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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易》管理思想
《周易》蕴含着丰富的管理学思想。事实上,无论从《周易》文本的性质、从其所遵循的“天人合一”的运行规则还是从哲学文化的意蕴上来看,《周易》皆具有典型的管理学特征。
作为大道之源、六经之首的《周易》,其思想可谓驳杂而宏阔!《系辞》中所谓“《易》为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的概括也许对《周易》思想之博大做了很好的说明。既然“易道”充盈天地间,那么它势必要涵盖人间一切的学问。更何况,《周易》乃是由独特的符号体系所构成——冯友兰先生认为周易的八卦符号是个X——符号具有不确定性、模糊性、开放性的特点,这势必导致人们对《周易》解读、诠释的丰富性、多义性。
因此之故,人们对《周易》的研究亦呈现出多样性,如不少学者从筮法、史学、伦理学、哲学、思维学乃至军事学等角度对之展开研究。今笔者不避粗浅,试图从管理学的维度①对《周易》所蕴含的“X”做一“填充”,以拓展《周易》的研究维度,并期望给当代管理思想以有益的启示。
一、作为管理学的《周易》
在阐发《周易》的管理思想之前,有必要追问《周易》的“管理学性质”——假若《周易》本与管理不相干,那么所谓“周易的管理学解读”不过是笔者的一厢情愿——无疑,独断论的解读不但缺乏说服力,反而有附会的嫌疑。因此,探讨《周易》的“管理学身份”就显得尤为重要。以笔者拙见,可从三个层面对其“管理学性质”进行考量。
(一)从卜筮的身份看《周易》的管理学性质
客观地讲,《周易》本为卜筮之书,无论从其符号的构成方式还是从卦爻辞的记载来看,这一点都不容质疑。我们知道,《周易》的主体部分(即经文部分)由象和辞构成,“象”指的是通过一定的衍算方式所得的卦象,而“辞”(卦爻辞)则是对卦象所下的断语。“所谓断语就是结论,多用吉凶、悔吝利与不利等辞,取象和断语是因果关系。”[1]65无疑,这种通过“象”推断事物“吉、凶、悔、吝”的方式表明《周易》乃是卜筮之书。《周易·系辞》中还专门介绍了筮的方法:“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有九。……是故四营而成易,十有八变而成卦。”[2]369
此外,古代经典的各种记载和论述亦表明《周易》本质乃为卜筮之书,如《周礼春官宗伯》:太卜“掌《三易》之法”、“筮人掌《三易》”,等等。《三易》即《连山》、《归藏》、《周易》,筮人掌《三易》之法的目的,在于卜筮,“三人占,则从二人之言”(《尚书》)。《左传》、《国语》有关以周易卜筮的记载有22次之多,此皆雄辩地表明《周易》的卜筮性质。
对于作为卜筮之术的《周易》,人们惯常以神秘、迷信乃至不屑一顾的态度对待之,似乎古人将自身未知的命运交付于神秘的天命,而无任何自主性可言。事实则相反,透过这种神秘之术的表象,我们恰恰看到古人不甘现状、不甘命运摆布的主体意识的觉醒:他们试图通过预测未来的方式,恰适地安排自己的生活、生产秩序,使之向着既定的目标发展——显然,此与西方管理学的目标管理有“类同”之处。从这个角度而言,卜筮的目的乃是趋利避害,通过人对未来的目标管理——对有利的目标(预测)设法达成,对悔、凶的目标设法避免——来改变自身的命运。这种通过预测、制定规划以求达到既定目标的过程,无疑表明《周易》具有显著的管理学特征。
不仅如此,古代统治者更是将《周易》卜筮视为参与管理国家的重要理论工具,汉代尤其如此。京房在《京氏易传》中曾有专门论述:“故易所以断天下之理,定之以人论,而明王道。”由此可知,古代决策者利用《周易》卜筮的神圣性和权威性,来推广自己的决策。关于这种论述,余敦康、林忠军两位先生皆有宏论,此不赘述。
(二)从“天人之学”的机制看《周易》的管理学性质
即便我们从“天人之学”的角度解读《周易》,亦能品出《周易》的管理学韵味。《周易》可谓中国最古老的“天人之学”,这种“天人之学”的理论基础有三:观物取象、相似理论、感应原则。
中国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2月第29卷第1期郭继民,等:《周易》管理思想探微1.观物取象
此乃《周易》建立的基石,它试图按照某种模式在人、天之间建立“描摹式”的图式关系。《周易·系辞》对此“观物取象”至少有三处论述:“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2]356——此言观物取象的目的;“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2]386——此言观物取象的原则;“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此言观物取象的缘起。
2.相似原则
“相似原则”建立在“观物取象”的基础之上。所谓相似原则,是指《周易》以事物的阴阳属性为主要依据,按照其属性将万物归结到八类不同的卦象(符号)中去,即乾、坤、坎、离、震、兑、艮、巽。关于八卦的属性,《说卦》云:“《乾》,健也;《坤》,顺也;《震》,动也;《巽》,入也;《坎》,陷也;《离》,丽也;《艮》,止也;《兑》,说(悦)也。”[2]433于是,通过“相似原则”,万物被“抽象”为八卦所融摄的符号体系之内。
3.感应原则
感应原则,乃《周易》中最富有神秘色彩的原则。对筮者而言,乃是其经过多次运用符号之间的演算关系而获得的一种神奇“感应”力量。不过就《系辞》所传达的信息来看,它更多地表达出“天人一体”的全息性原则,所谓“易无思也,无为也,寂然不动,感而遂通之故”[2]376,即然。 西方的管理学中的科学学派主张,在管理时为了减少各种人为的因素,应该依靠一套决策程序,建立数学模型以增加管理的科学性。若悉心分析“天人之学”的运行机制,当知,《周易》同样有一套相对完整的演算、决策的机制。“观物取象”可谓对管理对象的认知和抽象;“相似原则”则是对管理对象进行分类并建立模型;“感应原则”则是科学管理所要达成的目标。古人相信,通过这种运行机制,可以更好地进行“目标管理”。
(三)从文化哲学看《周易》的管理学性质
如果说在春秋以前,《周易》纯粹作为卜筮之书存在,那么经孔子进行传授、整理以后,《周易》已发生了人文学的转向,其人文思想主要体现在《易传》之中。及至两汉,《周易》与《尚书》、《春秋》、《诗经》、《礼经》并称“五经”,且《周易》位居“五经”之首,成为儒家治国安邦的重要经典。治国安邦,当然是管理,而且是“大管理”,作为“五经”之首的《周易》更是因蕴涵丰富而深奥的哲学而为历代决策者所深爱。且不言自古至今专门治易者有三千余家,即便《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等经典史学著作,乃至《淮南子》、《白虎通》、《春秋繁露》、《盐铁论》、《说苑》等中国一流经典著作也多以《周易》为基础,并藉此阐发管理国家的理论。时至今日,邻邦日本亦将《周易》视为高等管理人员的必读科目——《周易》的管理学性质由此可见一斑!
同时,伴随着两汉对儒家经学地位的确立,《周易》亦成为自汉以降历代统治者选拔人才的“必考科目”,对此,林忠军先生曾总结道:“《周易》是选拔古代优秀管理者的重要尺度。”[此亦为《周易》具有管理学身份的一大明证。
二、《周易》管理思想举要
我们说《周易》具有“管理学的品质”,实则在于其本身蕴含着丰富的“管理”思想。不过,在探讨《周易》管理思想之前,首先要明确“管理”的定义。“管理”的定义相当宽泛,可谓见仁见智,即便具有丰富管理思想的现代西方学者亦无定论:强调决策者认为“管理就是决策”;强调工作任务者认为“管理就是由一个或多个人来协调其他人的活动,以便收到个人单独活动所不能收到的效果”;强调管理者领导艺术者认为“管理就是领导”,如此等等,不一而足。虽然关于管理的定义众说纷纭,但关于管理的“主干脉络”却大致类同——管理,无非是“通过一定的手段、措施(计划、组织、控制、激励)来协调人力、物力和财力资源,以期更好地达成组织(既定)目标的过程”。
正如上文所述,具有卜筮性质的《周易》更倾向于“目标管理”,当然这个目标包含个体主观的需求——更多的是指通过“占卜”(即通过天人关系的感通)得来的“结果”,也许称之为“目的管理”更为恰切。这种“预测未来目标”的行为实质上就是现代管理学中的计划、决策行为。更可贵的是,《周易》绝非要人们局限于既定的“目标”(凶、悔、吝等不好的命运),而是希望人们采取积极的措施和行动,趋利避害,让事态向着主体所希冀的目标发展。
这里的“措施和行动”,指的就是《周易》中对人、财物的管理,其中还包括管理方法与模式的应用。本文试图从上述三方面挖掘周易所包含的管理思想。
(一)《周易》蕴含着丰富的“关于人的管理思想”
人是管理中的决定性因素,正如《系辞》所言,“何以聚人曰财”,即表明《周易》对人的重视。《周易》认为,善于识人、知人、用人、利人乃是管理取得成功的关键。
1.识人
识人,是用人的基础。如果看错人、用错人,则可能导致全盘皆输的局面。《系辞》中对识人有着精辟的论述:“将叛者,其辞惭。中心疑者,其辞枝。吉人之辞寡,躁人之辞多。诬善之人,其辞游。失其守者,其辞诎。”[2]424今天看来,似乎是经验之谈,但却体现了古人识人的策略,更体现了识人在管理中的重要作用。
2.交人
“识人”是用人的基础,而“交人”则是用人的根据。因为在管理中,即使了解到某人德才兼备,然而若用其人,必须先进行礼贤下士的“结交”,譬如刘备三顾茅庐,韩信月下追萧何,文王拜子牙等等,皆为“交心”之范例。若无任何沟通,他人将难以为己所用。对此,《系辞》云:“君子安其身而后动,易其心而后语,定其交而后求。”只有在以诚待人、相互沟通的基础上,决策者才能向他人提出要求,并使之为我所用。
3.用人
俗语云:金无足赤,人无完人。用人当用其长,更要“当位”。“当位”乃《周易》中的术语,指阴阳爻所处的位置,一般而言,阴爻处阴位(二、四、六),阳爻处阳位(一、三、五),即为当位。同样,利用人才,应“人尽其才”,方式当位,否则将造成严重后果。正如《周易·系辞》所云:“德薄而位尊,知少而谋大,力少而任重,鲜不及也。《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言不胜其任也。”[2]404决策者不可不察,尤其是家族企业,裙带关系多的企业在用人问题上更要慎之又慎。
4.同人
一个企业乃至一个国家,须上下同心,形成团队精神,方可达成既定的目标。《周易》中有“同人”之卦(天火同人),尤其重视团队精神,其卦辞曰:“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贞。”同人,意即与人志同道合,以天下为公。唯有上下齐心,志同道合,事业方可大成,预期目标方可实现。故尔,《系辞》云:“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同心之言,其臭如兰。”“同心”既是事业成功的重要保障,更是管理者追求的最高境界。
5.利人
利人,意即以利益鼓励人,可看做现代管理的激励制度。《乾卦·文言》云:“利者,义之和也……利物足以和义,贞固足以干事。”对于“利”,孔颖达言:“利物足以和义者,言君子利益万物,使物各得其宜,足以和合于义,法天之利也。”[4] “利”就是使所属各部分各得其利,各得其之所宜。这既理所当然地指向对被管理者利益的关怀,以使人安,同时也可以视为一种激励制度。《周易·系辞》所谓的“备物致用,立成器以为天下利,莫大乎圣人”之言,无疑乃是对决策者的极高要求。
(二)《周易》蕴含着精辟的“关于物的管理思想”
《周易》对(财)物的管理思想主要包括“物尽其用”的“当位”理念、节约原则和“知几”的细节管理思想等。
1.“物尽其用”
“物尽其用”同“人尽其才”相对应,主要讨论“当位”原则。物的当位原则,是指物的价值与其所处的“位置”(地位)有关。茅草本为极其普通之物,然而在举行祭祀大礼时,茅草的价值就非同寻常。《大过》卦云:“初六,藉用白茅,无咎。”即言,祭祀时用白茅衬垫祭品,必然没有过失。孔子对此进行引申:“苟错诸地而可矣。藉之用茅,何咎之有?慎之至也。夫茅之为物薄,而用可重也。慎斯术也以往,其无所失矣。”[2]365孔子认为,假设没有茅草,只要怀着慎重恭敬之心对待祭祀,也是可以的。但这里,孔子对“夫茅之为物薄,而用可重也”的思想实则凸显了“当位”的思想,物本无所谓有用、无用之分,只要当时、当位,则即使轻微如茅草之物也可有大用。既然物皆有用,就不存在弃物,而在于如何用。无疑,这种对物的态度在管理学上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2.节俭原则
同“当位”原则相联系,则是对(财)物的节俭理念——既然物无弃物,那么对于物应该采取节俭原则。更何况,在古人看来,“节俭”乃是天道的体现。《节》卦彖辞曰:“天地节而四时成。节以制度,不伤财,不害民。”很明显,《周易》借天道以明人道,提出管理国家的大原则,在于节俭。《节》卦爻辞六三亦曰:“不节俭,则嗟若,无咎。”其意为,不节俭则贫困,处贫困则知悔过,若节俭则可以无灾难:进一步强调了节俭的作用。“节俭”意识不仅是一种美德,同时也是一种管理理念。善于管理者无不倡导节俭理念,中国知名大企业如鞍钢、大庆、一汽、二汽、首钢、攀钢等大型骨干企业,无不倡导勤劳节俭的企业文化理念。
3.细节管理
当代管理思想尤其重视细节管理。确实,某种意义上,“细节决定成败”。《周易》尤其重视细节的作用,《系辞》曰:“知几,其神乎?君子上交不谄,下交不渎,其知几乎!几者,动之微,吉之先见者也。君子见几而作,不俟终日。”[2]405细节在《周易》中又称之为“几”。“几”指苗头、征兆。《周易》强调“知几”、“研几”的细节功夫。知几,就是善于从细微、细节处看出事物发展的端倪,从而避免事物向不好的方向发展。“研几”则是指善于研究事物的细节、精微处,以此提高管理者的决策能力和应变能力。知几、研几的功夫相当艰深,只有不断深入事物(过程)的细微处,不断地观察、分析、反思,方可领会事物发展的微妙处。然而,一旦拥有了“知几”的火眼金睛,管理事业则可运行于掌,恰如《系辞》所云:“圣人之所以极深而研几也,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几也,故能成天下之务,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2]376
(三)《周易》亦涉及到“管理方法与管理模式”的内容
《周易》所涉及的管理方法和模式,主要可概括为过程管理、模型管理。当然,二者皆建基于目标管理的格局之下。
1.过程管理
正如上文所言,从卜筮的性质来看,《周易》所彰显的管理思想固然更贴近“目标管理”,然而,就围绕着既定目标之达成而言,《周易》又蕴含着过程管理的思想。
《周易》的过程管理,根据控制对象的不同,大致可分为“心理控制”和“事件控制”。
“心理控制”的对象是人。在管理过程中,最重要的因素是人,尤其是人的意志、情感等心理状态将随着事物的波动而产生或悲观、浮躁、厌倦的情绪,或盲目乐观、目空一切的骄傲情绪。现代管理学将这种对人情绪的调控,称之为管理心理学。《周易》尤其重视对人的心理管理和调控,通过强调事物的变动不居,告诫人们须有居安思危的意识,须“得意不忘形”,如《泰》卦本象征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的最佳状态,然而其上六预示这种良好的状态不能长久:“城复于隍。勿用师,自邑告命。贞吝。”同时,《周易》还激励人们在危难之际不要丢掉理想、信念与希望,《否》卦即如此。《否》卦本为不祥之卦,然而其结局却如《否》卦上九爻辞所谓的“倾否,先否,后喜”。《泰》《否》两卦昭示人们,在创业的过程中,要抱有坚定的信念与中和的心态,不因物喜、不因物悲,应像《随》卦那样,在创业的整个过程中,践行随和、随时和追随正道的原则,既保持正道直行的韧性与随和的心态,又能适时而变,不改初衷。
“事件控制”的对象指的是事件本身。由于事物的发展处于动态的过程中,甚至处于不可预料的态势下,在此情势下,人们应当如何对事件本身进行控制呢?《周易》的指导思想是:因时而变,趣时而革。《蛊》、《革》两卦明晰,《蛊》卦认为,面对事件中的疲敝现象,必须坚定信心,积极治理,把由乱到治到乱的必然性和治蛊的能动性结合起来,推动新局面的出现;《革》卦则认为“天地革而四时成”,要及时根据事物发展的特点,顺应自然规律,根据外部环境的变化,选择适当时机,进行大胆变革,以促进事物向希冀的目标发展。
事实上,周易六十四卦的排序也可以看做是对事物发展过程的监管和控制,乾坤乃创业之始,而创业过程则由艰难之《屯》卦出发,逐渐强盛,然其发展过程并非直线式的,而是依无平不陂、剥极必复、否极泰来的螺旋线方式演进。六十四卦最终以《未济》终结,极具深意:它预示圣人追求的“举而错之于天下之民谓”的事业乃是无穷尽的“大业”,与起始之《乾》卦所寓意的自强不息遥相呼应。悉心体悟六十四卦的排列顺序及其大义,难道不可将之视为“过程管理”的描述和控制?限于篇幅,此不展开论述。
2.模型管理
正如西方现代管理善用、引进数学模型一样,《周易》其实也善于用“模型管理”。《周易》所采用的模型,是建立在观物取象与抽象符号的基础之上,遵循的是相似原则(即上文的天人合一的运行机制)。《系辞》对这种模型管理模式有着较为详尽的叙述:“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盖取诸《乾》、《坤》。刳木为舟,剡木为楫,舟楫之利,以济不通致远,以利天下,盖取诸《涣》……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盖取诸《夬》。”对于“卦”与“(典章)器物”的关系,不少学者对《系辞》的说法提出质疑,如郭沫若、任继愈等先生认为卦由物象而来,而非先有了《涣》卦才有舟楫的发明。笔者对此提出不同看法。笔者认为,对于器物与卦的关系,不仅要从来源上考量,更要将其纳入事物演进的动态链条中。就起源而言,当然是先有(混沌)物而后有卦,然而,当有了卦(卦代表抽象的理性思维)以后,“卦”则可指导人们更好地制“器”,从这个意义上讲,器物来源于《卦》也是有道理的。上文《系辞》所言的“万民以察,盖取诸《夬》”等说法,就在于《系辞》作者强调了理性思维的指导意义。这种由具象(事物)到抽象符号(模型)进而分类乃至创造出新事物(如器物、典章制度的产生)的管理模式,即为中国最早的模型管理。不过,周易中的模型管理与现代西方管理学的模型管理的不同之处,在于西方现代管理注重定量分析,具有清晰性和准确性,而《周易》所涉及的“模型管理”则注重定性分析,具有模糊性、混沌性。
三、《周易》管理思想的人文价值
以上论证并挖掘了《周易》的管理思想,并非意味着笔者将《周易》视为管理学之圭臬,而是希冀决策者、执政者能从中得到有益的启示。客观地讲,《周易》的管理思想没有现代管理学中的“量化”手段,似乎缺乏科学性,也很难直接被“套用”而立竿见影,但这并不意味着《周易》所蕴含的管理思想没有任何启迪意义。恰恰相反,在人们普遍将管理拘泥于企业且以经济利益为终极目的的当下,《周易》管理思想中的人文价值更富有启迪意义。
其一,《周易》所独有的宏大“天人”管理视野及其所追求的“保和太和”的管理境界,具有恒久的借鉴价值。《周易》乃天人之学,它研究的问题囊括整个宇宙,即包括三才之道(天道、地道、人道)的所有问题,正所谓“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此言其视野宏阔;同时《周易》所追求的最高管理目标乃是“保和太和”的和谐境界,它超越了当代管理者多以财富为终极的狭隘目标,而是以天、地、人和谐相处为目标的高妙境界。因此,无论从《周易》管理思想的视野还是所追求的最高境界来看,皆对当今的政治管理、文化管理、经济管理有着重要的启迪意义。
其二,《周易》管理思想中所凸显的开放、和谐的“变易”思维模式,尤其对“过程管理”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汉人把《周易》的内容归为“三易”,即变易、不易和简易。然而其要旨则是“变易”。《周易》的变易思想启迪人们,在“过程管理”中,不能拘泥、执定于常态、纲要、公式或教条,要时时注意到主体与外界环境以及其关系(天、地、人所处的动态关系)的变化。只有在管理过程中积极遵循“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变易思想,效法天地自然的流行不息,方可立于不败之地。这种不拘一格、应时而变的开放思维模式,在当今管理中仍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如“过程管理”中的“权变”理论,所彰显的无非是“动态的思维模式”而已。更值得注意的是《周易》的“变易”思想始终在维系“天、地、人”和谐关系的基础上进行,是一种和谐思维。它要求管理者在管理过程中坚持中庸立场,不偏不倚、适量守度,通过选择最佳的管理方法,以保证管理活动合理有效运行。这种开放、和谐的思维模式规避了“西方过程管理”中经常出现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盲目求变的片面思维,其意义不言而喻。
其三,《周易》管理思想对义利的态度值得当下管理者反思。《周易》不排斥“利”, 所谓“利用安生”,即表明其对“利”的重视。然而,《周易》更倾向于从开阔的视野上阐释“利”的概念,且将义、利紧密结合起来。《乾卦·文言传》说:“元者,善之长也;亨者,嘉之会也;利者,义之和也;贞者,事之干也。君子体仁,足以长人;嘉会,足以合礼;利物,足以和义;贞固,足以干事。”[2]93此既涵摄了“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经营理念,更强调了义对利的引导作用。《系辞·下》中说:“小人不耻不仁,不畏不义,不见利不劝,不威不惩。小惩而大戒,此小人之福也。”又说:“禁民为非曰义。”“义”者,宜也。“宜于彼不宜于此,不得谓之利;宜于此不宜于彼,亦不得谓之利。必两利俱利,然后为利。”把一己之利当成最高的甚至唯一的行为准则,是“小人”的行为,此行为必将导致对社会整体秩序的破坏,甚至会走上犯罪道路并反过来毁掉其利益。所谓“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贞吝”,即表明此意。因此必须用“义”来规范主体的决策管理活动,无疑,《周易》建立的义利观尤其值得当今管理者反思。
其四,《周易》管理思想具有浓郁的人文色彩,尤其强调了决策者的人文关怀。正如日本管理大师松下幸之助所倡导的“松下生产人,同时生产电器”[5]管理理念一样,《周易》始终把人放到第一位。《周易》固然讲究“举而错之于天下之民”的事业,但更强调进德修业,重视人的塑造。《易传》反复强调学问思辩、进德修业,注重挖掘人之德性,塑造完美的谦谦君子。《系辞》中三陈九德,即为明证,此体现出《周易》管理思想具有浓郁的人文色彩。同时,《周易》还认为进德修业乃须依靠决策者(圣人)率先垂范的引导作用来完成,例如《乾》卦强调最高管理者须有开拓进取的刚健精神并以此激励他人;《坤》卦和《泰》卦要求管理者须具有内刚外柔的品行和宽厚远大的胸怀;《中孚》卦要求管理者须具备诚信品格;《谦》卦要求管理者应具备中谦、退让的品德;《比》卦要求管理者与百姓打成一片;《同人》卦要求管理者破除私心杂念;《观》卦则要求管理者应当体察民情、关注民生等等,这些皆雄辩地表明,《周易》视野下的决策者具有深沉的人文关怀:《周易》视野下的“圣人”(决策者)并非单纯的盈利者,而是教化百姓并与之德性共进的精神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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