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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根长寿面的散文
又见母亲,惊诧她孤单病弱的样子,坐在土炕的一边,对着一张破旧的三屉桌。
我的脑海里瞬间掠过她留给我最后一个站姿的剪影。侧着身,咖啡色青果领上衣,左手里紫棕色巴西木的筷子上夹一着一根长寿面。
眼前的房子只有一扇门,开着,陽光像门板昏黄地倒在地上。屋子里便有了这一点点气色。我隐约听说她是一直住在这里的。那讯息却不是人传,而似灵的耳语,难道是父亲的心传递给我的么?我便不顾一切,骑着摩托车疯了一般带着咆哮的烟尘颠颤着跑来。房子被铁丝网围着,里面是荒草秋色。一派寂然。这场景不知道哪里见过。如果有头戴钢盔,身背长一槍一,一脸警觉白脸大鼻子绿军装的士兵站岗,我愿意相信这里就是波兰的纳粹集中营。
母亲被封锁,她在里面,我在外边。这样的处境让我焦急流泪。
我不知怎么穿过了那道网,那道横梗在生与死之间的无法逾越的屏障。从门板的光线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和坐着一动不动的母亲,伸出手想象着她会把手迎过来。我记得她留给我的最后的一袭温暖,永远的温暖。是她停止呼吸后,我亲一吻她的额头和手心,把她的双脚搂在自己的怀里的那份带着温度的绵一软和安详。那是我唯一握在手里藏在心里留在唇上最珍贵的感觉。她一直陪着我,陪着我。可是她却没有把手伸出来,而是用十分安详的眼神梳理了我一遍,慢条斯理地说:“你的裤脚开线了,我给你逢两针再走。”
我哭着跑开,不想让她看到我流泪的样子。
一个“走”字,好刺耳,她没有责备我的意思,可是我有。一辈子。
我怎么这么傻,就这么跑开了呢?这一跑,醒了,便再也不能回到她的身边了。
那个冬天最寒冷的夜里,月亮怎么那么圆?那么大?刺眼钻心的月光鬼魅地洒在长青路的大街上,我的两个弟弟和另外两个人,抬着担架,那上面躺着被白布裹一着再也站不起来的母亲走远,西北风呼啸着卷走那残留的落叶,哗哗地翻滚着追随着母亲西去的身影,像一曲凄凉的挽歌。我想跑过去,却发现父亲紧一握着我的一只手,他的表情写满欲哭无泪的痛苦,颤巍巍地对我说:“你妈妈留下过话,说你身体不好,让我照顾好你。”伤痛的心像针扎一样疼。让父亲,照顾我?我糊涂的母亲啊!
我常常回想起发生在后客厅里的那一幕情景,母亲侧着身夹一着一根长寿面的剪影。时间越久,这一幕就越清晰。时间越长,想到的时候就越多。有时,竟呆了。可是,我却很少梦见我的母亲。我为什么没把腿伸过去,让她再给我缝一次裤脚边?为什么不趁着这个时候握住她的手,再亲一吻一次她的手心?再重温一次那久违了的温暖,好好与她聊会儿天?问问她,这些年她是怎么过来的?怎么会在这么荒芜的地方生活,还被这么严密地封锁住,而没有来找我?或者去天堂?是在这里等父亲吗?父亲来了吗?十五年的路,父亲已经走了三年,难道还要再走十二年?那么,这个十二年是个什么概念,你长一年,他也长一年,那不就和铁轨一样有着永恒的距离了吗?
母亲不应该走,可是她走了。全是因为我走的缘故。一个“走”字,触目惊心的刺激。走失了美好,也走出了无奈。
那一年,夫君转业了。我面临着去与留的两难的人生抉择,去,意味着离开父母远走他乡;留,则意味着婚姻的两地分居。一边是爱人,一边是母亲。我看到了人世的苍凉,爱情的痛苦,婚姻的脆弱和母爱的可怜。谁在坚持?谁在妥协?坚持和妥协之间,考验着爱的深度和厚度。母亲试探着问我:“你决定了吗?”
我说:“您说吧。我听您的。”
我是母亲一生的疼。这是上天的安排,我病弱的体质几乎夺走了她对其他儿女的所有的牵挂和爱。成了家里唯一一个一步也没有离开过她的孩子,当我的姐姐和两个弟弟从寄养处,一个一个回来上学的时候,我不习惯。对突然冒出来的姐姐生气,对多出来的弟弟不能理解。甚至还干出过把笼屉一把拉到自己跟前不让他们吃饭的愚蠢事。我霸道地活在家里,享受着说一不二的话语特权。直到我懂得反省自己为止。母亲陪着我,一直无怨无悔地陪着、不让别人伤害到我的心灵。她觉得我能拥有一颗健康的心灵比身体重要了。所以,离开了她的视线她就觉得我不安全。而我长大了,成|人了,有家了,却要在母亲老年的时候变成唯一一个离开她的儿女。痛苦、焦虑、内心的纠结纠缠着我,也纠缠着她。将我们煎熬得痛苦不堪。在爱情和母亲之间我又能怎么选择呢?
僵持和妥协之间,有一方要做出牺牲。我把问题捧给了母亲,这是残酷的。我知道,她会抉择放手与妥协。因为她懂得我。档案冻结的最后一天,母亲说:“夫妻本是同命鸟,他去哪儿,你就去哪儿吧,你们是一家,咋能四分五裂的呢?”
我不得不承认,这句话对我很重要,有了这句话,我的良心便找到了自私而心安的理由。我还心存一份侥幸和期望,希望这也是母亲真实的想法。尽管那不是。我不想放弃我自己拥有的每一份幸福。他们都是我内心无比珍惜的情感!我想只要过去那段焦心的时光,一切都可以另作调适和安排。然而,事情不会以我们的主观臆想为转移。
夜长梦多,那个夏天因为等待而显得漫长无期,足以把人耗死。军转干部和随军家属的安排到了地方,就变了调子。我们先后十一次穿梭于塞北和廊坊之间。协商适合的工作单位,母亲的心陪着我起起落落。我们的工作和住房落实了,母亲也病倒了。姐姐说,母亲总是背着我流泪,说我从小病弱可怜。担心我走得这么远一个人带不了孩子,生活上不习惯,工作从头开始人生地不熟怕我不顺心,搬一个家,扔半个家,担心我经济上紧张给我钱我不要。 上一页12下一页
阴历九月初五,是母亲59岁生日。我把母亲从医院接回家里给她举办了一个家庭的生日宴会。烛光晚宴,生日祝福,挡不住隐隐的不祥的预感。母亲吞咽困难,她越来越瘦几乎吃不了东西了。她问我:“什么时候走?”我说:“什么时候您的病好了,我什么时候带着您一起走。”她看上去平静、安详。心里满足的样子。安慰着我说:“该走走吧,我心里有数,我能好。”我切了蛋糕放在她的面前,嘱咐她试着多吃一点,就忙着照顾孩子们去了。
当我再次回到客厅的时候,透过玻璃窗看到母亲站在后客厅桌前的寿面盆前,手中的筷子里,正哆哆嗦嗦夹一着一根长寿面。我的心一颤。赶紧跑过去,为母亲盛了一碗,浇上苜蓿鸡蛋卤。解释说:“正准备给您盛呢。”母亲看了我一眼有些不好意思,说:“看能吃得了不能。”
一根长寿面,我站在母亲身后想看着她多么希望她能吃下去呀,我似乎笃信吃下这根面就能看到灿烂的明年、后年、永远。只见她夹起来放下,又夹起来放下,最后她把面的一头放到了嘴里,那面很快从筷子中间滑一下来。我的眼泪也随之落下来。
11月中旬,我们一家踏上了举家迁徙的征程。但我心心念念着我重病在身的母亲。把家安顿好,到单位报了到。然后直接向总经理请了假。我说:“请谅解,我的母亲在病中,我要回去照顾她,也许要很长一段时间。但是,我只能这么做。因为工作有机会弥补,父母没办法弥补。我不能给自己留下这个遗憾。”
我庆幸我遇到了世界上最通情达理的领导。他与我素未平生,却深深地理解了我当时的感情。不仅给了我一个理想的工作,还成全了我的愿望。以至于才有以后我们之间至诚完美的工作合作。我们不仅把一个400人的企业各项工作推到历史的巅峰,至今无法逾越,而且在合作中建立起最真诚的友谊,并一直走到今天。
不到半个月的离别,母亲的病情加剧。精神有些恍惚。姐姐说,我走后,她的注意力集中在了门上,有人进来,就问:“是君梅回来了吗?”知道不是我,眼里就全是泪水。姐姐给她买了卤鸽子,她便说:“她这么远,怎么还稍回一只鸽子?”姐姐伤感地说:“在她的心里,只有你是孩子,我们都不是。”
我回来,可母亲的病却并没有起色,而精神十分安详。她总是对我说:“我有预感,我能好。”这个信念支撑她走完了她生命的最后一段时光。
“结一缔一组一织胶原硬化症”。一个城市轮不到一个人的病,夺走了母亲的生命。而我知道,母亲这一团一火,为我耗尽成灰。我从此失去了依托的胸膛,祝福的臂膀,和关注我的眼睛!可眼前依然鲜明的是那个站姿的剪影。侧着身,咖啡色青果领上衣,左手里紫棕色巴西木的筷子上夹一着的一根长寿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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