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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棋与《周易》
象棋是一种智力游戏,但不是单纯的游戏,不妨喻之为待开采的文化之“矿”。
二十年前,笔者从系统论角度对象棋文化做过探讨。退休后初涉《周易》,却有所震动。作为中华文化之根的《周易》,不仅义理与思维方式与象棋相近,而且思维理路上亦与象棋相似。
象棋与围棋虽同属棋类,但历史上所受“待遇”却厚薄有别,对此本人曾长期不明究竟。前些时读到张东鹏《(周易)与围棋之道》(以下简称“张义”)后,方略有所悟。
就“象”的层面言,围棋棋子为圆,棋盘为方,与古人“天圆地方”之说相合。清人汪缙所著《弈喻》“以《周易》象数思想对围棋进行了诠释,认为弈之数即是《易》之数,弈之象即是《易》之象,弈之道即是《易》之道。”其二,围棋自第一颗棋子落枰时起,“黑白交替行棋,阴合阳变”,由简入繁。由于是从空棋盘上开始落子,这又寓意着道家所谓“有生于无”及“繁生于简”的变化之道,同时也是对《周易》中“太极本无极”的直观形象的诠释。
由于“象”乃是《周易》的敲门之砖,是最重要的基础性概念,因此历史上《周易》“亲围疏象”之倾向也就可想而知了(象棋之“象”直观上易使人与战争产生联想。因此在古代,若想使象棋与《周易》攀缘攀亲却有些勉为其难)。正是由于围棋自古就受到《周易》之“道”的特殊观照,因此在理论发展与成熟程度远甚于象棋。在《周易》的观照下,围棋很早就出现了具有对立统一关系的诸多成对范畴,如死活、大小、先后、缓急、厚薄、向背、损益等等,以至视“围棋之道即是阴阳之道”。
在古代士大夫眼中,围棋作为“道”之载体,其价值更在于启迪对人生世事的领悟。欧阳修编撰史书时就曾以弈比喻治国,以围棋中“当位”、“得位”的重要作用来比喻用人,指出只有将人放在正确的位置上才能发挥出应有的作用。姚启圣(清康熙年间的福建总督,收复台湾的决定性人物之一)则根据自己军旅生涯的人生经历和读《易》及对弈中的心得体会,指出《不古编》的作者吴生对围棋之道有一定体悟,但若能进而学习《周易》,把弈道推而广之的话,那么不论治民还是用兵都会取得很大的成功。清人尤侗则说:“试观一十九行,胜读二十一史。”如此等等。
所以张文认为,“在《周易》哲学思想的观照下,围棋不再局限于围棋本身,而是在‘道’的维度上与人生世事连在一起,被赋予了更广泛、深刻的价值。”史良昭先生则说,“(古人)以人世的积极态度对待围棋,又以棋局的实践与心得反照人生,建立了围棋与政治、军事、哲学、人事、艺术等等的交通。世界上没有一种游戏技艺能像古代围棋这样,同外部事物发生如此广泛的联络,在社会生活中产生如此深邃的反响。”
在古代社会中,从“道”的层面言说象棋者似仪周武帝宇文邕一人,而且说的是象棋之前身“象戏”(“象戏”之名相传宇文邕所创)。据李松福《象棋史话》所载:宇文邕试图以“《周易》之象解释象棋的变化”(但如何“解释”却未见其文)。宇文邕看到,“当时在民间流传的象戏具有军事部署与战略战术的意义,所以‘废百戏’而‘制象经’,说明他重视象戏的军事价值,而不是单纯为娱乐而娱乐。”
总的来讲,棋制上的不同,是历史上象棋与围棋所受“待遇”厚薄不同的原因所在。但以今人眼光视之,棋制之别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两种棋所蕴藏的精神内涵。站在当今系统理论的高度俯视象棋与围棋,笔者以为象棋对《周易》的“暗恋”程度并不亚于围棋。(笔者认为,《周易》实可视为中国古代系统论思想之集大成)问题在于我们能否超越古人认识的局限,下功夫对象棋与《周易》的内在关联作深层次挖掘。再说,即便以棋制相比,象棋也有自身的优势:围棋一旦落子即固定不动,象棋棋子却始终处在运动变化之中,因此与《周易》的变化之道及动静之理似乎更接近一些。
以下,本人拟根据近年研究中的粗浅体会,试图对象棋与《周易》的内在关联做一初步探讨,以抛砖引玉。
一、以象示变,变中求道
象棋与《周易》不仅都与“象”难舍,且都与“变”难分!《周易》中,“象”与“变”乃携手同行共始终。象棋言“象”,应来自《周易》之“象”。远古时代当“概念思维”尚未确立之时,人的思维活动几乎全被“象思维”垄断。《周易》之哲理意蕴,均藉“象”而立。《周易》中的卦象与爻象,其义有三:或为现象,或为意象,或为法象。其中“法象”指的是效法外部现象、“取象比类”后所得之“象”。如谦卦下体是山,上体是地,合成一卦则呈“山在地下”之象,“取象比类”后便得“谦”。谦卦象征“才高不自许,德高不自矜,功高不自居”。象棋以“象”作棋名,也是意在“立象以尽意”,属“法象”之列。
“以象示变,变中求道”,乃象棋与《周易》最大共同点。象棋千变万化自不待言,而《周易》数千年来也一直是被视作“通变”之书。这从它的英译书名:“The Bible of Changes”或“The Book of Changes”亦略见一斑。
所谓“以象示变”,如乾卦的卦象与爻象皆为“龙”。但不同爻位上的“龙象”又呈变化之态,即历经“潜龙”、“现龙”、“跃龙”、“惑龙”、“飞龙”、“亢龙”六阶段。
要“变中求道”得先求“通”。所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换成现代话语,是指事物的量变达到极端或临界点时,必会有新东西(质变)产生。正是由于一物变他物的生生不已运动变化,使得世问万物彼此转化沟通,大干世界由此而永恒续存,所以“生生”乃“天地之大德”。“通变”为世间万物共有,人得去适应它,所以《周易》又强调“适变”。“适变”即根据变化着的客观情况规范自己的行为,使主客相符。所谓“明于天之道,而察于民之故”即是“适变”的前提条件:只有弄清楚了客观实际,人才有驾驭客观世界的可能。概而言之,“通变”是通观整体之变,非囿于一时、一事、一隅的局部之变。人一旦知“变”且“通”,即可进入“彰往察来”、“阐微显幽”之境,以至“道”。许银川在一幅题字中称“半壁河山半攻守,半争成败半悟道。”这“悟道”二字,令人玩味与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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