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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湾,等着我散文
在浙江余姚的家里,读沙湾本土学者方如果的《大盘鸡正传》,读到兴头上,平时不愿意下厨的我,顿时觉得做大盘鸡是件挺文化的事情,便忍不住想模仿一下书上的做法,心想沙湾人看了这书,必能做出正宗的沙湾味道来。
余姚的整鸡、余姚的土豆、余姚的辣椒,都是市场里最新鲜的,切好,按照书上的步骤用料、下锅,谁知道,鸡、土豆、辣椒长得跟沙湾的一模一样,做出来味道还是余姚味道。出锅后,我不停地在盘子里翻找着,找那种熟悉的味道,怅然若失,顿时心头燃起一股乡愁。
把对家乡的想念,嫁接在一种食物上,似乎是离乡背井者的一种本能。胃是有记忆的,一种不熟悉的食物,小时候没有刻骨铭心的记忆,胃不会为你模仿出那种熟悉的快感。
其实,我小时候家里来了亲戚,父母的招待方式就是让我们去院子里抓一只鸡,现宰,用辣子炒了,下一锅宽面,那时候,叫辣子鸡拌面。
我左腮边的一道划痕,就是抓鸡留下的。大中午小姨来家里,鸡怕热,钻进了屋里,父亲喊抓鸡,我从炕上跳起来,关门捉鸡,公鸡飞起来,利爪擦过我的左腮,刮开一道血口子。
随着年龄的增长,那道印子逐渐下移,藏在了腮与脖子之间,隐隐地看起来像一道淡淡的皱纹,我脸上的第一道“皱纹”,就是鸡给我留下的。这么算来,从我的胃最早认识大盘鸡的雏形,到现在也四十多年了。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在《塔城报》工作时,周末我常带着母亲去一家辣子鸡拌面店,斜对面是塔城影剧院前那匹甩开四蹄、昂首扬尾的马的雕塑。在家里,“辣子鸡儿”是母亲最常念叨的一种食物,我不知道,母亲说“辣子鸡拌面好吃得很”时,是不是也在怀念过去在家里招待外婆、舅舅和姨姨们的场景,以及她们共同动手做的辣子鸡拌面的味道。我把她接到塔城后,母亲彻底脱离了沙湾,再也没有机会经历过那种场景了。
幸好塔城新开了“辣子鸡拌面”店,这多少让我有机会补偿了母亲,起码让她回味了过去。其实,那个时候,沙湾“上海滩”的大盘鸡一条街,已经声名鹊起。那家“辣子鸡拌面店”的老板,恐怕是放不下地级市的架子,在地区地委、行署的对面打一个县级美食的牌子,反正作为沙湾人,我是把那家“辣子鸡拌面店”的鸡,当作沙湾大盘鸡才去吃的。
想家的时候,想念远方亲人的时候,一种家乡的食物,足以通过安抚人的胃和味觉,从而安抚那颗盛满乡愁的心。
想念母亲的时候,我会不知不觉想到跟她一起吃过的辣子鸡,还有她说辣子鸡时,后面加的那个带着甘肃口音的、公鸡尾巴似的“儿”字,在舌头上打个小卷,听着特别舒服。让母亲的声音复活在一盘食物面前,这对于我是一种隐秘的心理安慰。
好多年没去塔城了,不知道那匹雕塑的马,是不是还在仰天嘶吼,它尾部的裂痕是不是已经修复。可能那家“辣子鸡拌面店”早已升级为“沙湾大盘鸡店”,现在全国各地,大盘鸡只要沾着“沙湾”二字就火,这似乎是不言而喻的事情了。
记得在《塔城报》当记者,有年秋天,我到六棵树煤矿采访,出发前嗓子疼,盐水从托里、庙儿沟一路挂到煤矿。下山时,人开始发烧,车上昏睡不醒,到了沙湾一听要吃大盘鸡,我突然来了精神,不顾扁桃体发炎,狠狠地吃了一顿“杏花村”的大盘鸡,吃得像醉了一样,这一“醉”就是七天,喝了七天稀饭,喉咙才恢复正常,现在想来,我那时太想家了,太想沙湾的大盘鸡了,见了大盘鸡连命都不要了。
1993年,我离开塔城,去了南方。2003年,我回到阔别十年的沙湾,一下车,被朋友拉到“上海滩”,先上了一个大盘鸡接风洗尘。那种久违的味道让我迷恋,尽管辣得嗓子直冒烟,还是频频举箸,欲罢不能。
后来,每年回来,接待我的亲戚、朋友都整一个大盘鸡,折腾我的南方小胃,似乎不把我整得口水眼泪一起流,我这沙湾人就算验收不合格。
让你打开胃,用味蕾品出家乡的味道,这是对远方游子最高明、最直接,也最贴心的迎接,浓浓的乡愁,沉睡的记忆,都在那种突如其来的味道刺激下融化和苏醒了。坐在大盘鸡面前的那一刻,你就感觉到,你坐在沙湾了,你又回来了,心里无比的温暖和踏实,很快,家乡的热情,让你感受到贴心又贴胃,你的胃里也同样的温暖和踏实了。
在微信群和QQ群里,经常会有内地文友们对我说:“我想去新疆,尝尝沙湾大盘鸡,因为大盘鸡是刘亮程发明的。”持这种说法的文人多到你有一千张嘴都解释不过来。
沙湾出了两样文化最为有名,一个是刘亮程的散文,一个是大盘鸡,这两样都是正宗的沙湾味道。沙湾来了文人,刘亮程、方如果、张景祥这些沙湾文人,多半都会热情地请吃大盘鸡,久而久之,刘亮程的散文和沙湾大盘鸡,被捆绑在一起传扬,也就在所难免了。人们说起刘亮程和沙湾的时候,会自然而然地说起大盘鸡,名人和名吃被捆绑在一起,也不是刻意的,美文、美食,一雅一俗都是文化,就像人们提起沈从文,就想起边城,还有他笔下的美食、美景。
除了名人效应,现在大盘鸡的文化含量里,乡愁这个词的比重最大。这与当地不遗余力的传播分不开。我从那时的“上海滩”大盘鸡一条街,吃到现在的大盘美食城的“百吉宴”,却没为沙湾大盘鸡写过文字,我可能是沙湾作家里,为大盘鸡吆喝的最少的人了,所以每每吃到大盘鸡,我用南方人的小眼睛,测量着那盛满盛情的大盘子,心里就有愧疚像小蚂蚁一样爬过。
这一届的沙湾大盘美食文化旅游节晚会上,晚会主办者安排我和新疆人民广播电台的大刚一起,朗诵一段我写家乡的散文,还很文艺地用维吾尔族乐器萨塔尔配乐。我觉得,整个沙湾在用一个盛大的节日,用美食、音乐、歌舞,迎接游子的归来。站在台上,我感觉我是在还一个愿。
沙湾大盘美食文化旅游节期间,伊犁文友母女俩,慕名来吃正宗的沙湾大盘鸡,在沙湾逗留两日,吃了两餐大盘鸡,第一次吃的是有土豆的,第二次吃换了香菇的,文友的女儿不断地在盘子里翻找土豆。看她怅然若失的样子,我知道她也在寻找熟悉的味道,似乎大盘鸡没有土豆,就不是她认为的大盘鸡了。
而我在沙湾弟弟家,吃自家做的大盘鸡,也有这种怅然若失的感觉,弟媳妇为了照顾我的南方口味和余姚胃,不敢放一点辣椒,大盘鸡里放了很多白糖炒,小侄女说大盘鸡被做成了“可乐鸡”。从南方回来,对辣严重过敏的我,我只能吃这种甜兮兮的“可乐鸡”。很安全、很香甜、很可口,却不是那种麻得人神魂颠倒、辣得人回肠荡气的味道。
二十多年,地理大跨度的转换,将我变成了一个见辣色变的人。鲜香麻辣的正宗沙湾大盘鸡这道美味,我已经无法像真正的沙湾人那样尽情享受了。南方的水土和惯常的清淡口味完全改变了我的体质。有段时间,同学、朋友请吃大盘鸡,我不好拂了他们一番美意,结果辣得口唇、皮肤都受不了,起了泡泡,后来小心了,只好坐在一边看着别人吃,一边偷偷咽口水。
想着没离开沙湾之前,那个无辣不成欢的我,内心就一阵阵悲哀地想:离开沙湾那么久,大盘鸡都不认我了,可是家里那只鸡留在我脸上的那道划痕还在,明明我还是昨日那个我,沙湾还是过去那个沙湾,大盘鸡还是原来那个大盘鸡,为何独独的我的胃,就被另外一块地域的水土饮食强行改变了呢?
不吃辣子的我,会不会连性情、文风都变得越来越不像沙湾人了?如果真是那样,从南方回来,岂不是白做沙湾人了。我失掉的,可不只是作为沙湾人的口福,无法补偿的,还有巨大的心理落差、文化代价,以及由之而起的精神损失。
回到以大盘鸡闻名的朝思暮想的家乡沙湾,我不可能做一个不吃大盘鸡的沙湾人,我想早先的那个我会慢慢变回来的。我要把自己变回到没有去南方之前的那个我。
也许是二十年的思乡,心过于急切,似乎我的灵魂先于我的身体回来了,沙湾,你等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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