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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阳楼记》一课的课后题
《古文观止》是这样评价《岳阳楼记》的：“岳阳楼大观，已被前人写尽。先生更不赘述，止将登楼者览物之情写出悲喜二意，只是翻出后文忧乐一段正论。”这一评语确实道出了《岳阳楼记》写作技法的实质。所以，千百年来，人们一直在探究着《岳阳楼记》的这一实质。归结起来，有以下问题值得探究。
一、《岳阳楼记》是范仲淹根据滕子京给他的一幅《洞庭晚秋图》而写成的，这是不是范仲淹在闭门造车呢？
凡是登上岳阳楼的人，都知道以《岳阳楼记》名传千古的范仲淹其实并没有登过岳阳楼，那么范仲淹为何能写成一篇气势阔大、恣肆淋漓，情景交融的雄文而成为千古绝唱，是不是闭门造车呢？回答当然是否定的，不是！
其一，范仲淹年少时在澧县读过书，澧县一中院内有“范文正公洗墨池”，宋朝时已有澧阳书院。历史记载，范仲俺的父亲曾在澧县东邻的安乡县做官。安之乡和岳阳同为湘北门户，一东一西，隔洞庭湖相望。在澧县、安乡生活过几年的范仲淹自然对洞庭湖景色十分熟悉，感悟颇多，所以写起《岳阳楼记》驾轻就熟，一气呵成。
其二，以范仲淹正直而坦荡的人格和艺术修养，也绝不会做出无中生有、虚构之笔墨的。写作之妙，在于扬长避短。他没见过岳阳楼，就回避岳阳楼楼台景物的描写，对整个工程只做一般性社会背景的勾画，并以“前人之述备矣”一句，明示楼之形状并非笔墨中心，而以更多笔墨，把八百里洞庭风光描绘得惟妙惟肖，把迁客骚人的览物之情写得淋漓尽致。这两段文字看似文章重心，实则为最后自己的忧乐观做铺垫。范仲淹是在用洞庭湖水的波澜，衬托自己胸中的波澜。范仲淹的别出心裁，不能不让人佩服。
滕子京在请范仲淹写《岳阳楼记》的那封信里说：“山水非有楼观登览者不为显，楼观非有文字称记者不为久。”确实是这样，岳阳楼已因《岳阳楼记》这篇绝妙的文章，成为人们向往的一个胜地；《岳阳楼记》也像洞庭的山水那样，永远给人以美好的记忆。
二、课文描绘了两幅画卷情与景的关系如何？这两幅画究竟写“同”还是写“异”？为什么？
《岳阳楼记》在第二部分浓墨重彩描绘了两幅画面，首先描绘的是一幅阴雨天气的凄凉图景，作者抓住霪雨、阴风、浊浪绘恐怖，抓住天地暗淡绘阴森，抓住交通阻绝绘悲凉，抓住虎啸猿啼绘凄厉。作者描绘时使听觉、视觉，声响、色彩交互为用，把“满目萧然”景象写得淋漓尽致。接着描绘的是一幅风和日暖的欢乐画卷，与前一幅构成了鲜明的对照。这幅画卷阳光明媚，水天一色，飞的、潜的，动物、植物，生机勃发，香色兼备，皓月渔歌，情趣盎然。由于“物”之差异，故“览物之情”迥然不同，一悲一喜，情随景移。
但这两幅画形似写“异”，实则写“同”。阴与晴是景“异”，悲与喜是情“异”，然而悲也好，喜也好，均是没有摆脱个人宠辱得失的羁绊。这一点是相同的。它是下文生发议论的铺垫或者基础。
课文第1段记述作者撰写此文的缘由，应滕子京的岳阳楼的重修、增制作记的托付而撰写。这是叙事。第2段描写登上岳阳楼看到的壮阔湖景，提出一个看法：“览物之情，得无异乎”，写景、议论交织。第3、4段分别描写湖上久雨阴晦的凄凉景象和湖上春光明丽的欢快景象，在此基础上又分别抒发“迁人骚客”登楼睹此的伤感心情和喜悦心情，写景抒情相渗透。第5段直抒胸臆，砥砺友人。作者明言自己的人生志向、政治抱负，即以“古仁人”为楷模，忧国忧民；表露自己博大襟怀、坚强意志，即“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有了前文的叙事、写景、抒情，这里的议论就自然而然，水到渠成。
《岳阳楼记》可谓记事简明，写景铺张，抒情真切，议论精辟。议论的部分字数不多，但有统率全文的作用，所以又有人认为这是一篇独特的议论文。
三、怎样理解课文中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一警句和“古仁人之心”的关系？
范仲淹幼年丧父，生活贫苦，却刻苦读书，少有大志。据《宋史》记载，他从小就立下“不能利泽生民，非丈夫平生之志”的誓言。欧阳修给他写的墓碑文也说：“公少有大节，于富贵贫贱毁誉欢戚，不一动其心，而慨然有志于天下。常自诵曰：‘士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也。’”可见，“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句话是范仲淹自幼的心语，而借《岳阳楼记》一文传达出来，广为人知。
“先忧后乐”的思想，究其渊源，即是儒家的仁爱思想，即“古仁人之心”。孟子就曾说：“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子·梁惠王下》）范仲淹把“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的思想进一步发展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也就是要超越个人的忧乐，以天下为己任，以利民为宗旨，补救时弊，积极进取。不论是自然界的阴晴明暗，还是社会环境的顺逆艰难，都不能动摇心中的信念。
范仲淹的从政生涯，始终践行了这一信念。例如天圣七年（公元1029年），40岁的范仲淹还在没有资格进谏的小小秘阁校理任上，就上书谏止皇帝宋仁宗率百官为章献太后朝拜上寿；第二年又直接上书请章献太后还政退位──那时章献太后正垂帘听政，权倾朝野，满朝文武“无敢言者”。范仲淹因此被贬离京，三年后才回来。景祐三年（1036），范仲淹向宋仁宗进《百官图》，指斥宰相吕夷简结党营私，任用谗佞，反被诬为“越职言事，荐引朋党，离间君臣”，又遭贬斥，连为他鸣不平的欧阳修等人也被贬放。范仲淹仕途沉浮几十年，数遭贬黜，但他澄清吏治、忧国忧民之心始终未改。他用自己的俸禄，在家乡买“义田”千亩，救济贫穷的族人，而自己却贫苦一生，以至于死时“身无以为殓，子无以为丧”。为民请命，忧民之忧，这就是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精神的具体体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一句话的真正价值在于告诉我们，无论是自然界的风霜雨雪、阴晴明暗，还是社会环境的顺逆艰难，我们都不能动摇自己心中的信念。现代社会中，一个人要做到先“忧”，就必须有胆、有识、有志，而一个先“忧”之士当他建立了功绩之后还能后“乐”，才更加可贵。这两句话所体现的精神，那种吃苦在前，享乐在后的品质，在今天无疑仍有崇高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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