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诗王安石的元日
引导语：一片爆竹声送走了旧的一年，饮着醇美的屠苏酒感受到了春天的气息。王安石的《元日》是一首写古代迎接新年的即景之作，取材于民间习俗，敏感地摄取老百姓过春节时的典型素材，下面是这首古诗的知识信息，欢迎大家阅读!
元日
朝代：宋代
作者：王安石
原文：
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
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
注释
⑴元日：农历正月初一，即春节。
⑵爆竹：古人烧竹子时使竹子爆裂发出的响声。用来驱鬼避邪，后来演变成放鞭炮。一岁除：一年已尽。除，逝去。
⑶屠苏：“指屠苏酒，饮屠苏酒也是古代过年时的一种习俗，大年初一全家合饮这种用屠苏草浸泡的酒，以驱邪避瘟疫，求得长寿。
⑷千门万户：形容门户众多，人口稠密。曈曈：日出时光亮而温暖的样子。
⑸桃：桃符，古代一种风俗，农历正月初一时人们用桃木板写上神荼、郁垒两位神灵的名字，悬挂在门旁，用来压邪。也作春联。
赏析
此诗描写春节除旧迎新的景象。一片爆竹声送走了旧的一年，饮着醇美的屠苏酒感受到了春天的气息。初升的太阳照耀着千家万户，家家门上的桃符都换成了新的。
这是一首写古代迎接新年的即景之作，取材于民间习俗，敏感地摄取老百姓过春节时的典型素材，抓住有代表性的生活细节：点燃爆竹，饮屠苏酒，换新桃符，充分表现出年节的欢乐气氛，富有浓厚的生活气息。
“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逢年遇节燃放爆竹，这种习俗古已有之，一直延续至今。古代风俗，每年正月初一，全家老小喝屠苏酒，然后用红布把渣滓包起来，挂在门框上，用来“驱邪”和躲避瘟疫。
第三句“千门万户曈曈日”，承接前面诗意，是说家家户户都沐浴在初春朝阳的光照之中。结尾一句描述转发议论。挂桃符，这也是古代民间的一种习俗。“总把新桃换旧符”，是个压缩省略的句式，“新桃”省略了“符”字，“旧符”省略了“桃”字，交替运用，这是因为七绝每句字数限制的缘故。
诗是人们的`心声。不少论诗者注意到，这首诗表现的意境和现实，还自有它的比喻象征意义，王安石这首诗充满欢快及积极向上的奋发精神，是因为他当时正出任宰相，推行新法。王安石是北宋时期著名的改革家，他在任期间，正如眼前人们把新的桃符代替旧的一样，革除旧政，施行新政。王安石对新政充满信心，所以反映到诗中就分外开朗。这首诗，正是赞美新事物的诞生如同“春风送暖”那样充满生机;“曈曈日”照着“千门万户”，这不是平常的太阳，而是新生活的开始，变法带给百姓的是一片光明。结尾一句“总把新桃换旧符”，表现了诗人对变法胜利和人民生活改善的欣慰喜悦之情。其中含有深刻哲理，指出新生事物总是要取代没落事物的这一规律。
这首诗虽然用的是白描手法，极力渲染喜气洋洋的节日气氛，同时又通过元日更新的习俗来寄托自己的思想，表现得含而不露。
名家评价
王相《增补重订千家诗》：“此诗自况其初拜相时的行君政，陈旧布新，顺始行己之政今也。”
熊柏畦《宋八大家绝句选》：“这首诗既是句句写新年，也是句句写新法。两者结合得紧密桔切，天衣无缝，把元日的温暖光明景象，写得如火如荼，歌颂和肯定了实行新法的胜利和美好前途。”
姚奠中《唐宋绝句选注析》：“用一‘换’字，即写出当时的风俗习惯，更为读者开辟了新的诗意。揭示出新的代替旧的，进步的代替落后的，历史发展的这个不可抗拒的规律。”
政治家王安石
庆历二年(1042年)，王安石以进士第四名及第，历任签书淮南(扬州)节度判官厅公事、知鄞县(今浙江宁波)事、舒州(今安徽潜山)通判，一度调开封任群牧司判官，旋又外调知常州事、提点江南东路刑狱公事，继召为三司度支判官、知制诰。多年的地方官经历，使王安石认识到宋代社会贫困化的根源在于兼并，宋封建统治所面临的危局是“内则不能无以社稷为忧，外则不能无惧于夷狄”。因此，王安石在嘉佑三年(1058年)上宋仁宗赵祯的万言书中，要求对宋初以来的法度进行全盘改革，扭转积贫积弱的局势。以历史上晋武帝司马炎、唐玄宗李隆基等人只图“逸豫”，不求改革，终于覆灭的事实为例，王安石对改革抱有士大夫群中少见的紧迫感，大声疾呼：“以古准今，则天下安危治乱尚可以有为，有为之时莫急于今日”，要求立即实现对法度的变革;不然，汉亡于黄巾，唐亡于黄巢的'历史必将重演，宋王朝也必将走上覆灭的道路。封建士大夫也把治国太平的厚望寄托于王安石，期待他能早日登台执政。熙宁初，王安石以翰林学士侍从之臣的身份，同年轻的宋神宗宋神宗议论治国之道，深得宋神宗赏识。熙宁二年(1069年)，王安石出任参知政事，次年，又升任宰相，开始大力推行改革。
王安石变法的目的在于富国强兵，借以扭转北宋积贫积弱的局势，巩固地主阶级的统治。王安石明确提出理财是宰相要抓的头等大事，阐释了政事和理财的关系，指出“政事所以理财，理财乃所谓义也”。更重要的是，王安石在执政前就认为，只有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才能解决好国家财政问题：“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执政以后，王安石继续发挥了他的这一见解，曾经指出：“今所以未举事者，凡以财不足故，故臣以理财为方今先急”，而“理财以农事为急，农以去其疾苦、抑兼并、便趋农为急”。在这次改革中，王安石把发展生产作为当务之急而摆在头等重要的位置上。王安石认为，要发展生产，首先是“去(劳动者)疾苦、抑兼并、便趣农”，把劳动者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使那些游手好闲者也回到生产第一线，收成好坏就决定于人而不决定于天。要达到这一目的，国家政权需制定相应的方针政策，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从上到下的改革。王安石虽然强调了国家政权在改革中的领导作用，但他并不赞成国家过多地干预社会生产和经济生活，反对搞过多的专利征榷，提出和坚持“榷法不宜太多”的主张和做法。在王安石上述思想的指导下，变法派制订和实施了诸如农田水利、青苗、免役、均输、市易、免行钱、矿税抽分制等一系列的新法，从农业到手工业、商业，从乡村到城市，展开了广泛的社会改革。与此同时，王安石为首的变法派改革军事制度，以提高军队的素质和战斗力，强化对广大农村的控制;为培养更多的社会需要的人才，对科举、学校教育制度也进行了改革，王安石亲自撰写《周礼义》、《书义》、《诗义》，即所谓的《三经新义》，为学校教育改革提供了新教材。
变法触犯了保守派的利益，遭到保守派的反对。因此，王安石在熙宁七年第一次罢相。特别是由于变法的设计者王安石与变法的最高主持者宋神宗在如何变法的问题上产生分歧，王安石复相后得不到更多支持，不能把改革继续推行下去。加上变法派内部分裂，其子王雱的病故，王安石于熙宁九年第二次辞去宰相职务，从此闲居江宁府。宋哲宗元佑元年(1086年)，保守派得势，此前的新法都被废除。政局的逆转，使王安石深感不安，当他听到免役法也被废除时，不禁悲愤地说：“亦罢至此乎!”不久便郁然病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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