：巩之友有王安石者，文甚古，行称其文。虽已得科名，然居今知安石者尚少也。彼诚自重，不愿知于人，然如此人古今不常有。如今时所急，虽无常人千万，不害也。顾如安石，此不可失也。"这是追述前此一封信中的话，可见曾巩对王安石曾经非常器重。在这封信里，他不仅推荐王安石，还曾提到王回、王向，一并向欧阳修推荐。

　　后来，在《与王介甫第一书》里曾巩又说："巩至金陵，自宣化渡江来滁上，见欧阳先生，住且二十日，……欧公悉见足下之文，爱叹诵写，不胜其勤。间以王回、王向文示之，亦以书来言：此人文字可惊，世所无有。……欧公甚欲一见足下。能作一来计否?"由此看来，在这期间曾巩同欧阳修已有相当亲密的交往。

　　考中进士

　　曾巩是在嘉祐二年(1058)欧阳修知贡举时考中进士的。在这之前，他不但认识了欧阳修这样的前辈，结交了王安石这样的朋友，而且已经同当代其他几个重要人物如杜衍、范仲淹等都有书信来往，投献文章，议论时政，陈述自己为人处世的态度。不过，曾巩所写的这些书信，不同于寻常的"干谒“，不是请求荐引。例如，他在《上杜相公书》中说："今也过阁下之门，又当阁下释衮冕而归，非干名蹈利者所趋走之日，故敢道其所以然，而并书杂文一编，以为进拜之资。蒙赐之一览焉，则其愿得矣。"这封信大概就写于庆历五年(1045)杜衍、范仲淹等被黜离职之后。曾巩于此时写信并投献文章，正好说明他的为人和政治态度，政治上同杜衍、范仲淹一致，绝不趋炎附势。

　　编校书籍

　　曾巩既中进士，便被调任为太平州(今安徽当涂)司法参军，又召编校史馆书籍，迁馆阁校勘，集贤校理，为实录检讨官。在这期间，曾巩对于历代图书作了很多整理工作。对于历代图书聚散以及学术源流多所论述，写过一些叙录，如《新序目录序》、《列女传目录序》、《战国策目录序》等，还有《梁书》、《陈书》、《南齐书》等，也都写有“叙录”。

　　曾巩虽推崇欧阳修，但他的学术观点和欧阳修亦有所不同。例如，他在《筠州学记》中说："周衰，先王之迹熄。至汉，六艺出于秦火之余，士学于百家之后，言道德者矜高远而遗世用，语政理者务卑近而非师古。刑名兵家之术，则狃于暴诈，惟知经者为善矣，又争为章句训诂之学，以其私见妄(一本下有"臆"字)，穿凿为说，故先王之道不明而学者靡然溺于所习。当是时能明先王之道者扬雄氏而已。"他对扬雄如此称赞，这看法与韩愈比较相近，与欧阳修则颇相反。

　　此外，曾巩还有《答王深甫论扬雄书》，对于扬雄屈事王莽以及作《剧秦美新》，都有所辩解，并引王安石的看法，以为"雄之仕合于孔子无不可之义“，而且认为"世传其投阁者妄"云云。曾巩对扬雄的看法，涉及政治和学术两个方面。扬雄的政治态度和学术成就，对曾巩都有影响。

　　任职情况

　　曾巩离开馆阁，又作了十几年的地方官吏。最初是越州通判(今浙江绍兴一带)，其后又知齐州(今山东济南一带)，徙襄州、洪州，知福州。史称曾巩在这几州都有政绩，主要在"荒政"和"平盗"两个方面，而后者并非真是政绩。曾巩移徙洪州时，曾有《移守江西先寄潘延之节推》诗，诗云："忆昔江西别子时，我初折腰五斗粟。南北相望十八年，俯仰飞光如转烛。"他这时似乎已有倦于转徙的感叹。此后便多次表示为了养亲而不愿远仕。

　　在赴福州之前，曾巩有《辞直龙图阁知福州状》。到福州后又有《福州上执政书》，书中说："转走五郡，盖十年矣，未尝敢有半言片辞求去邦域之任而冀背朝廷之义。此巩之所以自处，窃计已在听察之日久矣。今辄以其区区之腹心，敢布于下执事者，诚以巩年六十，母年八十有八，老母寓食京师，而巩守闽越，仲弟守南越，二越者，天下之远处也，于著令：有一人仕于此二郡者，同居之亲当远仕者，皆得不行。……"据此，他请求"或暂还之阙下，或处以闲曹，或引之近畿，属以一郡，使得谐其就养之心，慰其高年之母。“此书之外，曾巩还有《福州奏乞在京主判闲慢曹局或近京一便郡状》，也是请求朝廷照顾养亲的。大概正是因为他一再申请，朝廷曾一度下令，"召判太常寺“;可是当他离职上路以后，又有诏改知明州。为此，曾巩又有《移明州乞至京迎侍赴任状》，希望朝廷允许他"暂至京师迎侍母赴任“。但未能如愿，所以后来移知亳州，又继续申请。他在《移知亳州乞至京迎侍赴任状》中说："臣昨任福州，已系远地，迎侍不得，即今老母多病，见在京师，人子之谊，晨昏之恋，固难苟止。二者于臣之分，实为迫切。……只乞对移陈蔡一郡，许臣暂至京师，迎侍老母赴任。……今臣幸蒙恩诏移守亳州，如臣所请。况亳州去京不远，欲乞许臣暂至京师，迎侍老母赴任。“元丰三年(1080)，曾巩又徙知沧州，有《沧州乞朝见状》，说："窃念臣远离班列十有二年，伏遇陛下神圣文武，当天受命，……而臣曾未得须臾之间进望清光，窃不自揆，愿奉德音，犬马之情，固非一日之积。今将至京师，他望圣慈，许臣朝见。"于是神宗召见了曾巩。召见之后，他曾请求登对，有《乞登对状》，说自己被召见时，"不敢率然以对“，可是"退而伏念“，还是希望"上殿敷奏“，以便"披腹心“，"当天心“。此后曾巩便被留在京师，"勾当三班院“。

　　告老还乡

　　元丰四年(1081)，有诏书说："曾巩史学见称士类，宜典五朝史事。"于是便"以为史馆修撰，管勾编修院，判太常寺兼礼仪事“。史称"近世修国史，必众选文学之士，以大臣监总，未有以五朝大典独付一人者“，于是曾巩入朝辞谢说："此大事，非臣所敢当。"并有《申中书乞不看详会要状》，表示谦让。

　　元丰五年(1082)四月，擢拜中书舍人。这时曾巩又有《辞中书舍人状》，述说自己"齿发已衰，心志昏塞“，希望另选贤能。还有《授中书舍人举刘攽自代状》，表示谦退。但这年九月，曾巩即遭母丧，因而罢职。

　　元丰六年(1083)四月，曾巩卒于江宁府(今江苏南京)，终年65岁。著作有《元丰类稿》等。

　　作品赏析

　　这是曾巩撰写给同年好友苏轼推荐的两位青年（黎生和安生）的赠序。这篇赠序有三层意思：第一层，赞赏了黎生和安生的文章和其人；第二层，继由黎生之口，提出了迂滞疏阔——不合时宜、不切实际的问题；第三，针对上述问题，阐明古与今、道与俗的矛盾，并以自己为例，激励二生要 “信乎古”和“志乎道”，不要与世俗苟同。此序作者态度鲜明，说理精辟，层次清晰，侃侃而谈，文笔酣畅。[2]

　　全文只三百七十余字，共分三段。首段叙述黎、安的来历。黎、安二生都为蜀人，但并不曾与曾巩相识。作者曲尽笔意先写好友苏轼来信引荐之故，“赵郡苏轼，予之同年友也。自蜀以书至京师遗予，称蜀之士曰黎生、安生者。”曾巩和苏轼都是宋仁宗嘉祐二年进士，又都是文坛上两颗相映生辉的星座，苏君的推荐是曾巩留意黎生、安生二人的重要原因，并非无故牵扯。不久，黎、安二生就各持其文来见曾巩，于是作者读黎生“数十万言”，安生“数千言”的文章，感到二人文章实在是“闳壮隽伟，善反复驰骋，穷尽事理，而其材力之放纵，若不可极者也”，给予了很高评价。且由文及人，想到黎、安二生确是“魁奇特起之士”，而苏轼也如伯乐识马，善荐才子，令作者感喟。[1]

　　第二段紧接着便写赠言之故，并以“迂阔”为中心层层展开。但作者题目云赠“二生”，文中却单提参军黎生求赠言，因“黎生补江陵府司法参军，将行，请予言以为赠”，作者便说既然已经心契相知，就不需要写序言表达出来。于是从黎生的答话中牵引出安生，实际上这是补救之笔，关键是道出了文章的主旨“迂阔”。“生与安生之学于斯文，里之人皆笑以为迂阔。今求子之言，盖将解惑于里人。”至此，将赠言之故委婉表达，而作者闻言之后，感触颇深，因其笑迂阔一语，即从“迂”字生情，将己扯入，而“世之迂阔，孰有甚于予乎？”作者将自己的迂阔概括为知信古而不知合世，知志道而不知同俗，说似自嘲，实则自况，是对自己人生态度的肯定。作者因博学知古而兴趣高远，显出与世不同的特性来；因矢志于圣人学者之道而超尘拔俗，因此难免招致世俗的毁誉，而作者仍独善其身，径直前行，“困于今而不知”，“迂阔”之大，无人堪当比拟。而作者以己“迂”之大，更进一步、更高一层论述“迂”的含义，令人心领神会，议论极为得体。作者以自己虽长期受世人嘲笑，也绝不苟合世俗，以至于“困于今而不自知”的坚定态度和忘我精神为例，心平气和地劝勉对方，分析利弊，处处为“二生”细心着想，毫无师长训示晚辈的架子，反而使人从他为自许自叹中受到教益和鼓舞。因此，他说“二生”的“迂”和作者的“迂阔”相比，其“迂”甚小，如果“使生持吾言”回故里，那么，“庸讵止于笑乎？”这种慨叹，实际上是以反问的语气鼓励“二生”坚持自己的道路，不必顾虑世俗之人的非难嘲笑。[1]

　　感慨之后，第三段一开始便照应前文，从正面写赠言之意，仍以“迂”字为中心，极抒笔墨，大肆渲染，“谓予之迂为善，则其患若此；谓为不善，则有以合乎世，必违乎古；有以同乎俗，必离乎道矣。”文中反复突出了二者的矛盾：如果说作者的迂是好的，而黎、安二生担心的正是这个，如果说它是不好的，那么就能迎合世俗而违背古之天理，流于庸俗而悖于圣人之道，其实作者一直在肯定自己“迂阔”的人生态度，也在晓喻黎安二生坚定自己的信念，不为世俗的毁誉困扰，方能有所成就的所谓主人之道。“解里人之惑”和“知古”“志道”是两种不可调合的人生态度，这只能凭一个人的志向去取舍、追求，作者不能越俎代庖，因此作者在阐明二者的高远浅近后，留给黎安二生“择而取之”，同时也以“并示苏君”照应了开头部分提及的由苏轼介绍和作者给黎安二生写赠序的缘起，首尾相应，环环相扣，可谓构思缜密。[1]

　　本文在写法上的突出特点是递进法，即一层接一层，一层高于一层，层层递进，顺序论述，《古文观止》按云：“文之近俗者，必非文也。故里人皆笑，则其文必佳。子固借迂阔二字，曲曲引二生入道。读之觉文章生气，去圣贤名教不远”。本文通篇以“里人笑为迂阔”一语步步引发，从作文上引到立身行己上去，命题落落大方而论事又细致入微。文章读来似嘲似解，总是自信十足，而以迂阔与不迂阔听人自择，厉中带婉，意尽其意，文尽其妙。通观全篇，“无法不备、无处不切”（《古文笔记注》），文章短小精悍，而内容丰厚，古今并举，涵含颇深。特别是其中论志道知古之说，对读者选择人生的道路仍有启发和借鉴作用。[1]

　　此文风格虽逊于韩愈、苏轼之文的奇变恣肆，却也自成一格，醇稳质实，广为人们诵读。可见，曾巩名列八家确有其独特高妙之处，南宋理学家朱熹就非常喜欢曾巩的文章。曾巩文章纡徐百折，转入幽深，能曲尽笔意，从这篇文章就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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