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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宗元《断刑论》经权之道
【导读】柳宗元唐宋八大家之一，唐代文学家、哲学家、散文家和思想家世称“柳河东”、 “河东先生”，因官终柳州刺史，又称“柳柳州”。柳宗元与韩愈并称为“韩柳”，与刘禹锡并称“刘柳”，与王维、孟浩然、韦应物并称“王孟韦柳”。
众所周知,唐代文学的特色,是诗歌,诗歌的代表作者是李白、杜甫。其它散文，也很发达，散文的代表作，是韩愈、柳宗元。[1]而其中韩愈、柳宗元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尤为重要，他们的文风改变了当时流行的四六骈文体，用古文取代骈文在社会上的地位;所谓古文：首先重点在“古道”，其次是“兼通其辞”，是以修文辞以明古道。后来，渐引导了柳宗元的“文者以明道”名句，韩愈、柳宗元的散文渐渐互相辉映。“韩愈始以古文为学者倡，柳宗元翼之，豪健雄肆，相与主盟当世”[2]成为唐代文学的另一特色。
一、柳宗元思想与写作特点
唐柳宗元(773年—819年)，字子厚，唐代河东(今山西省永济县)人。世称“柳河东”。 后迁柳州刺史，故又称“柳柳州”。柳宗元一生撰写诗文无数，留下600多篇诗文作品，其诗多抒写抑郁悲愤、思乡怀友之情，幽峭峻郁，自成一路。最为世人称道者，是那些清深意远、疏淡峻洁的山水闲适之作。山水游记是柳宗元代表作之一，《天说》为哲学论文代表作，收录在《河东先生集》，《柳宗元集》。《河东先生集》即《柳宗元文集》，刘禹锡编，宋初穆修始为刊行。
柳宗元重视文章的内容，主张文以明道，认为“道”应于国于民有利，切实可行。他注重文学的社会功能，强调文须有益于世。他提倡思想内容与艺术形式的完美结合，指出写作必须持认真严肃的态度，强调作家道德修养的重要性。他推崇先秦两汉文章，提出要向儒家经典及《庄子》、《老子》、《离骚》、《史记》等学习借鉴，博观约取，以为我用，但又不能厚古薄今。
柳宗元的散文，与韩愈齐名，唐中叶，柳宗元和韩愈在文坛上发起和领导了一场古文运动。他们提出了一系列思想理论和文学改革观点。首先，在文章内容上，针对骈文只重刑式，不重内容、空洞无物的弊病，提出“文道合一”、“以文明道”等文风内容。要求文章反映现实，“不平则鸣”，富于革除时弊的批判精神。其次，在文章形式上，提出要革新文体，突破骈文束缚，句式长短不拘，并要求革新语言“务去陈言”、“辞必己出”删去繁复无谓的冗句。此外，他还指出先“立行”再“立言”，指出身教的重要意义。韩、柳二人在创作实践中身体力行，创作了许多内容丰富、技巧纯熟、语言精练生动的优秀散文。这是一种进步的文学主张，韩、柳的古文运动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柳宗元的论说作品也不少，论说包括哲学、政论等文及以议论为主的杂文。笔锋犀利，论证精确。柳宗元的思想与政论分不开，并且常常融入在他的散文中。《天说》为哲学论文代表作。《封建论》、《断刑论》为长篇和中篇政论代表作。《晋文公问守原议》、《桐叶封弟辩》、《伊尹五就桀赞》等为短篇政论代表。柳宗元哲学思想也受佛教影响，尤是政治失意时，往往向佛教寻找精神上的解脱。不难看出，柳宗元的创作与他的生活经历常常融为一体。他一生常常在政治斗争中牺牲，在创作中多是对政治批评。
国学大师胡朴安、胡怀琛指出“在文学的范围以内。前人误为是文学而实非文学的，一概删除了不叙。实为文学中很好的作品，而为前人所不注意。﹍﹍。韩愈的〈原道〉，柳宗元的〈断刑论〉，不是被旧文学家误认作文学作品么?其实何尝是。” 〈原道〉和〈断刑论〉所讲的，都是偏向哲学。他的形式，虽然是用“纵横文”的方法，然“纵横文”也非文学。[3]〈断刑论〉是以“纵横文”写作结构，然文笔犀利，立论清晰，论据充份，是一篇富有气势的论文。
二、《断刑论》“刑以秋冬”的“伪”与“惑”
《断刑论》是柳宗元的一篇政论散文。全文980字，论述唐代行刑制度的执行期流弊，指出“刑以秋冬”制为因循守旧，“未尽于经权之道”;而且欠缺人道精神，“非为聪明睿智者设”。论文立论明确，文笔犀利，富有气势，充满辩论色彩。从儒家“经权之道”的原则评儒家“顺天应时”的原则，达到“以子之茅，攻子之盾”的效果，情理俱备，是一篇较佳的思辩性作品。
汉代统治者根据“天人感应”理论，实施了“秋冬行刑”的刑罚执行制度。“秋冬行刑”原于西周立国初年“敬天保民”、“以德配天”的思想。西汉统治者为巩固君权，弱化民心，正式将这一司法制度写入汉律，即“王者生杀，宜顺时气”。统治者根据“天人感应”理论，规定春夏不执行死刑，即是凡被判处死罪的人，立春时不能执行，必须等到秋后才能处决，除谋反大逆等“决不待时”以外。其定律：“无以十一月，十二月报囚。”[4]秋天霜降后，天地始肃，杀气正至，便可申严百刑，以表示“顺天刑诛“。时隔一千多年之后，“ 秋冬行刑” 制便为唐律所承袭，也是唐朝死刑执行的惯用制度。但柳宗元在《断刑论》中旗帜鲜明地指出“ 刑以秋冬”的刑罚观点是“ 伪也”。
唐代思想家柳宗元的《断刑论》下篇,批判了中国传统的死刑执行制度—“秋冬行刑”制,指出“刑以秋冬”的刑罚观点是“伪也”。文章分为三个论点, 首先，柳宗元认为“刑以秋冬”制,“伪”在不能“罚务速而后有惩”;其次，认为“刑以秋冬”,“惑”在“言天而不言人”,借“天命”而愚民;第三，“刑以秋冬”但不知在仁与智中作出平衡抉择，“滋惑矣”，惑在“未尽于经权之道”。
柳宗元分析出“刑以秋冬”的“伪”与“惑”自有其论据。第一点，“赏务速而后有劝，罚务速而后有惩”，由于人有随性“为善者怠，为不善者懈”，会导致“是殴天下之人而入于罪”法律就失去了其杀一儆百的震慑威力。若能“为善者不越月逾时而得其赏”，“为不善者不越月逾时而得其罚”就可以“殴天下之人而从善远罪”，这样刑尝才能达到教化人民的效果，“是刑之所以措而化之所以成”。第二点，统治者用“ 顺时得天”的理论标榜其残酷刑罚制度的人道，以显示“ 德政”的恩泽;但是囚犯身披又重又脏的木、鈇加锁，在狱吏的忝治下，加上“大暑者数月，痒不得搔，痹不得摇，痛不得摩，饥不得时而食，渴不得时而饮”，实是苦不堪言，生不如死。第三点，在以上2点的前题下，仍坚持“刑以秋冬”, 则是“经非权则泥，权非经则悖”，“惑”在因循守旧,拘泥时令，虽是名称为仁义之制，而实非圣人的仁义心。
另外，在《答刘禹钖天论书》[5]中，柳宗元也曾反复申明自己的观点，他以为，万物的“生殖与灾荒是自然规律发展的结果，国家的“法制与悖乱”是统治阶级主观意志的体现及施政行为的结果。前者是自然活动，后者是社会活动，二者“其事各行不相预”[6]柳宗元指出，“刑以秋冬”貌似顺应天时，悲天悯人，实是残忍。书中与柳宗元在《断刑论》中描述到：“使犯死者自春而穷其辞，欲死不可得。贯三木，加连锁而致之狱吏，大暑者数月，痒不得搔，痹不得摇，痛不得摩，饥不得时而食，渴不得时而饮，目不得瞑，支不得舒，怨号之声，闻于里人。”恰好互相呼应，也就是柳宗元思想与言论的一致性。
三、“刑以秋冬”未尽于经权之道
“经权之道”出自《孟子》，孟子根据孔子人生经历，为孔子申辩，提出了经典名言“执中无权，尤执一也。”(《孟子·尽心章句》上)。意思是执守中道是人应该遵守的做人原则，但在抉择时也要权衡轻重，以不失仁义为本。由此可知，儒家十分注重实现中庸之道，同时在实践中庸之道的过程中也需要顺应适时地变通，决不能因循守旧，执守一种道理。
柳宗元提出“刑以秋冬”是未尽于经权之道。在《断刑论》中“为仁必知经，智必知权，是又未尽于经权之道也。何也?经也者，常也;权也者，达经者也。皆仁智之事也。离之，滋惑矣。经非权则泥，权非经则悖。” 他认为“经”是常道，“权”是达到常道，二者都是属于仁、智的事。只有经无权陷于拘泥，但只注重权无经就成为悖论----更不可取。而且“是二者，强名也。”只是名称而已，重点在运用恰当，适得其宜才算是中庸之道。“当也者，大中之道也。离而为名者，大中之器用也。”他批评当时墨守成规的人，“知经而不知权，不知经者也;知权而不知经，不知权者也。偏知而谓之智，不智者也;偏守而谓之仁，不仁者也。”进一步论述真正的实行仁、智的统治者是“知经者，不以异物害吾道;知权者，不以常人佛吾虑。合之于一而不疑者，信于(一本无“于”字)道而已矣。且古之所以言天者，盖以愚蚩蚩者耳，非为聪明睿智者设也。或者之未达，不思之甚也。”“天”不过是填充于宇宙问的物质之“气”，是一种自然而然的无意识的存在，有心”者，正在于圣人。总之，“生植与灾荒皆天也;法制与悖乱。皆人也。二者而已，其事各行不相预，而凶丰治乱出焉。[7]
柳宗元在批判“赏在春夏，罚在秋冬”和睦顺时令效法于天的错误观点的同时，指出人事在于“顺乎人心，合于中道”之“经”及赏罚要及时之“权”的“经权”观。可见，柳宗元的经权观与其“天人不相预”思想紧密联系，可以说后者正是其经权观的理论前提。[8]两个偏向：“知经而不知权，不知经者也;”只懂得“经”而不了解“权”、运用“权”，不是真正懂得“经”，知“经”内在包含着对权变的通晓和应用，知“权”是知“经”的条件;同样“知权而不知经，不知权者也。”知“权”也暗含着对“经”的正确把握、理解及遵循，知“经”又是知“权”的条件。我们可以得出两个相应的结论：“偏知而谓之智，不知智者也;偏守而谓之仁，不仁者也。”只懂得权变而忘却或忽视“经”之把握和遵循，是偏见之知，而非明智之“智”;片面的守常，囿于“经”“常”之约束而不知变通、权宜，不知合理运用“经”“常”就不是真正的“仁”德之举。[9]
大多学者认为，柳宗元《断刑论》一文回击了当时法律思想界的“天刑”说,提出了新的“断刑”观点—“罚务速而后有惩”。这一刑罚观点的提出,从司法制度的角度表现了柳宗元要求变革的政治主张,同时,也是柳宗元“天人相分”自然哲学思想内容中的精彩言论。但笔者认为《断刑论》还有哲学的涵意，周初到汉代订立“顺应天时”的理念本来就是站在人道立场，基于一种生道精神，为囚犯讨取宽容的对待，多取一点生存时间。但时移世易，牢笼的环境与设备差，坐牢的人增多，卫生环境也简陋，这种延长的生存，反而成为悖论，成为囚犯增加痛苦。因此，柳宗元也是从人道主义立场，为囚犯争取减少痛苦的时间。柳宗元对唐代制度的深入思考，反省后所提出的个人观点，对受刑的恻忍之心。
[1] 胡朴安、胡怀琛著，《唐代文学》，香港：商务印书馆，1965，页1。
[2] 《唐代文学》，页7。
[3] 参考《唐代文学》页3-4。
[4] 《后汉书》帝章纪。
[5] 《柳宗元集》卷三十一。
[6] 翟冰林，解读柳宗元的《断刑论》，当代教育论坛，2005(06)，页90-91。
[7] 李伏清《柳宗元“ 经权”观发微》，求索，2008(03)，页117。
[8] 《柳宗元“ 经权”观发微》，页117。
[9] 参考《柳宗元“ 经权”观发微》，页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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