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兄弟文人”鲁迅和周作人：两腔才情，一生恩怨
【大先生：鲁迅】
一个人是否有所作为，开始做什么并不重要。鲁迅先学医，继而从教，然后从文，最终在文学的路上走到极致。考察鲁迅生平，专业写作的时间并不长，《狂人日记》发表于一1918年，那时候他已经38岁了。
鲁迅少年是布鞋踩雨，中年是撑伞避雪，中年总是积累了一肚子经验。白色恐怖时期，有人挨过打，有人被暗杀，有人关进了牢房，尽管鲁迅也避难，也逃亡，但他从来不是风尘仆仆，不是丧家之犬，而是衣衫干净，步履从容，面带微笑地从北京到厦门，从厦门到上海，真不行，躲进租界的小楼。这正是中年人世事洞明之处，读鲁迅的那些杂文，就知道他的老辣。鲁迅有段评价胡适与陈独秀的话，十分出名：
假如将韬略比作一间仓库罢，独秀先生的是外面竖一面大旗，大书道：“内皆武器，来者小心!”但那门却开着，里面有几枝枪，几把刀，一目了然，用不着提防。适之先生的是紧紧地关着门，门上粘一条小纸条道：“内无武器，请勿疑虑。”
这段话变一下，用来评价周氏兄弟也蛮合适：假如将韬略比作一间仓库罢，鲁迅的那门半开着，里面有几支枪，几把刀，你看不清楚。周作人是紧紧地关着门，门上什么也没有。有些时候，鲁迅高明得如同设空城计的诸葛亮啊。
鲁迅走从文这条路，多少与心性有关。医学枯燥，教学乏味，以鲁迅后来杂文中流露的个性看，他是做不了医生的。鲁迅文章的深刻与伟大，有厚重的传统文化作为底蕴，现代作家只有他一个人能常读常新、温故知新。他的很多文章，我读了二十遍以上还觉得像刚泡的铁观音一样醇厚，很多人的作品读上两遍已成甘蔗渣。
鲁迅是极少数能让文字与思想共同抵达文学内核的人，他在思想上的深刻，汉语上的'深刻，至今无人匹敌。
杂文成就了鲁迅，也毁了鲁迅。不管别人怎么高度评价鲁迅的杂文，在我看来，以鲁迅的眼界、才华和学养，写那些东西绝对是大材小用，暴殄天物。当然，我只是把鲁迅和鲁迅相比。鲁迅去世后，有人写文章说：
无疑地，他是中国文坛最有希望的领袖之一。可惜在他的晚年，把许多的力量浪费了，而没有用到中国文学的建设上。与他接近的人们不知应该爱护这样一个人，给他许多不必要的刺激和兴奋，怂恿一个需要休养的人，用很大的精神，打无谓的笔墨官司，把一个稀有的作家生命消耗了。
这样的话里面有一份另外的懂得。
鲁迅是在乎自己文章的，也在乎自己在文坛的声名。身为文人，这一点当然无可厚非，但也是致命伤。因为太在乎别人对他的评价，太在乎别人对他作品的看法，于是被动主动地卷到一些没有必要的争议中，最后陷入漩涡，真是太可惜。这一点，他的弟弟周作人显然要豁达得多，很少参与文坛的各类纠纷。
鲁迅是自负的，周作人也自负，鲁迅会用一切方式维护自己的形象，甚至绝交。很多时候周作人却不屑维护自己的形象，由你们说去，只要自己自在，所以即便后来落水，他也不想为自己做太多的解释。所以鲁迅的敌人格外多，搞到后来，看不惯的事，写文章批评，不顺眼的人，写文章讽刺，连“落水狗”都要痛打。
现代文学史上那么多文曲星，打起笔仗来，没有一个是鲁迅的对手。鲁迅是块老姜，大情怀与大境界中藏着小心眼，这样的人，吵起架，首先就以绝对的气势压倒了别人，可惜偶尔尖酸刻薄过了头。我甚至想，鲁迅晚年弄得自己老发脾气，笔头冒火，浪费了学问不说，也伤害了身体的元气，这或许是他不能长寿的原因之一。
记忆中在乡下，老中医塞给病人药包的时候也拿几块老姜，说是药引子。药引子——引药归经之用也。鲁迅也是药引子，这么多年，鲁迅的脸谱不断在改变，这是鲁迅生前的伟大，也是他死后的悲哀。
【二先生：周作人】
这些年有不少人将周作人和鲁迅做比较。在文章的高下上，他俩究竟谁领先?排列起来实在非常困难。钟叔河先生就曾旗帜鲜明地认为周作人应该放到第一。我以为在文章上，中年以前，他们不相伯仲，都是泼辣淋漓，典型的绍兴师爷手笔;中年的时候，应该说鲁迅更胜一筹，思想的精深与人世的洞察，都有超过周作人的地方。但鲁迅享年55岁，周作人享年83岁，他比鲁迅多活了近30年，扎扎实实多读了30多年的书，经历了20多年的世事，这样下笔成文自然与过去不同。
鲁迅的声音，铿锵断语，刀砍斧劈，有如刻在青铜鼎上的律令。周作人的文章是温文尔雅，浑厚恳切一路，弥漫其中的人间烟火气，令听者亲切萦怀，字里行间点到为止的弦外之音常常引得读者会心沉思。
和鲁迅一样，周作人也创作了一座高峰，他的作品不要说在整个民国首屈一指，放到古今中外，也是浓浓的一笔重彩，轻描淡写出中国文化的意境与情韵。虽然自云“街头终日听谈鬼，窗下通年学画蛇。老去无端玩骨董，闲来随分种胡麻”，其实却是“志深而笔长，梗概而多气”。周作人的文章，非常老到，没有酣畅的视觉快感，却能引发内心哲思，其文字深美闳约，波澜老成，人所共知。他最了不起的地方是从容展示了一个中年男人心性之平和、安详、家常、世俗，以及有节制的谴责和愉悦的放松。
鲁迅、周作人的出现，给现代汉语一个语惊四座的开端。
我不止数十次听到当代一些作家朋友说：“读来读去，只有鲁迅、周作人常读常新。”常读常新，正是关乎文学高下的最重要的原因。
周作人这个人，骨子里一介书生，要他救国，干不来，干得来也未必愿意干。周作人不是个优秀的国民，也不是个好儿子。鲁迅生前一直照顾着自己的母亲，自他去世后，老太太说：“老二，以后我全要靠你了。”周作人居然回答：“我苦哉，我苦哉……”对生母尚且如此，对国家又能如何?后来落水实在不足为奇。
1939年1月，周作人当上了日本伪北大图书馆馆长。从此，官越做越大，水越陷越深，苦雨斋中那个一脸平淡超然的知堂翁，脱去了教授的长袍，穿上狐皮衣裘。周作人落水后表现出来飞黄腾达的洋洋得意，让后来热爱他文字的人不敢面对。大家不敢想象，不愿相信，那个绝妙的文人会是汉奸。有人辩护说周作人是由地下组织安排，在后方潜伏的。有人说他有苦衷，有人说他是违背本意的，各方人士巧立名目，为他辩护。
关于落水问题，历史的白纸黑字摆在那里，周作人自己坦诚地承认：
关于督办事，既非胁迫，亦非自动。当然是由日方发动，经过考虑就答应了，因为自己相信比较可靠，对于教育可以比别个人出来，少一点反动的行为也。
有人据此说，这是周作人善良的想法，为了不让沦陷区的教育落入日本人手中。木已成舟，争辩无益，这一点钟叔河先生看得清楚，人归人，文归文，认为“周作人其人可废，其文不可废也”。周作人，真是生不逢时。
据说清算汉奸时，有一个叫张二的人，卖过牛奶给汉奸。审讯人问，你的牛奶为什么要供给敌人用?张二说：“他们是订户，我就卖了。”
“日本人是我们的敌人……你这是以物质资敌，知道吗?”
“我怎敢拒绝，又有谁保护我呢?”
法官一拍桌子说：“你不会去报告警察吗?”
“拒绝，他们会说我抗日。”
有时候我想，假如鲁迅还活着，面对周督办，该是何态?
周作人晚年有篇文章反映了他人性的另一面。1962年胡适去世，他写了长文《回忆胡适之》，那个时候谈论胡适几乎是一面倒的批判与谩骂。周作人以文人的最高智慧，细数了由胡帮助出了几本书、得了多少钱。特别说这些钱，买了坟地，埋了母亲、女儿，至今念念不忘。在那个年代里，在大陆敢写纪念胡适的文章，周作人是第一人。
(来源：作家文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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