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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渊明与苏东坡的归隐比较
归隐意思是回家隐居；回到民间或故乡隐居。下面是小编收集整理的陶渊明与苏东坡的归隐比较，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陶渊明本不反对走仕途，相反，他当初是怀着“大济苍生”的抱负进入官场的，毕竟，知识分子实现人生价值最常见、最正统、最容易走通的道路就是当干部。但由于陶渊明不适应官场繁琐的显规则和潜规则，放不下架子，不愿意为五斗米向乡里小儿折腰，在理想和现实的尖锐冲突中，陶渊明最后选择了“守拙归田园”。辞职后地位没有了，俸禄没有了，趋炎附势的朋友没有了，虽勤于耕作，“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日子还是很清苦。但他“不戚戚于贫贱”，“衔觞赋诗，以乐其志”，忘怀得失，以此自终。
陶渊明时代人少地多，没有环境污染，不难找到山清水秀的清静之所，他能够通过原始的农耕基本实现自给自足。但因为不求甚解，所以看的书多;因为辄饮必醉，所以喝的酒多。买书买酒在当时都是很奢侈的事情，增加了不少经济支出，所以，生活时常窘迫。好在那时文化人少，陶渊明在乡下更是稀缺资源，识个文、断个字、当个家庭老师之类的，还是有用的，加上乡风淳朴，总有人接济他，使得他能够忘机于世外桃源，从而给后世树立了高人逸士的形象。
六百多年之后的苏东坡是陶渊明的忠实粉丝，他真切推崇陶渊明的隐逸风度，发掘出其更多的美学价值。
与陶渊明相比，苏东坡的才学更全面，他既是书法家(宋四家之首)，又是画家(如枯木竹石图)、美食家(如东坡肉)、服装设计师(如子瞻帽)，其最突出的成就是诗文和词作，尤其是词作，苏东坡对当时流行的娱宾遣兴、依红偎翠为格调的俗词注入文人高雅的品格，特别是注入了苏东坡式的超脱、飘逸、思辨的情趣和节操，这种雅化的词风，契合了当时社会的审美发展思想，影响深远。
苏东坡的才学积累和展示得益于北宋偃武修文的国策。当时文坛思想活跃，群星闪烁，文化人占据了社会上层。苏东坡立志报国，他思想敏锐，文笔犀利，胸无城府，口无遮拦。改革派上台他挑刺，保守派上台他也挑刺，甚至连一国的最高领导人也敢揶揄，整个一个愣头“愤青”。同僚虽以敬佩或嫉妒的方式承认他的才学，但往往忍受不了他的个性。
苏东坡的一生像过山车，满腹经纶变成了“一肚子不合时宜”。他从高考成名开始，几十年多次下岗、待业、行政记过、降职甚至判刑入监，几乎“断了老头皮”，“破灶烧湿苇”的窘迫，“缥缈孤鸿影”的悲凉，“自稼躬耕”的艰辛，虽“长恨此身非我有”，但终未能“忘却营营”，一生没有远离仕途主线，最终在工作调动途中溘然长逝，“江海寄余生”“一蓑烟雨任平生”只是寄托于诗词中的理想，留给后人的不只是“也无风雨也无晴”的豪迈，更有“羡长江之无穷”、“人生如梦”的感慨。
陶渊明身心俱隐，是一个彻底的理想主义者。而苏东坡一直游走于理想与现实之间，更多的是精神上的归隐，这更符合不同时代许多知识分子的思想和生活状况，其内心的纠结更能引起人们的共鸣。
受陶渊明、苏东坡们的影响，之后遭遇社会矛盾、仕途坎坷、生活困顿的文人士大夫不再完全服从于传统的儒家教化，反映到他们的文学作品中就是不再以官场为雅、仕进为雅，而是以山野为雅、归隐为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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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坡与陶渊明所处的时代不同。 苏东坡处在一个伟大的时代。那个时代是中国历史言论最为自由的时代，王安石变法也好，司马光废法也罢，他们都只有一个共同的目的，就是为了富国强兵、人民安居乐业。苏东坡虽和他们的政治观点时不相容，但他毕竟胸怀一颗激荡挚诚的心，一腔凌云冲天的志气，一身熊熊燃烧的激情，一种积极进取的希望。所以即使他宦海沉浮不定，仕途艰难险恶，也不会穿上衲衣，离开仕途，远离尘世。即使归隐田园，他也总是一脚走进隐逸的山水，一脚还留在他热爱的人间。
而比起苏东坡所处的时代，陶渊明则显得不幸得多。他生活在东晋后期，统治者篡弑频繁，杀戮成性，贵族腐败，门阀制度森严，阶级矛盾十分尖锐，政治极为黑暗。当时黑暗的现实已经逼出了像阮籍、嵇康这些放浪形骸的“竹林七贤”， 陶渊明同样身遭门阀制度的排挤。处在那样的时代，无论他怎样的少年好学和知识渊博，也无论他所写的诗、赋、文如何出色，都无法施展他的政治抱负。这就是陶渊明仕途不通的原因，也是陶渊明以决绝的态度，远离尘世的社会根源。
苏东坡与陶渊明的典型意义不同。苏东坡是中国文化史上的旷世奇才，罕见的多面手。他以神奇的文笔、渊博的学识、睿智的思想、高尚的人格、丰富的经历、巨大的成就，在中华文化的历史长河中，在历代人民的心中树起了一座丰碑！毫无疑义，他的成就远非任何一个今人所能相比。借用林语堂评价的话说“苏东坡是一个不可救药的乐天派，一个伟大的人道主义者，一个百姓的朋友，一个大文豪，大书法家，创新的画家，造酒实验家，一个工程师，一个假道学的憎恨者，一位瑜珈术修行者，佛教徒，巨儒政治家，一个皇帝的秘书，酒仙，心肠慈悲的法官，一个政治上的坚持己见者，一个月夜的漫步者，一个诗人，一个生性诙谐爱开玩笑的人。”他的伟大之处在于他比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
官场中人或者山野隐士更具有多样的才华，丰富的感情，幽默的语言，豁达的心境。
而陶渊明在当时只以隐士著称，他的文学创作没有得到高度的评价，这是因为他平淡自然的风格与当时崇尚的华丽文风不合。萧统是第一位发现陶渊明文学价值的人，既推崇其人格也推崇其文学。到了宋朝，特别是经过苏轼、朱熹的弘扬，以及汤汉对其作品的诠释，陶渊明才真正确立了他在文学史上的崇高地位，这地位一直保持到今天，并获得了世界的声誉。 陶渊明又是安贫乐道与崇尚自然的魏晋风流的代表，是中国士大夫的一个精神归宿和精神家园，许多士大夫在仕途上失意以后，或厌倦了官场的时候，往往回归到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的可贵精神上来，从他身上寻找新的人生价值，并借以安慰自己。白居易、苏轼、陆游、辛弃疾等莫不如此。于是，不为五斗米折腰也就成了中国士大夫精神世界的一座堡垒，用以保护自己出处选择的自由。而平淡自然也就成了他们心目中高尚的艺术境地。
苏东坡与陶渊明归隐田园的缘由不同。苏东坡是在“乌台诗案”中大难不死的境况下，被逼无奈地来到贬谪地黄州的，不但过着躬耕自食、极其清苦的生活；而且随时都有可能被朝廷赐死，丢掉卿卿性命。好在苏轼是阔略旷达之人，作为一个有着雄才大略的政治家，在黄州，他依然能苦中作乐，安贫乐贱，灾难舛途和艰难困苦消磨不了他心中坚定的人生信念。在黄州过田园生活，只表明他在政治上不能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在仕途上落魄失意之时，才寄情于山水间；他也并不仅仅满足于在“山高月小，水落石出”的夜晚吹吹风，饮饮酒，写写诗的闲适日子，有朝一日，他还要去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
而陶渊明与苏东坡最大不同的是，他是自愿辞官归隐。只要自己愿意，他随时都可以东山再起，吃腻那“五斗米”。 陶渊明看到了社会的腐朽，但没有力量去改变它，只好追求自身道德的完善。他看到了社会的危机，但找不到正确的途径去挽救它，只好求救于人性的复归。归隐后，陶渊明每天心甘情愿地忙于耕种、交游、饮酒，过着自给自足、悠然自得的生活。这种归隐生活，使他像一只长久被关在笼中的鸟儿，终于随心随性，复归自然了。毫无疑问，他归隐以后尽情享受着“娱情诗酒、崇尚自然、尽享天伦、体验农趣、抚摸伤痛，不忘忧思”的文人雅士之情趣。陶渊明的思想可以这样概括：通过泯去后天的经过世俗熏染的“伪我”，以求返归一个“真我”。这可以在他自己所创造的诗境里找到依据。
比照苏东坡和陶渊明的一生，我们也可挖掘他们的许多相同之处。
两人的才学、为人和为官以及对待进退的态度，历来被中国的读书人视为典范。在才学方面，他们皆少年好学，知识渊博，诗、文都写得非常出色，是中国文学史上被人们津津乐道的文人大家。在为人方面，他们能在逆境中保持坚贞气节和独立人格，决不随波逐流；在为官方面，他们都能坚持为官一地，造福一方；在人生态度上，他们即使归隐田园，过着平淡的生活，也能保持乐观豁达的心态。孟子所云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这句话的内涵，在他们身上则能很好地体现出来。
苏东坡和陶渊明归隐田园的生活境遇和心愿相似。他们都亲自耕作，亲自修建草房，过着清苦的生活。但陶渊明的洒脱是苏东坡所向往的。可以说，陶渊明是寄托于山水，苏东坡则寄托于陶渊明，也就是两人都寄托于山水。苏东坡有《江城子》一词为证：“梦中了了醉中醒。只渊明。是前生。走遍人间，依旧却躬耕。昨夜东坡春雨足，乌鹊喜，报新晴。//雪堂西畔暗泉鸣。北山倾。小溪横。南望亭丘，孤秀耸曾城。都是斜川当日境，吾老矣，寄余龄。”他还“隐括”陶渊明《归去来辞》成《哨遍》一词：“使家童歌之，时向从于东坡，释耒而歌之，扣牛角为之节，不亦乐乎？”。这些都表明，在精神上苏东坡有陶渊明抛去熙来攘往的污浊世界，纵浪大化，不期生灭的感悟。在黄州，苏东坡也的确过上了与陶渊明一样隐逸的生活，在短短两年零七个月时间里，苏东坡和陶诗多达四十七首，几乎把陶渊明的诗应和了一遍，“只渊明，是前身”，可见苏东坡对陶渊明的向往之情。而这种向往，其实就是苏东坡身处不幸的精神武器，他从陶渊明的身上看到了生活的另一种样式，生命的另一种乐趣。
苏东坡与陶渊明的人生境界相似。陶渊明的人生境界为苏东坡所景仰，因而，苏东坡到惠州后，能积极去履陶渊明的足迹，如“罗浮稚川界，梦往从之游。”“我欲作九原，独与渊明归。”“愧此稚川翁，千载与我俱。画我与渊明，可做三士图。”“携手葛与陶，归哉复归哉”等零星诗句，可管窥诗人胸臆之一斑。苏轼觉得自己可与葛洪、陶潜画为三士图，并作逍遥游，追求回归自然、质朴闲适、超然物外的田园生活，可见他决心以渊明为榜样了。在经历了冤狱生死之后，苏东坡“乐乎于田野乡间”，这是他灵魂的一个歇息。所以我们在苏轼身上，常常也能寻到陶渊明的影子。当然，从客观上讲，苏东坡的人生境界虽日臻脱俗，但比起陶渊明的境界来，终究略逊一筹。毕竟两人个性与追求大不相同。因为陶渊明隐而不仕出于自愿，东坡则出之无奈。难怪东坡“深愧渊明，欲以晚节师范其万一也。”
苏东坡与陶渊明过着“躬耕自食”的生活时，他们的妻妾都能安贫乐贱，与他们甘苦与共。陶渊明辞官归里，过着“躬耕自资”的生活。其夫人翟氏，始终与他志同道合，安贫乐贱。归隐之初，他们“夫耕于前，妻锄于后”，共同“开荒南野际，守拙归田园”，维持生活，然后又利用“方宅十余亩”，盖起了草屋，还在房后种植柳树、榆树，房前栽桃树、李树。即使在陶渊明的晚年，生活愈来愈贫困，落入饥寒交迫的境地，夫人翟氏也一样不怨不悔地与他固穷守节。苏东坡因“乌台诗案”贬为黄州团练副使时，手头拮据，入不敷出，时常都有断炊之忧，过得极其清苦生活，幸亏夫人王闰之与侍妾王朝云甘愿一直布衣荆钗，与他一起共同劳动，躬耕自食，并在农民的指点帮助下，共同修建五间茅房。在妻妾的得力辅助下，东坡在黄州度过了最艰难困苦的四年时间。夫人王闰之死后，贬谪惠州的苏东坡即使在 “坐废累年，不敢复齿缙绅”，渐“不为人识”，“平生亲友，无一字见及，有书与之亦不答”的凄凉晚景下，侍妾王朝云依然不弃不离，对他深情款款。
苏东坡与陶渊明的田园生活，还有一个明显的共同特征，这就是他们都能歌颂劳动，亲自参加生产劳动，尊重劳动人民，接近劳动人民，能和劳动人民生活在一起，并且感到有很大的乐趣。作为封建社会的文人官吏，能够做到早出晚归辛勤耕作，能够与劳动人民打成一团，这在当时社会士大夫鄙视劳动的情况下，是很不容易做到的，也是在中国文学史上极少见的，他们劳动的本身便具有进步意义，同时也使他们的田园诗具有劳动生活气息，不仅描写了诗人参加劳动的情况，还宣扬了依靠劳动而食的真理，这种观点确实是十分难得的。尤为难得的是，他们对劳动人民的感情是十分真挚的，苏东坡说自己“我是识字耕田夫”，陶渊明在诗中说：“且入相与归，壶浆劳近邻”，“时复墟曲中，披草共来往。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两位诗人与劳动人民的密切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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