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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十五国风起源地考
周南、召南
关于“周南”、“召南”二部分诗产生的地区及“二南”的具体意义，历来有不同的说法，至今仍未得到一致的结论。我们从“二南”本身找内证，分析前人的一些不同的意见，认为“二南”绝大部分诗是来自江汉之间的一些小国，有少量诗篇也远及原来周公旦和召公奭分治的地区——今河南洛阳一带[1]。因此“二南”诗的产地大致说来，包括今河南洛阳、南阳和湖北郧阳、襄阳等地区[2]。
至于“南”的含义，根据甲骨文，证之以古代典籍，“南”原来是一种很古老的乐器名称(《诗经·小雅·鼓钟》：“以雅以南，以籥不僭。”)，后来才演变为一种地方曲调的专名[3]，古书称作“南音”。“南”这种曲调最初盛行于江汉流域，以后才逐步影响到附近北方的地区。“二南”中的诗就是用“南音”演唱的歌词，自汉以来，虽然“声”渐渐失传了，但是“南”这个名称仍然保留了下来。
同时“南”又是方位之称，在周代习惯将江汉流域的一些小国统称之“南国”或“南邦”、“南土”(《诗经·小雅·四月》：“滔滔江汉，南国之纪。”《诗经· 大雅·崧高》：“王命申伯，式是南邦。”“往近王舅，南土是保。”)等，所以诗的编辑者便将采自江汉流域许多小国的歌词，连同受“南音”影响的周、召一些地方采来的歌词，命名为“周南”、“召南”，以与其他十三国风在编排的形式上整齐划一。《左传·隐公三年》记君子的话说：“‘风’有《采蘩》《采蘋》。”，此二诗均属“召南”。可见“二南”属于风诗，与其他国风一样是地方曲调[4]。
“二南”绝大部分诗是西周末东周初的作品，旧说以为是文王时期的诗，那是没有根据的。
[1]据一些古书记载，西周建国前后，周公旦、召公奭曾分陕而治，周公统治陕东地区，召公统治陕西地区。这里所说的陕，不是今陕西省，而是河南西部的陕县。
[2]有人根据《召南》的《江有汜》中的“江有沱”、《草虫》中的“陟彼南山”、《殷其雷》中的“在南山之阳”等句，误认为召南地区远及川东和陕西的西安之南，这是错解了“沱”与“南山”所致。沱，《毛传》训“江之别者”，即长江的支流，系泛指，非确指今四川的沱江;“南山”也是泛指，非指今陕西的终南山。因此，把“召南”的疆域扩大到川陕一带，恐未确。
[3]郭沫若在《甲骨文研究·释南》中说：甲骨文“南”字，“本钟鐻之象形，更变而为铃”。“诗之周南、召南、大小雅，揆其初，当亦以乐器之名，孳乳为曲调之名，犹今人言大鼓、花鼓、鱼琴、简板、梆子、滩簧之类耳。”张西堂在《诗经六论》中据此进一步说：“南是一种曲调，是由于歌唱之时，伴奏的是一种形状象“南”而现在读如铃的那样的乐器而得名。南是南方之乐，是一种唱的诗，其主要的得名的原因，只是由于南是一种乐器。”
[4]有人认为“二南”在分类上应当独立，与“风”“雅”“颂”并列，所谓“四诗”，这是不妥当的。
邶风、鄘风、卫风
经前人考定，邶、鄘、卫都是卫国的诗。《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记载吴公子季札听了鲁国的乐队歌唱了“邶、鄘、卫”以后，评论时便将此三诗统称之为“卫风”。可见他是把“邶鄘卫”作为一个整体，以区别于其他国风的。
邶、鄘、卫都是古国名。据说周武王灭殷以后，便将纣的陪都朝歌(今河南淇县西北)附近地区封给纣的儿子武庚禄父，并将其地分而为三：北为邶(今河南汤阴东南)，南为鄘(今河南卫辉东北)，东为卫(今河南淇县附近)。武王并派他的三个弟弟管叔、蔡叔、霍叔分别守卫这三个地方[1]，以监督武庚，号为“三监”。武王死后，儿子成王年幼，由周公旦执政。管叔等散布流言说“周公将不利于成王”，并嗾使武庚叛乱。于是周公率兵镇压，杀死武庚与管、蔡、霍等，接着又合并三地为卫[2]，连同原殷民一起封给康叔，建都沬(今河南淇县)，号卫君。
卫国自康叔历十三世至献公，自后便国力日衰，内乱不息。到懿公时，更加腐败不堪，公元前六六零年为狄人所灭。后来在齐桓公的帮助下，卫残部南渡黄河，文公在楚丘(今河南滑县东)重建卫国。《鄘风》的《载驰》(“载驰载驱，归唁卫侯。”)《定之方中》(“定之方中，作于楚宫。”)二诗就是反映这一历史事件的。
邶、鄘二地早已并入卫国，为什么卫诗还冠以其名呢?自汉以来议论纷纷[3]，没有定论。近人一般认为，因卫诗有三十九首之多，近风诗的四分之一，所以编者将部分诗编入邶、鄘之下，但是这一说法仍有疑问。查今本《诗经》，邶诗十九首，鄘诗十首，卫诗十首，为什么分得如此不平均呢?这很难说编者只是偶然为之，而无别的原因，因此这一说法仍属于猜测罢了。
邶、鄘、卫三诗大部分难以确定具体时代，大致说来西周末东周初的诗居多数。
[1]司马迁在《史记》的《鲁周公世家》与《卫康叔世家》中，只说到派管叔、蔡叔监督武庚禄父，未提及霍叔。同时周公镇压武庚叛乱以后，也只说“杀武庚禄父、管叔，放蔡叔。”本文主要采用郑玄《诗谱序》的说法，与《史记》略有出入。
关于邶、鄘的地望，王国维《北伯鼎跋》中根据北伯诸器出土于河北涞水张家洼，认为北即邶，邶国就是燕国，鄘则是鲁国。(《观堂集林》卷十八)录于此以备考。
[2]关于邶、鄘两地是周公连同卫地一次封给康叔的，还是后来康叔的子孙侵夺的，历来记载有分歧，又没有其他材料可资证。
[3]方玉润说：“惟邶鄘地既入卫，诗多卫诗，而犹系其故国之名，且编之于卫国之前，《序》与《传》都莫名其故。或谓其诗所得之地而存之;或谓其声之异而存之;或谓以寓存亡继绝之心。……愚谓邶自有诗，特无可考，故难征实，诸家又泥古《序》，篇篇以卫事实之，致令邶诗无一存焉。”(见《诗经原始》卷三)
王风
王，是“王畿”的简称，即东周王朝的直接统治区，大致包括今河南的洛阳、偃师、巩义、温县、沁阳、济源、孟津一带地方。“王风”就是这个区域的诗。
东周王朝失去了原来的宗主地位，对诸侯国非但无力控制，而且要受到强大诸侯国的欺凌，领土日见削减。然而在春秋之初，周王朝还不免要摆出一副天子尊严的架势，对所谓“无礼”的诸侯国进行征伐，但可悲的是，总是以失败告终。
正因为东周王朝前期征伐频繁，又加上大贵族集中，生活奢侈，所以不得不加重对自己统治区人民的压迫和剥削。在沉重的兵役、劳役、经济负担之下，产生了不少旷夫怨女和流浪汉，人民普遍感到生活质量在一天天下降，大大不如东迁以前了。“王风”的十首诗歌，大部分就是反映人民的这种痛苦呻吟和怨恨的。
“王风”与“周南”来源地部分相同，但它们的曲调是不同的。编入“王风”的是东周王畿的土乐，编入“周南”的则是受“南音”影响的外来乐。
郑风
周宣王二十二年(前八零六年)封其弟友于郑。郑地，即今陕西的华县。友，就是郑桓公，当犬戎攻破西周王朝时，他与周幽王同时被杀。其子郑武公与平王东迂，并吞了虢国与桧国的领土，沿袭旧号，命名新都为新郑(今河南新郑)。春秋时代郑国的统治区大致包括今河南的郑州、荥阳、登封、新郑一带地方。“郑风”就是这个区域的诗。
郑国与东周王畿接壤，地处中原，文化较发达。春秋之际，人民创造了一种具有地方色彩的新曲调，激越活泼，抒情细腻，较之迟缓凝重的“雅乐”，在音乐创作上是一种创新。故而当时吴国公子季札听了不禁脱口赞道：“美哉，其细也甚!”孔子则称“郑声淫”，欲“放郑声”，后人臆测或许是孔子担忧郑国这一“激越活泼”的新声，会取代周王朝的正乐。
“郑风”中绝大部分是情诗(如《女曰鸡鸣》《有女同车》《褰裳》《子衿》《野有蔓草》《溱洧》)，这虽同郑国有溱水、洧水便于男女游览聚会有关，但更主要的是同郑国的风俗习惯密不可分。从《溱洧》一诗看，郑国的上巳节(夏历三月第一个巳日，晋时确定在三月三)，实际就是一个青年男女谈情说爱的节日。正因为郑国保留着男女自由交往的某些古代遗风，所以它也就能够影响人们的思想。如郑厉公四年(前六九七年)，郑国大臣祭仲的女儿雍姬问她的母亲：“父亲与丈夫哪个亲近些?”其母答曰：“父亲只能有一个罢了，而丈夫却个个男人都可做。”一个世家命妇居然用这种亵渎礼教的话来教育自己的女儿，郑国一般人民的男女观念，那就可想而知了。懂得了这点，再读郑风中那些大胆的情诗，也就好理解了。
当然，从郑国人民歌唱的本身说，恐怕反映自己劳苦和怨愤的诗歌也决不会少的，何况郑国当“虎牢”天险，是兵家必争之地，古人曾指出“春秋战争之多者，无如郑”。但是，频繁的战争给人民带来的苦难，却在“郑风”中看不到，这可能是编选者排斥的结果。
齐风
齐，本是西周初姜尚的封国，后又兼并周围小国，是春秋时期的一等大国，其领土大致包括今山东的昌潍、临沂、东营、德州、泰安等地区以及河北沧州地区的南部。“齐风”就是这个区域的诗。
齐国地大物博，盛产鱼盐，纺织、刺绣等手工业很发达(《史记·货殖列传》：“故齐冠带衣履天下，海岱之间敛袂而往朝焉。”)，人口分布也较他国稠密。自太公姜尚历十五世，至齐桓公时(前六八五年即位)，称霸于天下。其后再传十四世，政权落入新贵田氏手里，仍号为齐国。
在“齐风”中半数以上也是关于婚娶和爱情的诗(如《著》《东方之日》)，其余几首或是反映人民对沉重劳役的不满(如《东方未明》)，或是揭露齐襄公与其妹文姜通奸的丑行(如《南山》《载驱》)，或是描写田猎和射技等(如《还》《猗嗟》)。
“齐风”除少数讽刺齐襄公的诗可知作于公元前六九七年至前六八三年之间，其余的诗年代多不可考。
魏风
魏，是西周初分封的姬姓小国，故址在今山西芮城，鲁湣公元年(前六六一年)为晋献公所灭，以其地封给晋臣毕万。战国时魏国的统治者，就是毕万的后代。
古魏国北与晋国相邻。春秋之初，秦国领土向东扩张，占领了西周王畿故地，魏又西与秦接壤，因此它常受到晋、秦的侵夺。在这种情况下，魏国的统治者既要扩张军备，又不肯克制自己的奢侈生活，因此国内人民所受的经济剥削与兵役负担是很沉重的。现存的魏诗虽然不多，但人民反对剥削和兵役的呼声却是很高的(如《伐檀》《硕鼠》)。除此之外，魏风中还可听到某些有识之士忧国忧时的嗟叹(如《园有桃》)。
由上观之，魏诗的时代，我们以为多数应是春秋初期的作品，其中有个别诗或早或迟，这很难说。宋人苏辙、朱熹都怀疑魏诗是晋诗，就象邶、鄘都是卫诗一样。不过这也只是推论，并无确凿根据。
唐风
唐，是周成王弟叔虞的封国，其子燮，改国号为晋。统治区大致包括今山西的太原以南沿汾水流域的一带地方。“唐风”就是这个区域的诗。朱熹说：“其诗不谓之晋而谓之唐，盖仍其始封之旧号耳。”
唐风产生的时代，难以论定，按照《诗序》的解释，其中有部分诗，如《扬之水》《采苓》等，当是春秋初期之作。不过序说并无确证，只能作参考。
秦风
秦，古秦国原址在犬戎(今陕西兴平东南)。东周初，因秦襄公护送周平王东迁有功，秦开始被列为诸侯，改建都于雍(今陕西凤翔)，自此逐渐强大起来。统治区大致包括今陕西中部和甘肃东南部。“秦风”就是这个区域的诗。
《汉书·地理志》说：“天水陇西，山多林木，民以板为室屋，及安定、北地、上郡、西河，皆逼近戎狄，修习战备，高上气力，以射猎为先。”所以在秦风中，有一种在别的风诗中少见的尚武精神和悲壮慷慨的情调(如《无衣》)。
秦诗产生的时代，大致说来是自春秋初至秦穆公(薨于前六二二年)这一百五、六十年间的诗。
陈风
陈，西周初分封的诸侯国。开国君主名妫满，据说是帝舜的后代，因有功于周，武王封他于陈，并把自己的大女儿嫁给他，号胡公。陈建都宛丘(今河南淮阳)，统治区大致包括今河南东部和安徽西北部的部分地方。陈风就是这个区域的诗。
在陈国最高统治集团的倡导下，全国盛行巫风，竞于歌舞。这种祭祀歌舞的集会，方便了青年男女的交往，所以在陈风中反映这种巫风的诗(如《宛丘》)常伴以爱情。这是区别于其他风诗的一个显著特点。
陈诗产生的时代，有史实可考的是《株林》，揭露陈灵公君臣私通夏姬而被杀的事。这首诗当作于公元前五九九年。因此一般都认为这是《诗经》中最晚的一首诗。至于陈风中的上限时间，难以断定。
桧风
桧(音快，又作郐，有成语“自郐以下”)，西周分封的诸侯国，妘姓，故都在今河南的密县与新郑之间。其统治区大致包括今河南密县、新郑、荥阳的一些地方。桧风就是这个区域的诗。
桧国于春秋初年为郑武公所灭。桧诗产生的时代，一说在桧灭之前，即春秋初以前;一说桧诗实际是“郑诗”，即桧灭之后(朱熹《诗集传》引苏氏说)。二说都系猜测，姑并存待考。
曹风
曹，西周初武王封其弟叔铎于曹，建都陶丘(今山东定陶西北)，是为曹国，公元前四八七年为宋景公所灭。曹国的统治区在今山东荷泽地区一带。曹风就是这一区域的诗。
曹诗产生的时代，从内容判断，多为东迁以后。在风诗中，它产生的时代较晚。
豳风
豳(音宾)，古地名，在今陕西旬邑和彬县之间。周部族的先祖公刘由邰(今陕西武功西南)迁居于此(《诗经·大雅·公刘》：“笃公刘，于豳始馆。”)，到文王祖父古公亶父又迁于岐(今陕西岐山，《诗经·大雅·绵》：“古公亶父，来朝走马。率西水浒，至于岐下。”)。豳风就是今陕西旬邑和彬县一带地方的诗。这些地方春秋时属秦国，豳诗之所以不入秦而独立，可能由于其时代较早，演唱的曲调有别于秦风。
旧说豳诗是周公旦所作或为周公旦而作的，此说虽不完全可信，但有的诗同周公旦的事迹有关却无疑问(如《破斧》)。不过就写作时代说，即使是西周初的诗，也是经过后人加工了的，从形式技巧看，其写定的时代，不可能早于西周中期。
另附雅、颂简介
小雅
雅，也是由乐器之名演变为曲调之称的(《诗经·小雅·鼓钟》：“以雅以南，以籥不僭。”)。这种曲调原盛行于西周王畿一带，是周王朝直接统治区的音乐。雅有正的意思，所以“雅乐”，也就是“正乐”[1]。
大、小雅的分别，当在于它们的使用场合不同。“大雅”用于国家的大典仪式，“小雅”则用于一般朝廷宴会。不过，这种用途的差别，最初也应该是由于音调的不同而决定的。
“小雅”大部分为贵族的作品，也有小部分来自民间，从风格看，它们酷似“风诗”(如《苕之华》《何草不黄》，另外《采薇》《大东》等作品受民歌影响较大)。
“小雅”中大部分诗产生于西周后期和东周初期，因此有不少诗反映了时代的黑暗和动乱(相比成康年间，夷厉之后的雅诗又称为“变雅”)，有一定的进步意义。
[1]参见《毛诗序》、章炳麟《大疋小疋说》、梁启超《释四诗名义》等。
大雅
“大雅”产生的时代，一部分诗在西周前期，另一部分则属于西周后期乃至东周初期。
“大雅”基本是贵族诗歌。其中最有价值的，当推周部族的史诗和政治讽谕诗，揭示了一定的时代面貌。
颂
颂，是周王朝的庙堂音乐，用于祭祀祖先和神明。颂，即“容”字，指舞容。“颂诗”就是以歌舞娱乐祖先和神明时的唱词。据王国维说，“颂声”的节奏较“风”缓慢，不及“风”有感人力量(见《观堂集林》卷二)。
“颂”的用途决定了“颂诗”内容多为歌颂祖先功德和求福祈年，形式呆板，语言空泛。因此除少数外，艺术性都不高，而其史料价值却是很高的。
“颂”共有四十首诗，其中“周颂”三十一首，全为西周初的作品，“鲁颂”四首，是春秋前期鲁国为歌颂自己的祖先而作，“商颂”五首，是春秋前期宋国为歌颂自己的祖先而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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