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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渊明与金刚怒目
“金刚怒目”是对陶渊明一部分诗歌作品的称谓，形容陶渊明的诗歌风气面目就像四大金刚一样的勇猛无比，让人产生敬畏之情。陶渊明诗歌中具有“金刚怒目”风格的是五言诗《咏荆轲》。以下是小编收集整理的陶渊明内容，欢迎大家分享。
陶渊明与金刚怒目
“金刚怒目”式诗歌是陶渊明的另一面，其风格与朴质的田园诗截然不同。“金刚怒目”式诗歌风格豪放不羁，充满了反抗精神。《咏荆轲》就是如此。诗中描写荆轲受燕国太子丹所托，进入秦国刺杀秦王的过程。
陶渊明“金刚怒目”式的《咏荆轲》生动的体现了荆轲的刚毅、果敢。荆轲明知秦国是个强盛的国家，就算刺杀成功秦王倒台，还是会有另一个霸主出来统治天下，仍然会有战争和无止境的纷乱，这是一条不归路。但为了兄弟义气和天下太平，荆轲毅然前往。陶渊明这首《咏荆轲》的新意在于写出了荆轲的“忠勇与愚智”，明明知道后果但也能勇敢的反抗、尝试，最终铤而走险丢失了性命。这是历史的悲剧，也是历史的警钟。
陶渊明对当时昏暗的社会政治充满愤慨之情，特意借助具有强烈斗争和反抗精神的就是荆轲来表达心中的不满和抗议。这首诗的写作手法隐喻深藏，写作的风格和情调都与其他诗歌反差较大。但是始终仍然保持了陶渊明托人物言志、简单干练、理趣合一的特点，豪放之中隐现愤慨反抗之心，具有“金刚怒目”的霸气。
陶渊明是什么派诗人
陶渊明是田园派诗人，是我国文学历史上第一位田园诗人。陶渊明向往追求隐居的田园生活，任职期间著作了许多发表心声、想过安逸生活的诗词，辞官归家后更是创作了大量的田园诗歌。今有《陶渊明集》。
陶渊明留世的作品一共有125首诗歌，散文辞赋12篇，全部编入《陶渊明集》中。《陶渊明集》一共有七卷，第一卷是四言诗：《停云》、《荣木》、《劝农》等;以此类推，卷二是五言诗：《形影神(并序)》、《归园田居五首》、《于王抚军座送客》等;卷三五首诗：《还旧居》、《止酒》、《有会而作》;卷四五言诗：《拟古九首》、《拟挽歌辞三首》;卷五赋辞：《闲情赋》、《归去来兮辞》;卷六记传赞述：《桃花源记》、《扇上画赞》及卷七疏祭文：《自祭文》、《祭程氏妹文》。
作品类型分为四大类：饮酒诗、咏怀诗、田园诗和散文辞赋。其中田园诗是主要组成部分，其数量多，成就也是最高，对后世影响深远。
陶渊明是田园诗的创始人。他以质朴的语言、深远的意境打破了南北朝时期骈文独霸文学的格局，开辟了新的文学格局。田园诗中对田园风光的描写随处可见，大量的田园诗歌也表明了陶渊明纯洁质朴的品德节操;表现了陶渊明对舒适安逸的田园隐居生活的向往及炽爱;表现了诗人对现实社会的不满，对理想社会的追求和憧憬。
陶渊明与酒
古代，酒是文人雅士的心头之爱，陶渊明作为诗人自然也不例外。陶渊明与酒有着莫大的联系，“诗酒人生”就是他一生最切合的写照。他创作的《饮酒十五篇》就是在他酒意人生时涌现的。
用现代的眼光来看，东晋时期的陶渊明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嗜酒狂徒。《五柳先生传》中就有提到自身对酒的是难以抗拒的：“性嗜酒……吝情去留”。五柳先生对酒的痴迷已经达到无人能及的地步，尽管家境贫寒不能常喝到酒，但亲朋好友都知道他的习性，时常邀请他去饮酒，他也何乐而不为。
陶渊明嗜酒的程度已经到了一种癫狂的状态。在他任职彭泽令时，朝廷有分配一百亩的田地给他。陶渊明原本打算全部用来种植酿酒的高粱，在妻子翟氏的恳求下，才勉为其难的将田地分割为二，一部分种植庄稼粮食，另一部分用来种植酿酒的高粱。粮食是人们填报肚子的食物，可对于陶渊明来说，只有酒才是他的食物。这不为五斗米折腰的嗜酒狂徒，却偏偏只为酒而折腰。
嗜酒如命的陶渊明，诗里行间也透露着淡淡的酒香。《饮酒》十五首就是他酒意人生的代表作。辞官归隐田园生活的陶渊明，在劳作之余，会悠闲地靠在菊花丛边小饮小酌，抬头看风景颔首品味人生，好不惬意。饮酒饮到忘我之际，灵感来袭，洋洋洒洒写下了《饮酒》诗词。陶渊明用醉眼看世界，用心体会人生，他与酒的缘分实在奇妙。
陶渊明被贬
在陶渊明任职期间，做过许多大大小小的官职，因为人正直接受不了官场上的黑暗，屡次被贬辞官归家。陶渊明最后一次担任官职彭泽县令时，不满督邮刘云的贪贿收污之风，最终被贬回家中，不再出仕。
陶渊明为人正直有气节，受外祖父的影响，自小有着救济苍生的宏伟之志。从二十岁开始，陶渊明就开始了他的宦官生涯，走向救济苍生的道路。在这条道路上，陶渊明担任过江州祭酒、建威参军、镇军参军和彭泽县令等官职，为了生活计谋更是担任过许多小官小职。这条道路且长且踞，挫折一路不断，功名成就终能成否?
陶渊明对灰暗的官场失望之极，不堪重任屡次被贬归家。直至义熙元年，在朋友的劝说下，陶渊明最后一次回归仕途。在职三个月期间，正巧正巧碰到浔阳郡派遣督邮到陶渊明任职的地方检察公务。派遣的督邮刘云是个十分凶神恶煞之人，其贪婪可恶之名方圆百里内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美曰其名是检察公务，实际上是过来接受陶渊明的贿赂。如果不贿赂他，他就栽赃陷害。陶渊明看不惯此作风，在迎接督邮刘云时没有奉承贿赂，守着“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高尚气节毅然离去。刘云为此怀恨在心，就栽赃陷害陶渊明，陶渊明因此被贬。
陶渊明虽然被冤枉，但他并不在意，他最失望的莫过于心死了。陶渊明被贬之后，他才明白原来自己的追求抱负不过是一场空，还不如归隐田园生活过得潇洒自在。
陶渊明后代
陶渊明的`后代有一部分现居住在南京禄口机场附近的禄口镇昝(zuǒ)巷，一部分留在江宁禄口昝巷及江宁区陶吴镇。现生活在南京的中国古琴协会常理事陶艺也是陶渊明的后代，他们是在南宋年间迁移到南京来的。
据《陶家族谱》记载，居住在江宁禄口昝巷的陶渊明后代，因子嗣繁衍旺盛被分为东西两支，每支各有自己族系的辈分。而居住在南京的陶渊明后代，是在南宋年间为了躲避战乱从江宁禄口迁移出来的，发展到现在已有四百多年的历史了。
迁移到南京的陶氏一族，在南京以发展棉业为生，生意做得非常红火。陶艺的的曾祖母出自当时的名门家族，为他们在南京发展及创业给予了很大的帮助。南京城南华露岗是陶渊明后代生活的地方，那里保留了很多他们生活的足迹。
为了寻找补全陶渊明家族族谱《陶氏族谱》，陶艺多次走访老家江宁禄口。黄天不负苦心人，经过了多年的努力，终于在宗亲陶金象那找到了《陶氏族谱》。这本家谱是在清代时重新修订过的，虽然只剩几张残卷，但细细看来也可知陶艺这支陶氏后代迁移的大略详情。他们先迁移到江西，再到安徽，辗转了几处地方之后，才真正的在南京江宁县居住下来。
残卷之中除了记载陶氏后代的分散情况，还记载着《渊明公诔言》、《祠堂碑记》及《重修河定桥记》等内容。
《陶渊明传》
悼国也罢，叹老也罢，伤感的情绪不会总是那么强烈。从次年(永初二年)春诗人所作《游斜川》一诗看，诗人虽然仍“悲日月之遂往，悼吾年之不留”，但已在“中觞纵遥情”中暂得“忘彼千载忧”，而恢复了“且极今朝乐，明日非所求”的淡然心情。可就在这时，又一桩大事激起了诗人心中的波澜，使他无法忘世隐居。这年九月，刘裕怀着“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的狭隘而狠毒的心肠，今张 以毒酒逼杀晋恭帝，张 不忍，自饮毒酒而死，刘裕又下令士兵逾墙进药，恭帝不肯饮，遂被杀死。当初三国归晋后，司马炎宽怀地安置了蜀帝刘禅和吴帝孙皓。晋恭帝在交出玉玺时心中是无所怨恨的，他对刘裕说：“桓玄之时，天命已改，重为刘公所延，将二十载。今日之事，本所甘心。”情辞入理而恳切。可刘裕全无晋武帝雅量，终于杀害了这个末代皇帝。诗人按捺不住愤怒的感情，相继作了《咏二疏》、《咏三良》、《咏荆轲》诸诗，托古述怀。另有《述酒》、《蜡日》二诗，辞意隐晦，被认为是影刺刘裕暴政之作。
咏荆轲》是一篇金刚怒目式的作品， 一改诗人平淡的风格。“燕丹善养士，志在报强嬴。招集百夫良，岁暮得荆卿。”开门见山，迅速入题，虽无诗人其他诗篇中的婉转从容之妙，却更有胸胆开张、放声呐喊之豪。“君子死知己，提剑出燕京。素骥鸣广陌，慷慨送我行。雄发指危冠， 猛气冲长缨。”“提”字尽展侠士雄风，白马在广阔的原野上长啸，更添慷慨之气。雄、危、猛、冲一系列掷地有声的字眼，如海潮激荡心潮，如岩流推涌热血。“饮饯易水上，四座列群英。渐离击悲筑，宋意唱高声。萧萧哀风逝，淡淡寒波生。商音更流涕，羽奏壮士惊。”写群英之悲、之哀、之寒，更显出英雄之壮。“心知去不归， 且有后世名。登车何时顾?飞盖入秦庭。凌厉越万里，逶迤过千城。”义无反顾，气吞山河。“图穷事自至，豪主正怔营。惜哉剑术疏，奇功遂不成!其人虽已没，千载有余情。”刺秦过程，仅仅四句，意尽言止，侠士风采，在“豪主正怔营”里已完全展现，留下的是千古遗憾，千古吟叹。
《咏荆轲》诗中的豪放热情，是诗人心中长期郁积的愤世情绪在易代失主后的强烈爆发。诗人一生失意，而又很难为自己归因，偶有生不逢世之怨，更多是与世不合的自怨，诗中流露出来的多是哀婉无奈的情调，显示出平淡的风格，但时代的混乱、黑暗毕竟是造成他才不得用、穷困潦倒的重要原因，他不能不时时对那些野心家乃至晋帝抱有深深的不满和怨愤，不说只是因为说也没用。而晋帝，作为无能的君主，诗人对他个人没有好感，作为晋室的代表，诗人却是怀有感情的，他对晋室寄托过希望，这与个人对生活的希望是一致的，所以失去君主，失去晋室也进一步摧毁了他的希望。他的郁积情绪因此找到了一个爆发点，这才有如此激越的风格。诗人认识到他的落泊原因主要不在自身而在时代，非己违世而是世事违己，于是长期压抑的不平之气就强烈地喷发出来。永初三年(422年)， 诗人五十八岁时所作的《感士不遇赋》，就是一篇流宕着激愤不平之气的作品。诗人写作《感士不遇赋》的起因如序言所说：“昔董仲舒作《士不遇赋》，司马子长又为之。余尝以三馀之日，讲习之暇，读其文，慨然惆怅。”古人心迹触动诗人情怀，诗人想到：淳朴真诚的世风消逝，虚伪卑下的恶习盛行，廉洁谦让的节操在民间日趋淡漠，投机钻营的邪心在官场日益纵恣。
所以即使心怀正直、立志治世的人也不得不在年富力强的时候潜藏隐居，一些洁身自好、操行端正的人也只好徒自劳苦虚度一生，“夫屡信思顺，生人之善行;抱朴守静，君子之笃素。自真风告逝，大伪斯兴，门闾懈廉退之节，市朝驱易进之心。怀正志道之士，或潜玉于当年;洁己清操之人，或没世以徒勤。”“故夷皓有‘安归’之叹，三闾发‘已矣’之哀”。无处可归，只有发出“算了吧”的哀叹， 这是夷皓、屈原也是诗人的遭际与心情。古人郁积在心，而著文宣泄，“此一古人所以染翰慷慨，屡伸而不能已者也。夫导达意气，其惟文乎?抚卷踌躇，逐感而赋之”。诗人也愤慨不平，不吐不快。他挫古今于笔端，激情饱满地写道：“咨大块之受气，何斯人之独灵!禀神智以藏照，秉三五而为名。或击壤以自欢，或大济于苍生。靡潜跃之非分，常傲然以称情”。在理想的社会里有理想的人和理想的人生，人们或隐居自乐或大济苍生，都能顺其自然，合乎本心而称心如意。但是，理想的时代，理想的人生随理想的人性消失而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人心险恶、充满了虚伪嫉邪、是非颠倒的社会。“世流浪而遂徂，物群分以相形。密网裁而鱼骇，宏罗制而鸟惊。彼达人之善觉，乃逃禄而归耕。山嶷嶷而怀影，川汪汪而藏声。望轩唐而永叹，甘贫贱以辞荣。淳源汩以长分，美恶作以异途。原百行之攸贵，莫为善之所娱。奉上天之成命，师圣人之遗书。发忠孝于君亲，生信义于乡闾。推诚心而获显，不矫然而祈誉。嗟乎!雷同毁异，物恶其上，妙算者谓迷，直道者云妄。坦至公而无猜，卒蒙耻以受谤，虽怀琼而握兰，徒芳洁而谁亮?”世间人附和同党而诋毁异己，别人胜过自己就恶言中伤;把深谋远虑的人说成糊涂，把爱讲直话的人称作狂妄，这么一个黑白不分充满纷争的社会，像一张硕大的罗网，让人们像鱼和鸟那样担惊受怕，所以看透了这一切的人只好辞官弃世、隐居躬耕。
接下来诗人历数古往今来有德有才之士不逢其时或是即使偶有机会但好景不长的悲哀遭际，从中看到了个人命运的某种必然性。“哀哉，士之不遇， 已不在炎帝帝魁之世。独祗修以自勤，岂三省之或废。庶进德以及时，时既至而不惠。无爰生之晤言，念张季之终蔽。愍冯叟于郎署，赖魏守以纳计。虽仅然于必知，亦苦心而旷岁。审夫市之无虎，眩三夫之献说。悼贾傅之秀朗，纤远辔于促界。悲董相之渊致，屡乘危而幸济。感哲人之无偶，泪淋浪以洒袂。承前王之清诲，曰天道之无亲。澄得一以作鉴，恒辅善而佑仁。夷投老以长饥，回早夭而又贫。伤请车以备椁，悲茹薇而殒身。虽好学与行义，何死生之苦辛!疑报德之若兹，惧斯言之虚陈。何旷世之无才，罕无路之不涩。伊古人之慷慨，病奇名之不立。广结发以从政，不愧赏于万邑。屈雄志于戚竖，竟尺土之莫及!留诚信于身后，动众人之悲泣。商尽规以拯弊，言始顺而患入。奚良辰之易倾，胡害胜其乃急!”
诗人从历代文人志士的遭际及个人的亲身经历中，认识到人心不古，信念崩溃，道德沦丧，人欲横流是忠直贤良之士不能容世亦不能容于世、落泊潦倒的根本原因。虽然他不可能像政治家、历史学家那样上升到理论的高度，从经济基础和社会制度来阐述这一切的根由，但他站在了人生的高度和人性的高度揭示了人类社会在进入“大同”或“共产主义”的理想境界前，永远存在的阴暗一面，揭示了人心中清除不尽的魔影，人际中填塞不平的潜流，人生中注定轮回的悲剧。“苍昊遐缅，人弗无已，有感有昧， 畴测其理。宁固穷以济意，不委曲而累己。既轩冕之非荣，岂脱袍之为耻?诚谬会以取拙，且欣然而归正。拥孤襟以毕岁，谢良价于朝市。”以诗人率真任情的本性，他是不可能在人世间周旋自如、遂心得意的! 只能坚守自己的本真，在自己构筑的诗意中度过余年，而坚决不用高价把自己卖给朝市。
《感士不遇赋》是诗人对自身、对历代文人志士的不遇命运的全面反思，是他以前许多作品中不断抒泄的种种感慨和认识的集中表现，因此才强烈而深刻，思想感情上达到了新的高度。既让人感染其情绪而热血沸腾，又让人共鸣其认识而掩卷长思。
激愤不平、金刚怒目，是诗人这期间作品的显著特征，令人耳目一新。这种风格，在看似闲淡的《读山海经》十三首中，也有鲜明的体现。其第一首“孟夏草木长，绕屋树扶疏。众鸟欣有托，吾亦爱吾庐。既耕亦已种，时还读我书。穷苍隔深辙，颇回故人车。欢言酌春酒，摘我园中疏。微雨从东来，好风与之俱。泛览周王传，流观山海图。俯仰终宇宙，不乐复何如。”写得心平气和， 一派温馨安谧的田园意境， 而到第九首《咏夸父》：“夸父诞宏志， 乃与日竟走。俱至虞渊下，似若无胜负。神力既殊妙，倾河焉足有!馀迹寄邓林，功竟在身后。”就显出《咏荆轲》中“其人虽已没，千载有余情”的豪气来。其十“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以雄壮的笔调讴歌了精卫填海的不屈不挠精神和刑天断头后仍“以乳为目，以脐为口，操干戚以舞”的斗志。由此可见，陶渊明从不是他反复颂扬的伯夷、叔齐、长沮、桀溺、荷翁那样的隐士， 不是“浑身静穆”。恬然自安是他极力平复内心不安的追求，反映到诗中的平淡风格只是海啸过后的现象。所以鲁迅先生在《且介亭杂文二集·题未定草集》中说陶渊明的诗，“除论客所佩服的‘悠然见南山’之外，也还有‘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之类的金刚怒目式”，又说：“陶潜正因为并非是浑身静穆，所以他伟大。
陶渊明
高超、闲静、淡远，是晋宋间第一流人物。说到饥饿，他是饭瓢常空，家无存粮。说到寒冷，他是粗布短衣，冬天还穿着夏天的葛衣，没有替换的衣服。他的住房是四壁空空，难以遮蔽寒风和太阳。穷困之状可以说是到了极点。读他的《与子俨等疏》说：“我常恨家中没有楚国老莱子之妻那样的贤内助来开导我，只有自己怀抱这样的一片苦心了。你们虽然不是一母所生，也应该思索四海之内皆兄弟的意义，齐国的管仲、鲍叔二人是朋友，在经商赢利分财时，多少并无猜疑之意，外人尚可以如此，何况你们是同父的兄弟呢！”这样看来，陶渊明还是妾生的儿子。他的《责子》
说“雍、端两人年龄都是十三”，看来这两个人一定不是同母的弟兄了。陶渊明在彭泽县作县令时，下令公田全都种成高粱，说：“这样我就能常醉酒了，便心满意足了。”但妻子和儿子坚决请求种粳稻，他就下令让二顷五十亩种高粱来酿酒，五十亩种粳稻供食用。他在《归去来兮辞》中自叙也说：“公田的收成，足够做酒，所以顺便求了彭泽令这个小官。”他本希望种的庄稼熟了，一年后离任。然而从仲秋到冬天，他在官仅八十几天，就自动免官离职。所谓的高粱粳稻，都没有能吃到一颗一粒，可悲啊！
参考资料：
陶渊明高简闲靖，为晋、宋第一辈人。语其饥则箪瓢屡空，缾无储粟；其寒则裋褐穿结，絺绤冬陈；其居则环堵萧然，风日不蔽。穷困之状，可谓至矣。读其《与子俨等疏》云：“恨室无莱妇，抱兹苦心。汝等虽不同生，当思四海皆兄弟之义，管仲、鲍叔，分财无猜，他人尚尔，况同父之人哉！”然则犹有庶子也。《责子》诗云：“雍、端年十三。”此两人必异母尔。渊明在彭泽，悉令公田种秫，曰：“吾常得醉于酒足矣。”妻子固请种粳，乃使二顷五十亩种秫，五十亩种粳。其自叙亦云：“公田之利，足以为酒，故便求之。”犹望一稔而逝，然仲秋至冬，在官八十余日，即自免去职。所谓秫粳，盖未尝得颗粒到口也，悲夫！
陶渊明诗
陶渊明（３６５～４２７）又名陶潜，曾做过几年小官，后辞官回家，从此隐居不仕。田园生活是陶诗的重要题材，因此后来人们将他称作“田园诗人”。
在他的田园诗中，随处可见的是他对污浊现实的厌烦和对恬静的田园生活的热爱。在《归园田居》中，他将官场写成“尘网”，将身处其中比喻为“羁鸟”和“池鱼”，将退隐田园更是比喻为冲出“樊笼”，返回“自然”。
因为有实际劳动经验，所以他的诗中洋溢着劳动者的喜悦，表现出只有劳动者才能感受到的思想感情，如《归园田居》第三首就是有力的证明，这也正是他的田园诗的进步之处。
对现实的失望，迫使诗人回到诗歌中去构筑一个理想的社会，《桃花源诗并记》是他这一思想倾向的反映。
除田园诗之外，陶渊明还有歌咏勇士的诗，有充满爱国热情的诗，有消极避世的诗，由此可见其诗歌思想的复杂性。
陶渊明的诗多取材田园风光、平常生活，运用朴素的语言、白描的手法，直率地抒写而出，这就使人感到自然、亲切，情感真挚，没有任何人工雕琢的痕迹，引导读者去体味其中悠然冲淡的情致，走进诗人所营造的意境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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