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来看看鲁迅的演说词
我们说过，鲁迅的《朝花夕拾》展现的是：处在乡邻之中，在民间话语空间里，“任心闲谈”的鲁迅;而《野草》展现的是：远离人群，“钻入草莽”，拷问自我，“自言自语”的鲁迅。
那么，置身于公众场合的鲁迅，又是怎样的姿态，心境，将如何言说呢?——我们一起来看鲁迅的演说词。
一、在群众包围中
我们还是先听一听曾经聆听鲁迅演说的人们的回忆，以多少获得一点现场感。
一部1936年11月出版的《鲁迅印象记》(作者王志之是北平师范大学中文系的学生)在“群众包围中的鲁迅”的标题下，这样描述了鲁迅1932年在北京演讲的情景——
“人们涌着，挤着，抢着报告，说是教员休息室和一切办公室都上了锁。嘈杂声中激起了一片呼喊：‘我们欢迎周先生来演讲，我们同学欢迎，不要学校当局招待!’‘我们到学生会!’——人们立刻把那间大屋塞满了，板凳上，窗台上，重重叠叠的堆起来，挤得一隙不剩。
‘请大家让个凳子出来给周先生坐!’
无论你撕破喉管，仍然不发生丝毫的效力，人们不由自主地挤拢来，老头子的热情已经同这一批疯狂的群众融成一片了。
‘周先生’，嘈杂声中有人在喊，‘你那顶帽子戴了多少年了?’
老头子没有回答，笑了，把那顶油晃晃的帽放在餐桌上，摸出那个美丽牌的纸烟盒，抽出一支烟燃了起来。
‘周先生，你一天要抽多少烟?’
‘少抽几支呀!周先生!’
群众中不断地在同他开玩笑。人们的心头都充满着一种特殊的感情，对于这位老头子表示敬意并不由于虚伪的客气而是制止不住的发狂的亲切。”
“风雨操场那间宽敞的屋已经挤得水泄不通，窗沿上坐满了人，还剩大批的群众涌塞在大门口。
‘让开!让开!’
‘从窗子上进去吧!’
无数的人声在喊，每个都不由自主地挤去挤来，我们几个同学用尽全力挣扎，死死的把老头子护着。
‘请大家让开呀!看把周先生挤坏了!’
——好容易挤上了讲台，我的大氅挤掉了两个纽扣，出了一身大汗。老头子站在讲台侧，一边揩汗一边喘。
——一片掌声随着又是一片呼喊：
‘我们听不见!’
窗外也在喊：
‘我们听不见!’
我站在讲台上，双手举起来招呼：
‘请大家不要嚷!请大家维持秩序!’
但呼喊的声音越来越激烈：
‘我们听不见!’
‘到外面去吧!露天演讲!’
——屋里的群众实要爆动了，无数的激流往外冲，门和窗户霎时在这一阵剧烈的恶浪汹涌中摧毁了。
我们跟出去，操场坝中已经摆好了一张方桌，人山人海地包围着在涌。
老头子在人们的头顶上抬上了方桌。
整整地持续了好几分钟的鼓掌，讲演开始了。
我相信，在那样多的群众当中，未必有多少人听得清。老头子的腔调压不住风的怒吼，他那满口的浙江话就连我们包围着坐在他脚下的桌沿上记录的人都不大听得懂。然而，人们却很安静，好像已经满足了，个个都闭着嘴仰起头来把他望着，始终没有人作声。
讲演完了，一片掌声又涌起一阵呼喊：
‘再讲点!’
‘再添点儿!’
老头子笑了，俯下身来问我：
‘怕他们不大听得到吧?’
‘再讲点!’呼喊的声音更高涨了。
依了群众的要求，老头子又添了点儿。
群众跟着涌出了操场，老头子被重重叠叠的人们包围起来了。”[1]
现在我们还可以看到这样一张鲁迅在露天广场演讲的照片，其场面是非常动人的。据鲁迅自己说，“南方的青年比北方更热情，常常把他抬起来，抛上去，有时使他头昏目眩才罢手”，他说：“北方青年较为沉静，不过现在似乎也更为活泼了”。[2]
他徐缓地、安详地讲着，教室里突然爆发出笑声——
但鲁迅的演讲并不都是这样作“狮子吼”的，他自己在讲到这一次演讲时说，因为人太多，怕后面的青年听不见，“只能提高嗓音吼叫了”[3]，于是，又有了这样的回忆：创造社的郑伯奇曾与鲁迅同时被邀请演讲，先讲的郑伯奇因为没有经验，讲得听众走了不少，临到鲁迅登台——
“怕是有病的关系罢，鲁迅先生的声音并不高，但却带着一点沉着的低音。口调是徐缓的，却像是跟自己人谈家常一样的亲切。
他先从他的家乡说起。他说，他是浙东的一个产酒名区的人，但他并不爱喝酒。这样，他对于曾经说他‘醉眼朦胧’的冯乃超君轻轻地回教了一下。
在朴实的语句中，时时露出讽刺的光芒，便引起热烈的鼓掌和哄堂的笑声。
不知什么时候，屋子里添进了那么多的人。偌大的一座讲堂是挤得水泄不通了。连窗子上面都爬着挟书本的学生”。[4]
这是与鲁迅讲课的风格大体一致的。他的学生回忆说，他上课时的神态，“看不出有什么奇特，既不威严也似乎不慈和。说起话来，声音是平缓的，既不抑扬顿挫，也无慷慨激昂的音调，他那拿着粉笔和讲义的两手从来没有表情的姿势帮助着他的语言，他的脸上也老是那样的冷静，薄薄的肌肉完全是凝定的”，“然而，教室里却突然爆发笑声了，他的每句极平常的话几乎都需被迫地停顿下来，中断下来，每个听众的眼前赤裸裸地显示出了美与丑、善与恶、真实与虚伪、光明与黑暗、过去现在和未来。大家在听他的“中国小说史”的讲述，却仿佛听到了全人类的灵魂的历史，每一件事态的甚至人心的重重叠叠的外套都给他连根撕掉了。(读鲁迅的学术演讲，例如《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的关系》、《上海文艺之一瞥》，大概也会有这样的感觉——引者注)于是教室里的人全都笑了起来，笑声里混杂着欢乐和悲哀、爱怜和憎恨、羞惭与愤怒——大家抬起头来，见到了鲁迅先生的苍白冷静的面孔上浮动这慈祥亲切的光辉，像是严冬的太阳”。[5]这几乎是听课学生共同的感觉：“有时讲得把人都要笑死了，他还是讲，一点也不停止，一点也没有笑容。他本心并没有想‘插科打诨’故意逗人笑的含意，只是认真的讲，往深处钻，往皮骨里拧，把一切的什么‘膏丹丸散，三坟五典’的破玩意撕得净尽。你只看见他眯缝着眼认真的在那撕，一点也不苟且的在那里剥皮抽筋，挖心取胆，——假如笑是表示畅快，那你又怎能不笑?而他又何必要笑?”[6]后来成为著名的语言学家的魏建功更注意的是鲁迅讲课与演说的语言：“先生说的是普通话，是带着浓厚绍兴方言色彩的口头语。他一个音节一个音节地吐字，是那么安详，是那么苍劲。我把读先生的文章——现代汉语的书面语言所感觉到的那样锋利，那样坚韧，联贯在一起，真有说不出的一种愉快”。[7]
二、演讲现场的紧张感
鲁迅的演讲现场除了这样的或热烈、火爆，或亲切、愉快的氛围，其实是更有一种紧张感的。郁达夫就听鲁迅这样谈到一次演讲的复杂背景：“大学里来请我演讲，伪君子正在庆幸机会到了，可以罗织成罪我的证据。但我却不忙不迫的讲了些魏晋人的风度之类，而对于时局和政治，一个字也不曾提起”。[8]这里所说的，大概就是1927年7月23日、26日在国民政府政府广州教育局主办的广州夏期学术演讲会上作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这次演说。正是在一个星期以前，国民政府发动了“七一五大屠杀”，因此，这次请鲁迅演说显然是暗含杀机，同时也是一个陷阱。鲁迅既不正面触及“时局和政治”，又多有种种暗示，坚持了自己的原则。这其间的言说困境与挣扎，是应该细心体察的。绝不能忽视这样一个基本事实：鲁迅是在不自由的状态下作公开演说的。鲁迅对此是有清醒的意识，并且保持了高度警惕的。在前面所提到的王志之的回忆中还提供了一个细节：在鲁迅作露天演说时，有学生想照相，鲁迅却总是躲开不让照，后来他解释说：“他们先不给我说，我知道是什么人!”[9]这样的被监视的阴影是始终笼罩着鲁迅的演讲活动的，对他的心境，以至演说内容、言说方式都有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鲁迅在与郁达夫的'谈话中特地提到“伪君子”，即教育、学术界的“正人君子”，文化、新闻界的流氓文人，这其实也是构成了一个阴影的。鲁迅曾谈到这样一位“文学家”，她在一篇所谓“素描”里，说“鲁迅很喜欢演说，只是有些口吃，并且是‘南腔北调’”。鲁迅回应说：“前两点我很惊奇，后一点可是十分佩服了。真的，我不会说绵软的苏白，不会打响亮的京腔，不入调，不入流，实在是南腔北调”，鲁迅甚至干脆把自己的论文集定名为《南腔北调集》。[10]鲁迅是充分意识到自身在中国的社会结构与话语体系中“不入调，不入流”的异质性与边缘性的。
三、心怀警戒
这同时意味着，鲁迅对公开演讲者所扮演的公众角色，是心怀警戒的，或者说是他所不习惯，不自在，甚至是要竭力回避的。他几乎在每一次演讲的开头，都要反复地申说：“我自己觉得我的讲话不能使诸君有益或者有趣，因为我实在不知道什么事，但推脱的时间太长久了，所以终于不能不到这里来说几句”(《未有天才之前》);“我不会演讲，也想不出什么可讲的”(《关于知识阶级》);“我没有整篇的鸿论，也没有高明的见解”(《文艺与政治的歧途》);我的演讲“没有什么可听”而且“无聊”(《无声的中国》);“这学校是邀过我好几次了，我总是推宕着没有来”(《革命时代的文学》);“我也没有什么东西可讲”(《读书杂谈》)等等。不能把这些话看作是演讲者照例的谦辞，至少鲁迅不是这样的。在我看来，这正是显示了鲁迅在演讲时内在的紧张感。
四、正视言说困境
如果前文说的只是外在环境的紧张，那么，这内心的紧张或许是更为深刻的：它揭示了鲁迅的内在矛盾。鲁迅当然知道也并不否认演讲的作用，特别是青年在听讲过程中表现出来的热情，以及对思想和知识的渴望，他是感受得到的，并且也会从中受到某种激励;但他更深知，或者说更深切地感受到了公开演讲中的言说困境。
对这样的言说困境的正视，其实是鲁迅演说中相当核心的东西，与他的演说的主要内容，也就是他的正面表达，形成了一种张力。但由于都只点到即止，很容易被忽视，却是我们阅读时首先要注意的。
五、“演讲近于做八股”
鲁迅在《关于知识阶级》的演讲中说：“讲演近于做八股，是极难的，要有演讲的天才才好，在我是不会的”。[11]这真是一语中的：“做八股”其实就是鲁迅在同一演讲中说的由于“想到种种利害”，自觉、不自觉地“在指挥刀下听令”言说，或者说得好听一点，按照社会公认的规则即所谓“公意”说话，这正是鲁迅所要拒绝的“整篇的鸿论”、“高明的见解”、“有益”或“有趣”的话，因为鲁迅说得很清楚：“真的知识阶级”是“不顾利害的”，“要是发表意见，就要想到什么就说什么”，而这却是演讲“八股”所禁忌的。这正是所面临的困境：自己想说的话不允许说，或者说了没有人听;别人——不只是当权者，而且包括“公意”，甚至是听众——要自己说的话，自己不想说，不愿说，说不了。于是，鲁迅就只好宣布，自己不是“演讲的天才”，不会表演，因此也就“不会”演讲了。
六、能将心里的话说尽吗
这同时提出了一个问题：演讲能完全袒露心里的话，无保留地显示真实的自我吗?鲁迅在《无声的中国》里坦言承认：“讲演时候就不是我的真态度，因为我对朋友，孩子说话时候的态度是不一样的”。这是鲁迅早就说过的：“偏爱我的作品的读者，有时批评说，我的文字是说真话的。这其实是过誉”，“我自然不想太欺骗人，但也未尝将心里的话照样说尽，大约只要看得可以交卷就算完”。[12]公开演讲就更是不能“将心里的话照样说尽”的，鲁迅曾这样告诫年青朋友：“和朋友谈心，不必留意”，“可以脱掉衣服，但上阵要穿甲”，因为“鬼魅多得很”，“是要提防，不能赤膊的”。[13]鲁迅作公开演讲显然是“穿甲上阵”的，并非处处坦率直言，但他仍然坚持“说些较真的话，发些较真的声音”[14]。其实这是更加难能可贵的。
七、有身份与架子，就不能畅所欲言
鲁迅在《读书杂谈》里有一个分析，也颇耐琢磨：“一做教员，未免有顾虑;教授有教授的架子，不能畅所欲言”，“这或者有人要反驳：那么，你畅所欲言就是了，何必如此小心”，但实际上“教授自身，纵使自以为怎样放达，下意识里总不免有架子在”。[15]这就使我们又想起了鲁迅《夜颂》里的那句话：人在白天的公开场合里，总是戴着“人造的面具”，穿着“衣裳”的。教员、教授，都是人的一种身份，一种社会地位，为了和这样的身份、地位相适应，就得有“面具”与“衣裳”，“总不免有架子在”。演讲者也是自有身份的，而且在公开场合是不能不“顾虑”自己的身份的，鲁迅也不例外，而每种身份都会有相应的“面具”和“衣裳”以至“架子”，就会对人的言说形成某种限制，真正的“畅所欲言”在光天化日之下的演说里，是不可能的：鲁迅对这样的演说必有的局限是看得很清楚的。
八、听众也是“戏剧的看客”
鲁迅更警惕演讲可能存在的陷阱。他在《文艺与政治的歧途》里特意指出：“刚才我来演讲，大家一阵子拍手”，“那拍手是很危险的东西，拍了手或者使我自以为伟大不再前了，所以还是不拍手的好”。[16]鲁迅居然视听众的“拍手”为“危险”，这样的敏感很特殊，却有着深刻的意义。鲁迅在《娜拉走后怎样》这篇著名演讲里，提出了他终身关注的一个命题：“群众，——尤其是中国的，——永远是戏剧的看客。牺牲上场，如果显得慷慨，他们就看了悲壮剧;如果显得觳觫，他们就看了滑稽剧”。对鲁迅揭示的“看客”现象，曾有过这样的阐释：“中国人在生活中不但自己做戏演给别人看，而且把别人的所作所为都当作戏来看。看戏(看别人)和演戏(被别人看)就成了中国人基本生存方式，也构成了人与人之间的基本关系”：“每天每刻，都处在被‘众目暌睽’地‘看’的境遇中;而自己也在时时‘窥视’他人”。[17]不难想见，鲁迅在演讲者与听众之间，也强烈地感觉到了这样的“被看”与“看”的关系。被“众目睽睽”的“看”，这在鲁迅心理上不能不产生一种表演感，严肃的思想启迪、心灵交流变成演戏，拍手的热烈，不过是表示演得精彩，满足了听众的娱乐欲望，成了“明星”：这正是他最为恐惧，并且要竭力逃避的。同在《娜拉走后怎样》里鲁迅又说：“对于这样的群众没有法，只好使他们无戏可看倒是疗救”，[18]鲁迅之延宕以至拒绝演说，正是同样的意思与态度。
九、警惕在“拍手”中丧失话语自主性
“拍手”的危险，还在于它容易使演讲者热昏头脑。这就是鲁迅说的，“拍了手或者使我自以为伟大不再前了”。从表面上看，在演说场中，是演讲者在引导听众，实际上听众的反应，特别是他们的拍手也在影响、以至引导演讲者，特别是如果演讲者被冲昏了头，就会自觉、不自觉地被听众的拍手所表达的群体意志所支配，不由自主地说听众希望、要求自己说的话。这样的热热闹闹与自我陶醉中话语自主权的丧失，在鲁迅看来，才是真正危险的。
十、“我不是站在引导者的地位”讲话
鲁迅还要追问的是，演讲者自我角色的认定。他在《关于知识阶级》的演说里，明白表示：我想“发表一点个人的意见”，“我并不是站在引导者的地位”。[19]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定位，鲁迅因此与众多的知识分子演讲者划清了界限：他们或自命为“青年导师”，或以充当“国师”为己任，他们与听讲者的关系是“引导”与“被引导”，自认为真理在握，演讲的目的是要听众都相信自己的话，跟着自己走向光明的坦途。鲁迅却明确告诉听众：我并不“要诸位都相信我的话”，理由简单而朴实：“我自己走路都走不清楚，如何能引导诸位?”
这样的自我质疑，是许多知识分子所缺少的，而正是鲁迅最为看重的“真的知识阶级”的一个基本特质。
十、演说的特点：和听众一起思考与探讨
而我们关注的是，由此而决定的鲁迅演讲词的特点：他总是将自己思考的过程，自己的困惑，向听者袒露;同时强调仅是个人的意见，是可以而且应该质疑的：他要求听众和自己一起来思考与探索。我们不妨一起来读鲁迅的《娜拉走后怎样》这篇演说。一开始就说：“人生最苦痛的是梦醒了无路可走”。——这“苦痛”首先属于鲁迅自己。接着讲“在目下的社会里，经济权就见得最要紧”;但又立刻承认：“可惜我不知道这权柄如何取得，单知道仍然要战斗”。最后说到“不是很大的鞭子打在背上，中国自己是不肯动弹的”，也还是坦诚直言：“但是从那里来，怎么地来，我也是不能确切地知道”。[20]不仅说自己“知道”什么，更说自己“不知道”什么;不是自己掌握了真理，有现成的路指引听众去走，而是自己也是寻路者：只知道要向前走，怎么走，走到哪里，却是要和听众一起来探讨、实践的。
十一、演说的魅力：享受话语权的平等与思想自由的欢乐
因此，我说过：“听鲁迅演讲，或许比听胡适演说更为吃力，因为一切都不明确，要自己去想”。[21]这正是鲁迅演说的魅力所在：它逼迫你紧张地思索与不断地诘难演讲者和你自己，同时，又在其中享受着话语权的平等与思想自由的欢乐。
注释：
[1]王志之：《鲁迅印象记》，《鲁迅回忆录(专著)》(上册)，25——27页，北京出版社，1999年出版。
[2]李霁野：《鲁迅先生两次回北京》，《鲁迅回忆录(散篇)》(上册)，278页，北京出版社，1999年出版。
[3]荆有麟：《鲁迅回忆片断》，《鲁迅回忆录(专著)》(上册)，141页，北京出版社，1999年出版。
[4]郑伯奇：《鲁迅先生的演讲》，《鲁迅回忆录(散篇)》(中册)，610——611页，北京出版社，1999年出版。
[5]鲁彦：《活在人类心里》，《鲁迅回忆录(散篇)》(上册)，121页，北京出版社，1999年出版。
[6]冶秋：《怀想鲁迅先生》，《鲁迅回忆录(散篇)》(上册)，171页，北京出版社，1999年出版。
[7]魏建功：《忆三十年代的鲁迅》，《鲁迅回忆录(散篇)》(上册)，258页，北京出版社，1999年出版。
[8]郁达夫：《回忆鲁迅》，《鲁迅回忆录(散篇)》(上册)，157页，北京出版社，1999年出版。
[9]王志之：《鲁迅印象记》，《鲁迅回忆录(专著)》(上册)，28页，北京出版社，1999年出版。
[10]鲁迅：《〈南腔北调集〉题记》，《鲁迅全集》4卷，427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出版。
[11]鲁迅：《关于知识阶级》，《鲁迅全集》8卷，22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出版。
[12]鲁迅：《写在〈坟〉后面》，《鲁迅全集》1卷，29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出版。
[13]鲁迅：《350313致萧军、萧红》，《鲁迅全集》13卷，408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出版。
[14]鲁迅：《无声的中国》，《鲁迅全集》4卷，1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出版。
[15]鲁迅：《读书杂谈》，《鲁迅全集》3卷，460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出版。
[16]鲁迅：《文艺与政治的歧途》，《鲁迅全集》7卷，11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出版。
[17]钱理群：《“游戏国”里的看客》，《鲁迅作品十五讲》，39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出版。
[18]鲁迅：《娜拉走后怎样》，《鲁迅全集》1卷，170页，17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出版。
[19]鲁迅：《关于知识阶级〉，《鲁迅全集》8卷，22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出版。
[20]鲁迅：《娜拉走后怎样》，《鲁迅全集》1卷，166页，168页，17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出版。
[21]钱理群：《与鲁迅相遇》，217——218页，三联书店，2003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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