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梳红学发端散文

时间:2024-08-19 07:56:40 散文 我要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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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梳红学发端散文

  要想条理清楚红学是怎样产生的问题,还是要弄清有关清朝的学术脉络。清康雍乾三朝主要的政治任务就是清除反清势力、臣服汉人和稳定政权,其统治理论承继了程、朱理学,官方主导或倡导的学术主题仍然是与科举制密切联系的经学、子学。而民间学术(即非官方主导的)则分为两支,一是以复兴汉学即古文经学和注重考据学;另一是起于晚明时期,至清代成绩已相当辉煌的小说主题。前一分支至嘉庆之后已趋末流,终被晚清时期兴起的今文经学派所替代,其代表人物是龚自珍、魏源,及至革新派康、梁也曾是这一脉发展而来。后一分支则于民间自然发展,不登大雅之堂的小说却在民间有着丰厚的群众基础,至晚清及19与20世纪交接的前后一段时期,治小说在民间学术中已渐成气候,终于取代治经学、史学而成为学术研究的主题。这一主题的变化并不像有的学者所说是由某些人促成的,它经历了一个漫长的积累过程,有其发展的必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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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治小说的方法也有一个不断变化和发展的过程。从形式上主要是批点或评点的方式,这批与评的方法就其实质是来源于治经学、子学,是治经学、子学的方法运用在小说上的一种嫁接和演变,在学术史上有人称作评点派。但它还没有形成独立的形态,只是附缀在小说作品与文字之上的眉批与点评,不能脱离原来的作品文字单独存在,这不同于我们现在所常见的独立的文艺批评。小说点评李卓吾起步较早,金圣叹评点《水浒传》成就卓然,其后有毛宗岗父子批点《三国演义》、叶朗批点《西游记》、张竹坡评《金瓶梅》,他们的评点得到一定的认可或追捧,原作品的成就和精辟的评点互相倚重,相映生辉,加深了阅读者对作品的理解,促进了小说这一文学形式的普及,扩大了知名度和流行性,奠定了深厚的群众基础,也带动了其后的小说创作。事实上,在康熙、雍正两朝,就有《水浒后传》、《说岳全传》、《玉娇梨》、《平山冷燕》、《隋炀帝艳史》、《隋唐演义》等一系列小说作品出现,至乾隆时期,又出现了像《儒林外史》和《红楼梦》这样的作品。

  《红楼梦》产生了,但并非横空出世的,是有其产生的必然性的。

  一是文学发展的必然性。中国文学的发展史是一个连续的不可分割的整体,从诸子百家到汉赋,经建安体、唐诗、宋词到元曲,每一种主要文学形式的兴盛,都有其血脉的连续性和必然性,而元曲的发展为小说的兴起奠定了基础,因为它与小说有着几乎相同的主体要素,比如都要有形象的塑造和情节的构思,元剧本本身就是中国文学的一次革命,是明清小说产生和兴起的前奏。小说这一文学形式发展到《红楼梦》诞生前夕,已有大量小说问世了,小说从形式到构成要素,再到艺术表现方法,都经过了长时间的积累而日渐成熟,小说在民间的流行也为小说的诞生提供了肥沃的土壤,《红楼梦》就是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出世的。正是元剧本及明清多部小说的发展作为铺垫,《红楼梦》才得以诞生。反过来讲,假如在《红楼梦》诞生之前社会上根本就没有元剧本和小说这样的文学形式,作者即使是神仙也写不出《红楼梦》。

  二是社会发展的必然性。我国封建社会经历了一个从发展完善,到发达成熟,再到没落腐朽的过程,封建社会产生的标志应是奴隶的解放、奴隶制的解体以及代表地主利益的政权建立,从这个意义上讲,我国战国时期已有封建社会的初步形态,到两汉时逐渐得以发展和完善,唐宋时则日益发达成熟,元明时期尤其是明末则日渐显出其没落,有学者认为这个时期已产生了资本主义的萌芽,但这个萌芽终究没有落地生根而茁壮成长。在李自成率农民军攻入北京时,明朝统治即刻土崩瓦解,而新生政权又立足未稳,且军纪松弛内讧不止,明将吴三桂降清倒戈,清兵乘势入关,入主中原,汉族政权继元朝之后又一次被推翻了,清王朝的建立,从社会制度上看是封建社会的一次倒退,因为有充分的资料显示,清在入关前后仍然存在着奴隶制,两种社会制度,需要在冲突中揉合,所以在清初政权的建立和巩固过程中,一方面是使用残酷的统治高压使汉及其它民族屈服,另一方面是清朝统治者对没落的汉文化及封建制度的认同、汲取和适应。清初政权穿上了封建社会的外衣,而内核却是残酷的奴隶主统治,社会制度日益没落腐朽。表面上看,清建立后一百多年间,政治稳定、生产恢复,史有康乾盛世之称。而从另一角度考察,闭关锁国的政策正是在这一时期确立的,同时与西方国家差距逐渐拉大,也是在这一时期开始的,可以说为以后中华民族经历百年屈辱埋下了祸根。这种社会的没落腐朽必然会在文学作品中或直接或曲折地反映出来,《红楼梦》正是反映了这种无可挽回的家族和社会的没落与腐朽。

  三是作者文化素养和智力因素的必然性。从《红楼梦》字里行间、行文布局和篇章结构中,折射出作者的文化素养和智力因素都是卓越的。从《红楼梦》本身逆向反思作者的文化素养、知识结构和思想观点,是一个巨大课题,目前的红学文献中涉及较少,尚无进行这方面的全面探索,这也是红学未来发展的方向之一。以后我们还要再行讨论,这里仅作粗略说明。从文化涵养方面考察,首先作者显然具备诗词曲赋及格律方面的深厚功底,作者对古诗词曲的理解是广阔和透彻的,运用也是自如而高超的,这可从作品中的大量诗词曲以及有关它们的叙述中折射出来;其次是作者广泛地涉猎过古典文学作品,尤其是一些剧本和小说,比如作者如果没读过《西厢记》、《牡丹亭》,就不可能引用其中的词句,同样的道理,用逆向考察法可知,作者曾研读过的古典文化名人作品之多令人惊叹;第三是作者的才艺修养高超,知识结构广博精深。这可从作品中涉及到的琴棋书画、中医药、宗教、礼俗、园艺、建筑、服饰、器用、游艺、地理等诸多内容可以反映出来。我们无须在此罗列更多,但不影响得出这样的认知,作者若没有这样的文化素养就不可能写出这样的作品,同时,作者若没有非同寻常的智力,也不可能取得这样的文化素养。作者文化素养和智力因素的交互作用是《红楼梦》诞生的必要条件。

  四是作者人生遭遇的必然性。写作也是要有动机的,即解决写作目的和动力的问题。《红楼梦》文本内容中已或隐或现地点出作者之所以耗尽一生心血写出《红楼梦》的目的和动力,如果结合《红楼梦》文本外的研究,比如对曹雪芹家族身世以及生存生活状况的考证,则可以较为清晰而深刻地理解其写作的目的和动力。试可作如下分析:一要写出自己所经历的辛酸,为自身遭遇不平而鸣;二是不能让曾经与自己生活经历密切相关的人消失于无形,要用自己的笔记述下来;三是为了争夺一生都没有的话语权。鲁迅说过文学大抵都有些自传的性质,我们不能说《红楼梦》所叙完全就是作者自传,但具有自传的性质是不能否认的,所谓自传的性质就是:或者部分真实地反映了作者经历;或者反映了作者对生活对生命的感悟和理解;或者阐述了作者对人生对世界的观点。从这个意义上说,哪怕是自然科学著作也都会部分地反映作者自己的观点,作者自己的研究过程、研究结论、科研成果也同样凝聚着自己的人生,何况与作者人生经历和感受密切相关的文学作品呢?即使是修史的书籍中也会流露作者的观点和倾向,《史记》中也还有“太史公曰”的明确观点。完全不掺入作者个人见解、观点或倾向的文学著作可以说是不存在的,如果有,那作者可能是一部机器。所以,曹雪芹把自己的心血和着辛酸的眼泪写出了《红楼梦》,他把自己遭遇的不幸和生发的特殊感悟,以及满腔的悲愤和一生的学识见解,都融进了自己的作品。可以说,《红楼梦》的诞生是作者人生遭遇孕育而出的必然结果,作者利用写作《红楼梦》获得了话语权,曲折地隐讳地艺术地表达了自己。

  我们分析了《红楼梦》成书的必然性,前两条着眼于文化、社会背景,后两条则是从作者自身因素考量的。有人会问,与曹雪芹同时代的人何止千万,怎么唯独曹公写出了这样的书呢?没有偶然性在里面吗?我说有啊,虽然与曹雪芹同时代经受同样文化和社会背景的人的确多着呢,但又有几人有曹雪芹一样的经历呢?即或有着相似的经历、相似的苦难,谁又能有曹雪芹独特的感悟、富足的才情、渊博的学识和丰厚的文化底蕴呢?说千古一人,当然有偶然性在里面呀。社会文化因素与个人因素的结合,得承认有着一定的偶然性;从生物学意义上讲,曹雪芹的出生也还有偶然性呢。但从哲学上讲,任何偶然性都包含有必然性在内的,在这里,我们还是不去做哲理思辨吧。

  乾隆19至25年(1760年)《红楼楼》手抄本开始流传,流传之初就已引起轰动,产生了深远的社会影响。程伟元在整理出版《红楼梦》时为之作序,序中有这样的记述:“《红楼楼》最初是以抄本流行,抄一部,卖几十两银子,也有人买,而且不胫而走”。有学者考证乾隆后期、嘉庆年初《红楼梦》问世,应指程甲本的出现。郝懿行《晒书堂笔录》记载,“乾隆嘉庆间入都,见人家案头必有一本《红楼梦》”,可见其当时在社会上传播之广泛。自《红楼梦》手抄本流行以来,甚至在曹雪芹创作《红楼梦》的过程中,对《红楼梦》的评批即随之出现,早期抄本的评批者就不只一人,多是曹雪芹生前亲朋故友圈子内的人,即曹雪芹在悼红轩“披阅十载,增删五次,纂成目录,分出章回”的过程中,就已在自己的亲朋好友中点评传阅,并由他们流传开去,遂使这一作品“不胫而走”、争相传抄而得以广泛传播。参与早期抄本评批的主要有脂砚斋、畸笏叟、棠村、梅溪、松斋等人,批语分眉批、行间侧批、双行夹批等,数量达八千条之多,牵涉到《红楼梦》的思想、艺术、作者家世、素材来源、人物评价,后人将这些批语统称为脂评,而非指脂砚斋一人所批。脂评是我国明清以来民间学术转向治小说洪流中的一个重要分支,它和其它小说的评批如李卓吾评、金圣叹《水浒传》评、毛宗岗父子批《三国演义》、叶朗批《西游记》、张竹坡评《金瓶梅》等一样,是我国古典小说早期重要的文艺批评形式,其特点是附缀于各小说的文本之上,没有形成独立的形态。

  脂评后的《红楼梦》研究,一是顺着评点派的方向发展,相继出现了如王希廉、张新之、姚燮等为代表的《红楼梦》评点,方法并无大的变化,内容着眼于文章作法,观点或有创新或为迂腐;二是向独立的文艺批评方向发展,即区别于评点派的附缀形式,而对《红楼梦》的研究独立成文,独立成书,并以早期评红专著的形式行世,代表作有周春的《阅红楼梦随笔》、二知道人的《红楼梦说梦》、苕溪渔隐的《痴人说梦》、诸联的《红楼评梦》等,内容兼及评点和索隐,批评理论并无突破和创新。三是朝着索隐派的方向发展,晚清以龚自珍、魏源为代表的今文经学复兴,曾受此影响的还有革新派康有为、梁启超等,而蔡元培师承康有为,他们注重义理阐释,追索微言大义。后有蔡元培、王梦阮、沈瓶庵、邓狂言等人把这种治学方法运用于《红楼梦》的研究,成为盛行于清末民初的《红楼梦》研究派别,代表作有《石头记索隐》、《红楼梦索隐》、《红楼梦释真》等。四是呈现多头并进的发展趋势,纵观从《红楼梦》手抄本问世至20世纪之初的《红楼梦》研究,除上述评点、专论、索隐三个方向外,还有吟咏、探佚、考证、续书等方向也有发展,呈现多角度、多层次、多方向并进之势,各类相关文献的出现呈喷涌之态。

  自《红楼梦》问世以来,对它的研究从未停歇,但“红学”一词的出现却相对较晚,且有着调侃的意味,这与其它学科名称的出现有着很大的区别,它不是学科知识积累到一定程度的必然结果,它不同于现代意义上的学科划分,且不完全符合现代学科划分的一般规律,它只是关于一部中国古典文学作品的相关学问。有关红学一词,清代李放的《八旗画录》中记载:“光绪初,京朝上大夫尤喜读之,自相矜为红学云。”清朝仍采用科举取仕,上层社会以讲求经学为风尚,《慈竹居零墨》和《清稗类钞》中有着相似的记载,有个叫朱子美的人,不攻《四书》、《五经》,偏好小说。自言“平生所见说部有八百余种,而尤以《红楼梦》最为笃嗜”。有人问他“治何经”,他说他所治的经,比起一般的经少“一横三曲”。繁体字的“经”字去掉“一横三曲”,即为红字。这个故事流传开来,红学一词就诞生了,成为研究《红楼梦》相关学问的总称。这一故事调侃意味虽浓,却也反映出当时官方讲求经学的风尚,正在向治小说转变。

  红学一词出现之初,并未对《红楼梦》研究造成大的影响,但在19与20世纪之交,以及整个20世纪全程,红学一词,在中国现当代学术界使用频率之高,研究之红火,文献之丰富,论争之激烈,其它任何类别的学术研究均无法与之相比。红学与甲骨学、敦煌学称为20世纪中国三大显学,但若从对当时中国社会及生活的影响来讲,红学则尤其显赫而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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