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禹锡诗序合一的创作模式及其成因

时间：2020-08-25 12:28:34 刘禹锡我要投稿

刘禹锡诗序合一的创作模式及其成因

　　诗和序文，本是古代文学中两种不同的文体。关于刘禹锡诗序合一的创作模式及其成因大家清楚吗?

　　诗和序文，本是古代文学中两种不同的文体，一为韵文，一为散体文，而二者的合一，是指诗人在进行诗歌创作时，在诗题之下、诗作之前先有一段序文，这样，在同一题目下便有了两种不同的文体，这两种不同文体之间往往呈现出多样性的关系。同时，序文的叙事写实色彩也为诗作表现的内容规定了一个特定的指向，进而影响到对诗歌的理解。在唐代，这种诗序合一的创作模式得到了诗人的大量运用。尤其是中唐诗人刘禹锡诗序合一的作品更多，也更具典型意义，在其现存的诗作中，具有诗序的共43首，其中长序占近40篇，不仅数量上在唐代诗人中是最多的，而且其诗序中的内容、诗序与诗作的关系也更加丰富多样，呈现出许多新的特点。

　　一

　　在诗序合一的作品中，序文与诗作的关系往往影响到作品的整体表达效果，二者结合得好，可以使其相映生辉，深化诗歌的意境;而二者之间融合得不好，也会造成诗歌内涵及形式上的矛盾与分裂。在刘禹锡诗序合一的作品中，序文与诗作的关系表现为多个方面：

　　其一，诗序直接记述作诗的缘起、目的，记述作诗的时间、地点等背景因素。这样的序文相对较短，内容较单纯，也是诗序之中较为常见的形式，在刘禹锡之前许多诗人的作品中亦可见到，多是叙述当时社会生活中真实存在的某一现象或事件，写实色彩十分明显，后面交待自己写作的缘由或目的。如《贾客词并引》中说：“五方之贾，以财相雄，而盐贾尤炽，或曰，贾雄则农伤，予感之，作是词。”这里的`序言与白居易“新乐府”诗中“首章标其目”，即指明讽谕的内容，所起的作用是相近似的。再如《采菱行》序中所说：“武陵俗嗜芰菱。岁秋矣，有女郎盛游于白马湖，薄言采之，归以御客。古有采菱曲，罕传其词，故赋之以俟采诗者。”这段序文中所交待的事实是武陵这个地方的风俗，人们喜食芰菱，秋天，有女郎在白马湖采菱，回去待客。诗人因此作采菱行，希望被采诗者采入。《插田歌并引》中说：“连州城下，俯接村墟，偶登郡楼，适有所感，遂书其画为俚歌，以俟采诗者。”这些作品中诗人往往是因看到异地的某些特殊风物而引发了内心的感触，所以吟之于诗篇，并希望采诗者采之于乐府。

　　其次，寓言式诗序：诗序叙事，诗作说理。序为诗中的感慨和议论提供了依据，而诗则是对序文所记内容的进一步引申和阐发。这样的诗作若有序无诗，则序本身亦是一篇完整的作品，且寓意鲜明，若有诗无序，则诗作成了无本之木，其议论说理缺少了依据。这一类序文多是在讽谕诗之前，可以作为一篇寓言故事来读，其本身具有突出的文学价值。作者往往以极强的概括力叙述一个富有讽谕和哲理意味的故事或一种现象，这一现象既可能是生活中实有的，也可能是作者概括抽象出来的，所关注的是其中所含的讽世道理。在序中不作过多议论，不发表看法，而让寓意在故事中自然现出，只在序的结尾交待“余感之”之类，而诗是以议论阐发这一故事中蕴涵的哲理。如《昏镜词并引》：

　　镜之工列十镜于贾奁。发奁而视，其一皎如，其九雾如。或曰，良苦之不侔甚矣。工解颐谢曰，非不能尽良也。盖贾之意，唯售是念。今夫来市者，必历鉴周睐，求与己宜。彼皎者不能隐芒杪之瑕，非美容不合是用，什一其数也。余感之，作昏镜词。在诗序中作者叙述了一个故事：镜工于贾奁中列十镜，其中一个照上去十分清晰，而九个照上去都是模糊的，有人便问，为什么镜子好坏区分如此之大。镜工解释，不是不能尽好，商人的目的是出售货物，今来买镜者，必对着镜子逐一照一番，选一个适合自己的，照上去清晰的因不能隐一点瑕疵，如非美貌者是不适合用的，所以选这种镜子的只有十分之一。诗人的讽谕之意，实已在这个寓言式的故事中见出。而下面的诗作则是直接发表诗人的看法，类似于在一个寓言故事结尾处揭示其所蕴涵的哲理，讽谕人们一种瑕疵不自见的自欺行为。再如《养鸷词》一诗序说：“途逢少年，志在逐绝，方呼鹰隼以袭飞走，因纵观之。卒无所获。行人有常从事于斯者曰：夫鸷禽饥则为用，今哺之过笃故然也。”在序中同样是讲述了一则类似寓言的故事，暗示出“鸷禽饥则为用”的道理，而诗中多为议论之语，并直接得出“饮啄既已盈，安能劳羽翼”的道理。

　　其三，人物传记式序文：诗与序的重复与疏离。

　　在刘禹锡的诗序中还有人物传记式序文，这种序文中，有的呈现出诗与序的重复，但各有侧重。序中以叙事手法记述人物的经历遭遇、性格特点，而诗则在叙其经历的同时侧重于抒发诗人的内心感怀。如《泰娘歌并引》，序中交待了泰娘的身份并记述其经历：本是韦尚书家主唱歌妓，当初韦尚书在吴郡任职，得到泰娘，让乐工教其歌舞，几年后，携归京师，又习新声，其技艺为京城贵游所称道。后韦尚书去世，泰娘出居民间，为张所得，后张卒，泰娘无所归依，只好日抱乐器哭泣于荒村远地，寂寞而凄凉。诗同样是按照序文中记叙的顺序来写的，但风貌不同。序文直白、客观，可以使读者对主人公的身世、命运有一个总体了解，但其叙事色彩无法尽情抒发诗人的叹息与感慨，而诗中则可以反复咏叹，通过意象的描写和主观感情的抒发而更具情韵。如写韦尚书去世后泰娘的景况，序中仅说：“泰娘出居民间”，而诗中则说：“繁华一旦有消歇，题剑无光履声绝。洛阳旧宅生草莱，杜陵萧萧松柏哀。妆奁虫网厚如茧，博山炉则倾寒灰。”形象地写出了门庭冷落萧条的情景和泰娘寂寞哀苦的形象。

　　在人物传记式序言中更多体现出的是诗与序的疏离，这类诗作多为与读书人或僧人的赠别之作，序详细叙写该读书人或僧人的生平经历，或写诗人与其交往过程，也有的时候是阐述佛理，而诗作多是抒发送别之情。序与诗所写内容往往没有多少联系，倘若没有序，也并不影响读者对诗歌的理解，而且序往往比诗作本身长得多，颇有喧宾夺主的意味。如《赠别君素上人诗并引》，诗中是写送别之情的，但在序中起始谈论学习礼之中庸的体会，继而说自己读佛书的一些感受，并得出“悟不因人，在心而已”的结论，最后写开士君素千里来访，以道眼视予，序洋洋洒洒写了三百余字，而诗长不过五言八句四十字。《秋日过鸿举法师寺院便送归江陵并引》一诗，序中开头谈佛教中的“去欲”之理，接着讨论诗境与禅境之内在联系，诗与佛之关系，继而叙述鸿举初于荆郢间学诗的状况。今年来武陵，众人以之为奇，接着叙述我和鸿举在仕祠相遇，鸿举向我乞诗。序中长达三百余字，而全诗亦不过五言八句。《送僧元南游并引》序三百余字，引僧元的话谈论玄奥的佛理，与诗中的内容并无联系。是作者借题发挥，表现自己对佛学的理解和思考。此外，如《送慧则法师归上都因呈广宣上人并引》《送僧方及南谒柳员外诗并引》《海阳湖别浩初师并引》《赠别约师并引》《送义舟师却还黔南并引》《送惟良上人并引》等亦都是长篇序文诗序与诗作之间体现出疏离的关系。

　　二

　　如果抛开诗序与诗作的关系，单单把序文作为一篇独立的作品来读的话，那么，刘禹锡的有些序文无疑具有较强的文学价值。如前文所说的那些寓言故事式的序文，往往在冷静的叙事中含有深刻的讽谕和哲理意味，含蓄蕴藉，发人深思。也有些序文极具概括性，在平静的叙事中蕴含深意，《再游玄都观绝句并引》便是这样的一篇序文：

　　余贞元二十年为屯田员外郎，时此观未有花。是岁出牧连州，寻贬朗州司马。居十年，召至京师，人人皆言有道士手植仙桃，满观如红霞。遂有前篇以志一时之事。旋又出牧。今十有四年，复为主客郎中，重游玄都，荡然无复一树，唯菟葵燕麦摇于春风耳。再题二十八字以俟后游。序文简短而蕴涵丰富，涉及了诗人二十四年间的身世遭遇和心态变化。景物的描写鲜明如画，而形成了强烈对比，同时以比兴手法寓托怀抱，表现了诗人对身世遭遇、人事变换的无限感慨。再如《庙庭偃松诗并引》一诗序中记了一棵“不待年而偃”的小松，丞相晋公认为其有龙蛇之姿而将其植于院内高檐乔木间，后为遂其性而加以扶持，“公以遂物性为意，乃加怜焉。命畚土以壮其趾，使无欹;索以牵其干，使不仆。盥漱之余以润之，顾眄之辉以照之。发于仁心，感召和气。无复夭阏，坐能敷舒。”终于使之化为奇古，作者叙述这样一个“嘉木逢时”的故事，也寄托了自身对于遭逢明主、得遇赏识者的企盼。序文骈散相间，音韵流畅，平实中不失华采。单读小序，亦不失为一篇绝妙的小品文。

　　在更多的人物传记式序文中，作者用力去写的也是序而非诗，序中所写到的读书人往往有着独特之处，有着不同的个性特点。描绘人物时，诗人常能抓住人物的特征，简笔速描，写其神。笔墨不多，而人物形象跃然纸上。如写裴昌禹，通过“搏髀爵跃”的动作写出了人物的豪迈性格以及听到征召信息而极度兴奋、踌躇满志、跃跃欲试的神情，十分形象。再如写僧方及“尝登最高峰，四望天海，冲然有远游之志。”(《送僧方及南谒柳员外诗并引》)具有超尘绝俗的怀抱和不凡的气度。浩初则是“生既因他而清矣。故去荤洗虑，剔颠毛而坏其衣，居一都之殷。”(《海阳湖别浩初师并引》)，而文约则是“市井生而云鹤性”(《赠别约诗并引》)。再如其写僧人景玄：“如鹤雏，未有六翮。而步舒视远，戛然一唳，乃非泥滓间物。诗已，敛而辞。且曰：其来也，与故山秋为期。”文字简短，而突出了人物的神情气度。“与故山秋为期”更写出人物的潇洒疏朗的风神。

　　三

　　刘禹锡何以会有如此多的诗序合一的作品，这是一个值得思考和探讨的问题。

　　首先，从文体来说，诗序多是叙述性文字，客观写实为主，形式上多为散体文，诗作则往往侧重主观抒情。二者的融而为一，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叙事文体的发展及其对诗歌的渗透。在唐代，唐传奇在中唐达到鼎盛，唐传奇体现出叙事的散体文与抒情韵文之间的互渗。而中唐韩愈、柳宗元等人倡导的古文运动更使散体文这种形式大放异彩，并得到更多文人的重视。在这样的一种文学风气中，刘禹锡难免会受古文创作风气的影响，其诗序合一的作品亦是这一思潮在诗歌领域的表现，在刘禹锡的那些讽谕诗前面的寓言式序文中，其哲理意味、讽世精神与柳宗元的寓言颇为相近，而贯穿其许多序文中的怀才被弃、仕途沦落之怨愤更是与柳宗元山水游记中的骚怨精神同调。

　　其次，诗序与诗作的合一，也是体现诗人主体心境的一种方式。刘禹锡诗序合一的作品以被贬朗州、连州时期所作为多，这也是其一生政治上失意的时期。他因锐意改革，参加永贞革新而被远贬蛮荒之地。所以他在诗序中往往借自然界的山水景物、动物植物，甚至人物等各种事物寄托怀抱，明显地体现出一种骚人之怨，以及希望得到荐举任用的心愿。无论在哪一类型的诗序中，诗人总不失时机地抒几句牢骚，发几句怨言，如在《九华山歌并引》序中写完九华山的奇秀之后说“异其地偏且远，不为世所称，故歌以大之。”在《答东阳于令涵碧图诗并引》中说：“惜其居地不得有闻于时，故图之来乞词，既无负尤物。予亦久翳萝葛者，睹之慨然。”《代靖安佳人怨二首并序》一诗是代武元衡府中佳人抒发哀怨之情的作品。武元衡是当朝宰相，元和十年因主张对藩镇用兵而被节度使李师道派的刺客刺死，令时人震惊感慨。刘禹锡在序中有这样一段：“今守于远服，贱不可以诔，又不得为歌诗声于楚挽。故代作佳人怨，以埤于乐府云。”通过序透露出自己内心的不平，使诗的内容得到深化。《庙庭偃松诗并引》则流露出被“慧眼识英才”者重用的期待。和诗作相比，序文可以更直接更随意地抒发诗人的牢骚与怨愤。

　　总之，诗与序本是两种不同的文体，刘禹锡的诗作将诗和序合而为一，使诗歌创作呈现出新的面目。从其总体表达效果来看，除了那些具有民歌风调的作品外，多是序的光彩掩盖了诗，序的文学价值高于诗，序成了主体，而诗则成了陪衬。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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