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葛蕴作巫山高爱其飘逸因亦作其二

王安石·葛蕴作巫山高爱其飘逸因亦作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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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葛蕴作《巫山高》，爱其飘逸，[1]其二

　　巫山高，偃薄江水之滔滔[2]。

　　水于天下实至险，山亦起伏为波涛。

　　其巅冥冥不可见[3]，崖岸斗绝悲猿猱[4]。

　　赤枫青栎生满谷，山鬼白日樵人遭。

　　窈窕阳台彼神女[5]，朝朝暮暮能云雨[6]。

　　以云为衣月为褚[7]，乘光服暗无留阻[8]。

　　昆仑曾城道可取[9]，方丈蓬莱多伴侣[10]。

　　块独守此嗟何求[11]，况乃低回梦中语。

　　【注释】

　　[1]葛蕴：北宋诗人，与王安石同时。曾巩《元丰类稿》有《答葛蕴》诗云：“得子百篇作，读之为欣忻。大章已逸发，小章更清新。”葛蕴“百篇作”中，有《巫山高》一诗，属“大章已逸发”者。《巫山高》：汉乐府诗名，这里是葛蕴用乐府旧题创作的一首古体诗。

　　[2]偃薄：犹卧临，堵塞逼迫之意。

　　[3]冥冥：昏暗，指山峰高耸入云看不清。

　　[4]斗绝：即陡绝。

　　[5]神女：传说中的巫山女神。

　　[6]“朝朝”句语本宋玉《高唐赋》：“旦为朝云，暮为行雨，朝朝暮暮，阳台之下。”

　　[7]褚：丝绵衣服。

　　[8]服：犹乘，使用、驾驭之意。无留阻：指来去自如，出没自由。

　　[9]昆仑曾城：传说中的神仙住地。传说昆仑山有曾城九重，高一万一千里，上有不死之树。[10]方丈蓬莱：传说中海上的两座仙山。

　　[11]块独：孤独。

　　【导读】

　　作者写此诗纯为追慕“飘逸”之风格，所谓“飘逸”，就是指驱驾气势，驰骋想象而构成的风格。全诗前半写巫峡之高峻凶险，后半写神女的朝云暮雨、独处巫山，虽无深刻意蕴，却有丰富的想象、奇诡的语言、浩荡的气势和飘逸的风格，而成为一代杰作。叶梦得《石林诗话》载欧阳修之子欧阳?述其父自评语，谓：“吾诗《庐山高》今人莫能为，唯李太白能之。”读王安石这首《巫山高》也有“唯李太白能之”的感觉，因而，为王安石诗作注的李壁说：“公此诗体制类欧公《庐山高》，皆一代杰作。”

　　“水于天下实至险，山亦起伏为波涛”既概括又形象地勾勒出巫山巫峡的山形水势，气势雄伟，体现了诗人掀雷挟电的气魄与笔力。陈衍《宋诗精华录》称道：“三四两句，横绝一世，何减‘?崎乎数州之间，灌注乎天下之半’邪!是能以文为诗者，诲于天地间，为物最巨，犹词费矣。”可见对此二句是极度赞赏。所引“?崎”二句是左思《吴都赋》中语，陈衍借此指出王诗“以文为诗”的特点。确实，句中用了“于”、“亦”等虚字，以及“实至险”、“为波涛”等文章用语与句式，遂令诗作更为流走自然，造成了奔泻壮阔的气势。这正是王安石以文为诗的成功之处。陈衍还称赞：“‘山鬼’于各诗辞中，三次见面，愈出愈奇矣。‘乘光’七字，亦惊人语。”

　　葛蕴作《巫山高》，爱其飘逸，[1]其一

　　巫山高，十二峰。

　　上有往来飘忽之猨猱，下有出没瀺灂之蛟龙，中有倚薄缥缈之神宫。

　　神人处子冰雪容，吸风饮露虚无中。

　　千岁寂寞无人逢，邂逅乃与襄王通。

　　丹崖碧嶂深重重，白月如日明房栊。

　　象床玉几来自从，锦屏翠幔金芙蓉。

　　阳台美人多楚语，秖有纤腰能楚舞，争吹凤管鸣鼍鼓。

　　那知襄王梦时事，但见朝朝暮暮长云雨。

　　诗人王安石简介

　　王安石（1021年12月18日－1086年5月21日），字介甫，号半山，谥文，封荆国公。世人又称王荆公。汉族，北宋抚州临川人（今江西省抚州市临川区邓家巷人），中国北宋著名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改革家，唐宋八大家之一。欧阳修称赞王安石：“翰林风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老去自怜心尚在，后来谁与子争先。”传世文集有《王临川集》、《临川集拾遗》等。其诗文各体兼擅，词虽不多，但亦擅长，且有名作《桂枝香》等。而王荆公最得世人哄传之诗句莫过于《泊船瓜洲》中的“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

　　个人恩怨

　　说到苏东坡的政敌，最难措辞的莫过于王安石了，然而事实上又绝对无法回避王安石，因为两人不但分属两个政治营垒，又是上下级关系，而且彼此之间还有纠缠不清的私人恩怨。王安石去世后，中书舍人苏轼为其撰《王安石赠太傅》的"制词"，足见关系的不一般。

　　东坡一入仕途就陷入了新旧党争，他的父亲和弟弟、他敬爱的朝中元老、他的亲朋好友，几乎无一不是站在旧党一边的。当然，更重要的是东坡本人的政治观念与新法南辕北辙，他的学术思想也与新学格格不入，忠鲠谠直的他不可能违心地对方兴未艾的新政沉默不言，他势必要成为新党的政敌，也势必要与新党党魁王安石发生冲突。

　　苏洵与王安石素不相协，嘉祐年间苏洵以文章名动京师，王安石却未有一言褒奖。王安石的母亲去世，朝中大臣纷纷前去吊唁，苏洵独不前往。东坡对其父写《辨奸论》是不以为然的，认为有些话说得太过分。东坡对王安石的文才也非常赞赏，曾称道王安石所撰的《英宗实录》为本朝史书中写得最好的。

　　但是东坡对王安石好为大言诡论的行为非常不满，曾在祭刘敞的祭文中予以讥刺。熙宁二年(1069)，东坡上疏论贡举之法不当轻改，神宗非常重视，当天就予接见，然后又想让东坡修中书条例，王安石阻拦并力荐吕惠卿。同年，东坡为国子监举人考官，策题以历史上君主独断或兴或亡之事为问，王安石大为不悦。神宗又想让东坡修起居注，王安石却说东坡不是“可奖之人”。神宗说东坡文学出众，为人亦平静，司马光、韩维等大臣都称道之。王安石回答说东坡是“邪险之人”，还说1066年东坡遭父丧时，韩琦等赠送赙金不受，却利用运丧的官船贩卖苏木入蜀，还说此事是人所共知，所以东坡虽有才智和名望，但只能当个通判，不可大用。

　　然而王安石却绝非奸佞小人，他与苏东坡的矛盾仅仅是政治观念的不同，为了推行新政，王安石当然要打击，排斥清洗反对派，但也仅仅是将其降职或外放，从不罗络罪名陷害对手，也从未企图将对方置于死地。甚至，当“乌台诗案”发生时，已经辞官的王安石还挺身而出上书皇帝，营救朋友兼政敌苏东坡，直言“岂有圣世而杀才士乎”。要知道王安石与苏东坡长期政见不和，而苏东坡却正是因为蔟击新政而罹祸，王安石却能摒弃私见主持公道。更何况，当时不但苏轼本人已经屈打成招，就连他自己的许多亲朋好友都噤若寒蝉，无人敢为苏东坡说一句话，而王安石这时却是一个被皇帝和百官厌弃的人，此时他受尽攻击遍体鳞伤，又痛失爱子家破人亡，一人孤独在家独守贫寒，在这种情况下他还能冒险在苏东坡的亲友都不敢为他说话时上书皇帝为他申冤，正因为个人品德高尚，所以他可以不顾个人好恶宁肯冒着危险在别人都不敢为苏轼说话，甚至连其亲朋好友都不敢为其说话时在自己失势的情况下仍然挺身而出为苏轼向皇帝直言鸣冤，真可谓高风亮节！

　　同样，苏轼对王安石的不满也仅仅限于政治观念上，苏东坡不但在王安石落难之后写诗给他，说“从公已觉十年迟”，而且在代宋哲宗所拟的敕书中，高度评价自己的这位政敌，说正因为天意要托付“非常之大事”，才产生王安石这样的“希世之异人”，并称赞他“名高一时，学贯千载，智足以达其道，辩足以行期言；瑰玮之文，足以藻饰万物；卓绝之行，足以风动四方。”

　　此外，王安石的品行不论是他的敌人还是朋友都十分敬佩，无话可说。王安石质朴，节俭，博学多才，在当时士大夫中有极高威望，且是历史上惟一不坐轿子不纳妾，死后无任何遗产的宰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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