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商隐《蝉》课文原文及翻译
在学习、工作乃至生活中,说到古诗,大家肯定都不陌生吧,汉魏以后的古诗一般以五七言为基调,押韵、转韵有一定法式。那么什么样的古诗才更具感染力呢?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李商隐《蝉》课文原文及翻译古诗,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蝉》课文
本以高难饱,徒劳恨费声。
五更疏欲断,一树碧无情。
薄宦梗犹泛,故园芜已平。
烦君最相警,我亦举家清。
《蝉》课文翻译
你栖身高枝之上才难以饱腹,你虽含恨哀鸣徒然白费神劲。
五更以后疏落之声几近断绝,大树依然苍翠却无丝毫同情。
我官职卑下象桃梗漂流不定,家园早已荒芜杂草埋没脚胫。
烦劳你的鸣叫我得借以自警,我也举家操守象你高洁不佞。
【赏析】
古人有云:“昔诗人篇什,为情而造文。”这首咏蝉诗,就是抓住蝉的特点,结合作者的情思,“为情而造文”的。诗中的蝉,也就是作者自己的影子。
“本以高难饱,徒劳恨费声”,首句闻蝉鸣而起兴。“高”指蝉栖高树,暗喻自己的清高;蝉在高树吸风饮露,所以“难饱”,这又与作者身世感受暗合。由“难饱”而引出“声”来,所以哀中又有“恨”。但这样的鸣声是白费,是徒劳,因为不能使它摆脱难饱的困境。这是说,作者由于为人清高,所以生活清贫,虽然向有力者陈情,希望得到他们的帮助,最终却是徒劳的。这样结合作者自己的感受来咏物,会不会把物的本来面貌歪曲了呢?比方蝉,本来没有什么“难饱”和“恨”,作者这样说,不是不真实了吗?咏物诗的真实,是作者感情的真实。作者确实有这种感受,借蝉来写,只要“高”和“声”是和蝉符合的,作者可以写出他对“高”和“声”的独特感受来,可以写“居高声自远”(虞世南《咏蝉》),也可以写“本以高难饱”,这两者对两位不同的作者都是真实的。
接着,从“恨费声”里引出“五更疏欲断”,用“一树碧无情”来作衬托,把不得志的感情推进一步,达到了抒情的顶点。蝉的鸣声到五更天亮时,已经稀疏得快要断绝了,可是一树的叶子还是那样碧绿,并不为它的“疏欲断”而悲伤憔悴,显得那样冷酷无情。这里接触到咏物诗的另一特色,即无理得妙。蝉声的疏欲断,与树叶的绿和碧两者本无关涉,可是作者却怪树的无动于衷。这看似毫无道理,但无理处正见出作者的真实感情。“疏欲断“既是写蝉,也是寄托自己的身世遭遇。就蝉说,责怪树的无情是无理;就寄托身世遭遇说,责怪有力者本可以依托荫庇而却无情,是有理的。咏物诗既以抒情为主,所以这种无理在抒情上就成了有理了。
接下去来一个转折,抛开咏蝉,转到自己身上。这一转就打破了咏蝉的限制,扩大了诗的内容。要是局限在咏蝉上面,有的话就不好说了。“薄宦梗犹泛,故园芜已平。”作者在各地当幕僚,是个小官,所以称薄宦。经常在各地流转,好象大水中的木偶到处漂流。这种不安定的生活,使他怀念家乡。“田园将芜胡不归”,更何况家乡田园里的杂草和野地里的杂草已经连成一片了,作者思归就更加迫切。这两句好象和上文的咏蝉无关,暗中还是有联系的。“薄宦”同“高难饱”“恨费声”联系,小官微禄,所以难饱费声。经过这一转折,上文咏蝉的抒情意味就更明白了。
末联“烦君最相警,我亦举家清”,又回到咏蝉上来,用拟人法写蝉。“君”与“我”对举,把咏物和抒情密切结合,而又呼应开头,首尾圆合。蝉的难饱正与我也举家清贫相应;蝉的鸣叫声,又提醒我这个与蝉境遇相似的小官,想到“故园芜已平”,不免勾起赋归之念。钱锺书先生评论这首诗说:“蝉饥而哀鸣,树则漠然无动,油然自绿也(油然自绿是对“碧”字的很好说明)。树无情而人(‘我’)有情,遂起同感。蝉栖树上,却恝置(犹淡忘)之;蝉鸣非为‘我’发,‘我’却谓其‘相警’,是蝉于我亦‘无情’,而我与之为有情也。错综细腻。”钱先生指出不仅树无情而蝉亦无情,进一步说明咏蝉与抒情的错综关系,对我们更有启发。
咏物诗,贵在“体物为妙,功在密附”。这首咏蝉诗,“传神空际,超超玄著”,被朱彝尊誉为“咏物最上乘”。
【注解】
1、本以两句:古人误以为蝉是餐风饮露的。这里是说,既欲栖高处,自难以饱腹,虽带恨声,实也徒然。
2、一树句:意谓蝉虽哀鸣,树却自呈苍润,像是无情相待。实是隐喻受人冷落。
3、薄宦:官卑职微。
4、梗犹泛:这里是自伤沦落意。
5、芜已平:荒芜到了没胫地步。
李商隐的早年经历
在李商隐10岁前后,他的父亲在浙江幕府去世,他和母亲、弟妹们回到了河南故乡,生活贫困,要靠亲戚接济。在家中李商隐是长子,因此也就同时背负上了撑持门户的责任。后来,他在文章中提到自己在少年时期曾“佣书贩舂”,即为别人抄书挣钱,贴补家用。
李商隐早年的贫苦生活对他性格和观念的形成影响很大。一方面,他渴望早日做官,以光宗耀祖。事实上,他也确实努力承担起家族的责任。成年后,李商隐曾利用为母亲守孝的时间,将寄葬在各地的亲属灵柩迁葬到荥阳。陈贻焮认为这是除了受宗法思想支配外,还由于从小孤贫,家道衰微,因此更加看重骨肉之情。另一方面,早年的经历使他养成犹豫、敏感、清高的性格,这些特征既大量地从他的诗文中流露出来,也表现在他曲折坎坷的仕途生涯。
李商隐的启蒙教育可能来自他的父亲,对他影响最大的老师,则是他回到故乡后遇到的一位同族叔父。这位堂叔父曾上过太学,但没有做过官,终身隐居。据李商隐回忆,这位叔父在经学、小学、古文、书法方面均有造诣,而且对李商隐非常器重。受他的影响,李商隐“能为古文,不喜偶对”。大约在他16岁时,写出了两篇优秀的'文章(《才论》、《圣论》,今不存),获得一些士大夫的赞赏。这些士大夫中,就包括时任天平军节度使的令狐楚。
令狐楚是李商隐求学生涯中又一位重要的人物,他本人是骈体文的专家,对李商隐的才华非常欣赏,不仅教授他骈体文的写作技巧,而且还资助他的家庭生活,鼓励他与自己的子弟交游。在令狐楚的帮助下,李商隐的骈体文写作进步非常迅速,由此他获得极大的信心,希望可以凭借这种能力展开他的仕途。在这一时期(太和四年,830)的《谢书》中,李商隐表达了对令狐楚的感激之情以及本人的踌躇满志:“微意何曾有一毫,空携笔砚奉龙韬。自蒙夜半传书后,不羡王祥有佩刀。”
李商隐的诗风
李商隐的诗具有鲜明而独特的艺术风格,文辞清丽、意韵深微,有些诗可作多种解释,好用典,有些诗较晦涩。现存约600首,特别是其中的无题诗堪称一绝。李商隐擅作七律和五言排律,七绝也有不少杰出的作品。清朝诗人叶燮在《原诗》中评李商隐的七绝“寄托深而措辞婉,实可空百代无其匹也。”
他的格律诗继承了杜甫在技巧上的传统,也有部分作品风格与杜甫相似。与杜甫相似,李商隐的诗经常用典,而且比杜甫用得更深更难懂,而且常常每句读用典故。他在用典上有所独创,喜用各种象征、比兴手法,有时读了整首诗也不清楚目的为何。而典故本身的意义,常常不是李商隐在诗中所要表达的意义。例如《常娥》(嫦娥),有人直观认为是咏嫦娥之作,纪昀认为是悼亡之作,有人认为是描写女道士,甚至认为是诗人自述,众说纷纭。
也正是他好用典故的风格,形成了他作诗的独特风格。据宋代黄鉴的笔记《杨文公谈苑》记载,李商隐每作诗,一定要查阅很多书籍,屋子里到处乱摊,被人比作“獭祭鱼”。明王士桢也以玩笑的口吻说:“獭祭曾惊博奥殚,一篇锦瑟解人难。”(《戏仿元遗山论诗绝句》)批评意见[8]认为他有时用典太过,犯了晦涩的毛病,使人无法了解他的诗意。鲁迅曾说:“玉溪生清词丽句,何敢比肩,而用典太多,则为我所不满。”(1934年12月致杨霁云的信)
此外,李商隐的诗词藻华丽,并且善于描写和表现细微的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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