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德于民的刺史柳宗元故事
唐宪宗元和十年(815年)六月二十七日,柳宗元的生活翻开了新的一页。经过从京城长安(今陕西西安市)南下的长途跋涉,这天,他来到柳州就任一州军政最高长官——刺史。
“到官数宿贼满野,缚壮杀老啼且号。”他一到任,就面临着严重的社会治安问题:许多善良的百姓被一些盗贼抢掠财物,年轻人被绑架而去当作商品贩卖,老人反抗就被当场杀死,哭叫之声不绝于耳。面对这种情况,柳宗元顾不了旅途的劳顿和身体的虚弱,马上投入了工作。他“饥行夜坐设方略,笼铜桴鼓手所操”。白天,要忍着饥饿下乡巡行查访;晚上,则要坐在堂中思考治理的办法,还得随手拿着鼓槌,以便在接到报警后鸣鼓调遣兵马前去处置……
唐代宗大历八年(773年),柳宗元出生于祖籍河东(今山西省永济市)的一个世代仕宦之家,他21岁考中进士,26岁又考中博学弘辞科,起初先后担任集贤殿书院正字、蓝田县尉、监察御史里行等职务。从青少年起,他就十分仰慕史籍上说的那些“古之大有为者”,决心“以中正信义为志,以兴尧、舜、孔子之道”。他33岁的时候,被提升为礼部员外郎,参加了王叔文、王任为首的政治集团,在唐顺宗李诵的支持下进行了反对藩镇割据和宦官专权的革新。革新失败之后,于当年被贬为永州(今湖南省永州市)员外司马,过着“草中狸鼠足为患,一夕十顾惊且伤”的屈辱生活。十年之后,被改派为柳州刺史。柳州比起永州来说,不仅距离京城长安更加遥远,而且当时在经济文化方面也更加落后。他自己说过:“名不在刑部而来吏者,其加少也固宜。”不是被当权者认为是罪重难饶的人,是很少被派到这地方来做官的。他到柳州任刺史,是“官虽进而地益远”,是受到又一次的排斥和打击。面对这种遭遇,他的心情十分复杂:一方面是满腔愤懑,愁肠百结,痛苦不已。另一方面,又感到在柳州是“有社有人”,可以利用作为一州刺史握有一定实权的条件,干一番“振发枯槁,决疏汗潢”,使枯树重新发芽、河道通达流畅的事业,施展自己的抱负。所以,尽管他那“十年践踏久已劳”的身体到柳州后又患上了“奇疮钉骨状如箭”和“支心搅腹戟与刀”的'疾病,甚至曾出现过“鬼手脱命争纤毫”的险情,变得更为虚弱,但他仍然扶着病躯,以极大的热情投入了地方的治理。
当时,柳州一带还流行着迷信巫神、鸡卜、滥杀牲畜的习俗。人生了病,不是求医问药,而是请巫师来占卜吉凶。开始时宰杀鸡鸭一类的“小牲”祭神;病情没有好转,就杀猪羊一类的“中牲”;再不行,就杀牛马一类的“大牲”;还是不行,病人就认为是鬼神不肯放过,于是和亲人诀别,用布遮面,不吃不喝等死。因此,这一带“户易耗,田易荒,而畜宇不孽”,给生产生活带来很大破坏。柳宗元针对这种情况,采用了援佛入儒的办法,主持修复被大火焚毁100余年的大云佛寺,让僧徒们“击磐鼓钟”,宣传佛教戒杀的思想,对百姓进行教化,引导人们注意保护牲畜,努力发展生产,有病就求医找药,不要迷信巫神。还“崇其庙,为学者居”,充实庙内的设施,让学生们在里边好好读书学习。这种“以佐教化”的办法,真的取得了使人们“复去鬼息杀”的良好效果,滥杀牲口的恶习改变了。
柳宗元在柳州还改革弊政、解放奴婢,开荒挖井、发展生产。
在柳宗元的倡导和鼓励之下,四年内柳州城乡面貌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出现了“民业有经,公无负租,流逋四归,乐生兴事”的新气象:老百姓的生计安排得有条有理,租税没有积欠,逃亡在外的人也纷纷回来,颇有乐趣地兴办各种事业。还做到“宅有新屋,步(码头)有新船”。农家的“园地修洁,猪牛鸭鸡,肥大蓄息”。生产有了发展,生活也有所改善了。社会上还出现了“子严父诏,妇顺夫指,嫁娶葬送,各有条法,出相弟长,人相慈孝”的良好风气。柳宗元对“城廓巷道,皆治使端正,树以名木”,还在江边的驿道旁建了冬暖夏凉、别具特色的东亭,古城呈现一派生机,使得“柳民皆悦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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