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的精神：菊花、古剑、酒
引导语：陶渊明独爱菊花，世人皆知。“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已成千古绝唱。庭院栽菊，高山赏菊，他甚至给自己的小女儿取名为爱菊。每有暇日，便坐青松之下，饮酒赏花。一有苦恼，就入菊圃，在菊花丛中忘却人生的焦虑，进入“欲辨已忘言”的空灵虚静境界，不仅仅是爱菊花，还有酒和古剑，下面是有关他的菊花、古剑和酒的精神，我们一起阅读学习吧。
菊花古剑和酒
被咖啡泡入喧嚣的庭院
这是我比较小的时候，流行过的唐朝乐队的主打曲目《梦回唐朝》的开端。歌词我已经不能全记了，只有这两句十几年来未曾抹去。当我读了无数的名文古诗，不再是一个干干净净的白丁时，我依然喜欢这两句。“菊花、古剑和酒”，只这三个意象就代表了全部的中国传统文化，紧接着一句“被咖啡泡入喧嚣的庭院”，就这两句便把这样一种感觉写了个淋漓尽致：现代的喧嚣逐渐取代了古时的静谧。后来我仔细想想，菊花、古剑、酒这三个意象选择得确实不错，但和“梦回唐朝”的主题略有不合：菊花不是唐人最爱的花。
周敦颐在《爱莲说》中说：
予谓菊，花之隐逸者也;牡丹，花之富贵者也;莲，花之君子者也。噫!菊之爱，陶后鲜有闻;莲之爱，同予者何人?牡丹之爱，宜乎众矣!
他说对于菊花，从陶渊明之后就一直很少有人喜爱了。周敦颐是宋人，可见有唐一代，大家还是喜欢富贵雍容的牡丹。因此“菊花、古剑和酒”并不能代表唐朝的风格。在写这本书的过程中，我却越来越觉得“菊花、古剑和酒”这三个意象，几乎能概括陶渊明的精神。菊花代表了渊明的隐逸之气，古剑代表了渊明的`猛志与气节(从《咏荆轲》、《读山海经》等诗中可以见出)，酒则是渊明用以调和痛苦的良药。
如果要在中国历史上找一位与菊花精神相契合的人，那么这个人只可能是陶渊明。就像要找与梅花精神契合的人，这个人只可能是林逋一样。林逋爱梅，写过“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这样为梅花传神的句子。而我有时觉得很奇怪，渊明虽然爱菊，虽然诗中也写菊，但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名句。渊明诗中写菊的句子，大约就是这几处：
芳菊开林耀，青松冠岩列。(《和郭主簿》其二)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饮酒》其五)
秋菊有佳色，裛露掇其英。(《饮酒》其七)
酒能祛百虑，菊解制颓龄。(《九日闲居》)
仅此而已。而“采菊东篱”虽是名句，却不像“疏影”那样写出梅的风神与品格。甚至渊明诗中都没有一句像苏东坡“菊残犹有傲霜枝”[注1]这样直写菊花精神的句子。那么为什么只有渊明与菊花的精神最契合呢?原来，爱一种花，并不是要把它写到自己的诗里，而是要把它写进自己的生活里。渊明与菊花的契合，恰恰是在他的生活中见出的：
尝九月九日无酒，出宅边菊丛中坐久，值弘送酒至，即便就酌，醉而后归。(沈约《宋书·隐逸传》)(按，弘指江州刺史王弘)
尝九月九日出宅边菊丛中坐，久之，满手把菊，忽值弘送酒至，即便就酌，醉而归。(萧统《陶渊明传》)
萧统在沈约文字的基础上加了“满手把菊”四字，虽然很可能是出于他的臆测，但写得真是美。即使没有“满手把菊”，只是“出宅边菊丛中坐久”，已是让人钦慕不已了。后来王维把这段话改成了一首诗，题为《偶然作》，其中两句写得真是自然：
九月九日时，菊花空满手。
但同样是用菊花的意象，前些年流行的歌曲《中华民谣》里有一句“大雁飞过菊花插满头”，被很多人讥为“最烂的歌词”，还有网友在天涯社区说：“有没有毛病啊，菊花插满头……”确实，戴花哪有插一脑袋菊花的道理。杜甫诗云：“安得健步移远梅，乱插繁花向晴昊。”(《苏端、薛复筵简薛华醉歌》)也只是说“乱插梅花”而已。歌词并不能只是意象典故的堆砌。“满手把菊”，其人必为高士;“菊花插满头”，其人则近乎大观园中之刘姥姥了。
再有就是前面《饮酒复止酒》一章中提到的“见南山”还是“望南山”的公案。苏轼在《题渊明〈饮酒〉诗后》中说：“近岁俗本皆作“望南山”，则此一篇神气都索然矣。”宋代陈善在《扪虱新话》中说：“采菊之时，无意于山，而景与意会，此渊明得意处也。”明代梁桥《冰川诗式》中说得更细一点：
陶渊明意不在诗，诗以寄其意耳。“采菊东篱下，悠然望南山”，则既采菊又望山，意尽于此，无余蕴矣，非渊明意也。“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则本自采菊，无意望山，适举首而见之，悠然高情，趣闲而思远，此未可于文字精粗间求之。
他说的“意不在诗，诗以寄其意”，是说陶渊明非刻意要写好诗给世人看，只是借诗记载自己的一种生活状态罢了。从这点上讲，渊明与菊花是最相称的。
当然，说渊明咏菊无“佳句”，这个“佳”只是从后人极力描摹的角度来看，实则渊明写菊，是从大处写其精神。如“秋菊有佳色”一句，宋代李公焕《笺注陶渊明诗》卷三引了定斋、艮斋两人的评语：
定斋曰：自南北朝以来，菊诗多矣，未有能及渊明之妙。如“秋菊有佳色”，他花不足当此一佳字。然通篇寓意高远，皆由菊而发耳。
艮斋曰：“秋菊有佳色”一语，洗尽古今尘俗气。
有人说渊明爱菊，是爱其象征意义。唐代元稹《菊花》云：
秋丛绕舍似陶家，遍绕篱边日渐斜。
不是花中偏爱菊，此花开尽更无花。
这是说自己，更是在说陶渊明。
明初以倔强著称的方孝孺在《菊趣轩记》中写道：
渊明之属意于菊，其意不在菊也，寓菊以舒其情耳。乐乎物而不玩物，故其乐全;得乎物之乐，而不损已之天趣，故其用周。
清代陈伟勋在《酌雅诗话》中说：
其寓情于菊者，正韩魏公所云晚节黄花之意，正其抚时傲世之心性所见端。周子谓“菊之爱，陶后鲜有闻;牡丹之爱，宜乎众矣”。周子岂沾沾取先生之爱菊而已哉，盖别有取焉者也。知周子之所以爱莲，则知先生之所以爱菊矣。
这两段文字有一个特点，就是说陶渊明爱菊，主要是爱其象征意义：“黄花晚节”——以后凋之菊花象征保持晚节之高士。方孝孺说渊明“其意不在菊”，更是直接说渊明只是爱其象征意义了。这恐怕是因为宋代理学家反对“玩物丧志”，以致人们对自己的爱好都要加上一些精神的象征意义。
但对于渊明爱菊理由，朱自清《诗多义举例》给的理由最有趣，就是菊花可以吃，可以泡酒喝。朱先生还引了许多前人吃菊花、饮菊花酒的诗文为例，来证明渊明确实吃菊饮菊。其实这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屈原《离骚》中便说过“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除了朱先生引的诗文，还有就是晋代葛洪在《抱朴子》中记河南南阳山中人家，因饮了遍生菊花的甘谷水而延年益寿的事。《西京杂记》中则称：“菊花舒时，并采茎叶，杂黍为酿之，至来年九月九日始熟，就饮焉，故谓之菊花酒。”《荆楚岁时记》中记载：“九月九日，佩茱萸，食莲耳，饮菊花酒，令长寿。”较渊明晚些的梁简文帝在《采菊篇》中则有“相呼提筐采菊珠，朝起露湿沾罗襦”之句，也是说采菊酿酒。明代高濂《遵生八笺》中仍有饮菊花酒的记载。可见从魏晋开始直到明清，饮菊花酒是重阳节的一种传统习俗。
陶渊明的精神：菊花、古剑、酒 篇1
篇一：饮酒二十首·秋菊有佳色
晋·陶渊明
秋菊有佳色，裛露掇其英。
泛此忘忧物，远我遗世情。
一觞虽独进，杯尽壶自倾。
日入群动息，归鸟趋林鸣。
啸傲东轩下，聊复得此生。
篇二：《饮酒》其五
晋·陶渊明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
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
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篇三：和郭主簿
晋·陶渊明
和泽周三春，清凉素秋节。
露凝无游氛，天高肃景澈。
陵岑耸逸峰，遥瞻皆奇绝。
芳菊开林耀，青松冠岩列。
怀此贞秀姿，卓为霜下杰。
衔觞念幽人，千载抚尔诀。
检素不获展，厌厌竟良月
秋菊有佳色，裛露掇其英。
泛此忘忧物，远我遗世情。
一觞虽独进，杯尽壶自倾。
日入群动息，归鸟趋林鸣。
啸傲东轩下，聊复得此生。
世短意常多，斯人乐久生。
日月依辰至，举俗爱其名。
露凄暄风息，气澈天象明。
往燕无遗影，来雁有馀声。
酒能祛百虑，菊解制颓龄。
如何蓬庐士，空视时运倾
陶渊简介
陶渊明，中国是中国文学史上堪与屈原、李白、杜甫、苏轼比肩的伟大诗人。陶渊明自己从来没有说过是哪里人，甚至也不说生于何时何地。于是，在陶渊明的出生年份上，就出现了公元365年、公元369年、公元372年等等多个版本。陶渊明的身世也成了难解之谜。
直到上世纪80年代初，宜丰学者凌诚沛主持组建了“陶渊明始家宜丰”研究小组。前后经过近20年的调研考证，他们确认陶渊明于公元365年出生在今天的江西省宜丰县澄塘镇新安村的安成自然村。公元393年陶渊明时年29岁，与妻及子离开南山陶家坪。此后陶渊明一家在浔阳居住了24年。其间，陶渊明因王氏妻亡，继娶浔阳翟氏。公元416年，陶渊明52岁，与妻翟氏带幼子佟回到宜丰故里，修葺南山旧宅而居之，11年后，陶渊明卒于星子栗里，后归葬康乐县义钧乡之七里山即今宜丰澄塘镇的七里山。上述考证的结果，第一次给了陶渊明生平事迹一个清晰完整的印象。
青少年时期（28岁以前）
陶渊明的曾祖父陶侃曾做过大司马，祖父、父亲也做过太守县令一类的官。但陶渊明的父亲死得早，渊明少年时，家运已衰落，“少而贫苦。”他自述：“自余为人，逢运之贪。箪瓢屡罄，絺綌冬陈。”（《自祭文》）但物质生活虽然贫乏，陶渊明的精神生活却很丰富。他学习儒家《六经》，学习《老子》、《庄子》，“猛志逸四海，鶱翮思远翥”，颇有“佐君立业”的政治抱负。而另一方面，匡庐山水和田园风景，也使他爱好自然，“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
学仕时期（29-41岁）
晋代的门阀制度，使得“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在那种统治阶级内部互相倾轧，争权夺利十分激烈的年代，陶渊明根本无法实现自己的抱负。29岁时他进入官场，当了江州祭酒，但不久便不堪吏职自解归家闲居。以后又先后几次出任小官，不仅无由施展济世抱负，而且于“志意多所耻”。最后一次为官是当彭泽令，在官八十余日，因不堪官场黑暗，“不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人”辞官归田。
归田时期（42-63岁）
陶渊明归田之后，即在家乡过着躬耕隐居的生活，并亲自参加了农业劳动。亲自撰写《五柳先生传》这一著名的文章，用以明志。这使他改变了鄙视劳动的态度，在一定程度上认识了劳动的价值；也在与农民的共同劳动和交往中，对他们产生了亲切的感情。在他晚年，生活贫困，“老至更长饥”，但他不受“嗟来之食”，拒绝权贵的馈赠，表现出君子固穷的志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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