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商隐咏史诗的叙事干预

李商隐咏史诗的叙事干预

　　咏史诗是李商隐诗歌的重要品类，其诗在对其历史人物与历史事件的叙述中抒发感情。

　　引 言

　　叙事学提出叙事干预的概念，关注以小说为主的叙事性文本的艺术特质。而在中国文学传统中咏史诗是诗歌中一个特殊的题材和类别，其以历史人物与历史事件的叙述为本又兼具抒情表达的话语特质是一个叙事学研究值得关注的新问题。

　　《诗经·大雅》中的《荡》借用文王口吻来指责殷纣的过失，讽喻周厉王的昏庸无道，实可谓中国古代咏史诗之滥觞，在历经魏晋南北朝左思等人的发展后到晚唐达到繁荣。不仅出现了许多咏诗名家，而且他们自觉地将咏史和现实人生结合起来，创造出了风格多样的咏史诗。特别是晚唐的李商隐，面对江河日下的李唐王朝，他感到回天无力而悲愤交加。岁月蹉跎、壮志未酬，生存的不幸凝聚成他对社会和人生的深沉感慨和思索，再加上对诗歌艺术的不断追求，使李商隐的咏史诗开阖自如而又寄托遥深、暗藏锋芒。特别是他对史事的剪辑与提炼甚至合理的虚构与想象使他的咏史诗于陈述中见新奇、于平凡中见深意。这也正是他的咏史诗历来为人所称道的原因。

　　“顾名思义，咏史诗就是用诗的形式对某些史事和历史人物发表感想和议论，创作方法和文学传统基本上应归抒情一系。然而咏史诗不能不涉及史实，也就不能没有叙述，哪怕是被评为‘纯以议论出之’的作品也是如此。”?譹?訛

　　以诗咏史其目的固然是为了抒发作者的思想、情感，表达作者借古讽今，警示后人的意图;然而既然是咏史，则少不了对史实的叙述。作者正是通过对史实的巧妙呈现，以达到其目的。这就要求诗人在咏史时既要在重大历史事件以及重要细节上忠于史实，但为了表达诗人对史事的态度和情感倾向，又要对史实做必要的加工乃至想象虚构或者是对叙述的话语进行有效的选择与安排，这就是所谓的叙事干预。“一般地说，在喜剧的和严肃的、或其他的伦理的种类不断混合的一首诗歌中，就需要叙述者的系统干预，以指导阅读。”?譺?訛在抒情性作品中融入叙述性的因素，而又不让人觉得生硬，咏史之难在此，其艺术性与永久的可观赏性也在此。“李商隐擅长在表面不动声色的叙述中施加干预以含蓄的抒发感情，叙述和抒情在这里融合无间，不分彼此。其艺术构思与手腕的灵动精巧，常使读者拍案叫绝。”?譻?訛本文试图从叙事学的角度，通过李商隐在咏史诗中对词语选择、句式选用和对史实的合理假设与虚构上的干预来解读李商隐咏史诗特殊的艺术魅力，以期对李商隐诗的叙事分析作一些小小的补充。

　　一、词语选择的干预

　　李商隐一生正当晚唐政局江河日下之际，动荡衰微的时代，使他不得不以隐曲委婉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愤激与愁苦。叶燮《原诗》中说李商隐诗“寄托深而措辞婉”。诗人在借古讽今时，往往借助典故的潜层内涵和词语的勾连转合，揭示诗歌主旨，达到用笔犀利和辛辣讽刺的目的。如《贾生》：“宣室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伦。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这是载于《史记·屈原贾生列传》的故事。认真比对诗文与史书，我们不难发现，诗人的叙述是忠于史实的。正是诗人巧妙地在字词的选用与安排上实施了干预，才使得诗人的褒贬态度不言而喻。贾生政见卓越，《治安策》《过秦论》千古流传，而文帝仿佛也求贤若渴，既“求”又“访”，这二字使文帝思贤的谦恭神情宛然在目。一个“更”字，既是诗人对贾生才能无与伦比的赞美，又隐括了文帝夜召所说“吾久不见贾生，自以为过之，今不及也”。一语，同时又为后文“讽今”作了铺垫。诗的后半部分，抓住文帝倾听贾生具道鬼神事而忘情前席的举动，着“‘可怜’、‘虚’轻点叙事，通过‘问’与‘不问’的强烈对比，引懑而发，鞭辟入里，讽刺犀利辛辣，深刻揭示了统治阶级不能任用人才的实质。”④既有对贾生怀才不遇的同情，又有对统治者不知任用贤能的指责，更有对自身遭遇的深切感慨。然而这一切都在不动声色中就完成了，诗人的干预手段之高超，使得诗文天衣无缝、宛若天成。

　　总的来说，诗人表面上不动声色，似乎只是在叙述一个或几个故事，实际上已经在遣词造句上做足了文章，细心的读者一看就能明白诗人的良苦用心和精湛的艺术构思。这一类干预在李商隐诗中最多，也最让人为之着迷。

　　二、句式选用的干预

　　诗人在叙述历史事件时，特别注意在句式上做文章。如设问、反问、倒装、假设等。特别是能巧妙运用设问、反问，开拓史实的深刻内涵，多层次、多角度展开诗的主旨;借“问”来讽刺昏庸的统治者，表达诗人希望当朝皇帝能以史为鉴的深刻用意。如《马嵬二首》(之一)：“君王若道能倾国，玉辇何由过马嵬?”以杨贵妃提问的方式，实际上否定了女色倾国的滥调，而把祸乱国家的责任归咎于迷恋女色的君王。又如《马嵬二首》(之二)：“如何四纪为天子?不及卢家有莫愁。”“如何”一问，横空突兀，气势磅礴，短短两句，囊括全篇。“四纪”为君王反而不能像民间夫妇那样长相厮守，讽刺寓反诘中，叙述者揶揄谴责的指向就十分明显了。再如《瑶池》：“瑶池阿母绮窗开，黄竹歌声动地哀。八骏日行三万里，穆王何事不重来?”据《穆天子传》，周穆王在瑶池与西王母相会宴饮，分别时约定三年之后重来。三年过去了，穆王虽有日行三万里的八匹骏马，何以不践三年之约呢?诗人借西王母“穆王何事不重来”的疑问，虽没有直接抨击求仙之妄，而求仙之谬自见，从而显示叙述者态度。

　　以上是诗人反诘语气的干预。而倒装句式则如《马嵬二首》(之二)：“此日六军同驻马，当时七夕笑牵牛。”“此日”指马嵬兵变这一天即天宝十五年六月十四日，而据陈鸿《长恨歌传》载，天宝十年七月七日玄宗和贵妃在长生殿相约生生世世为夫妻，即当时。正因为“当时”的迷恋女色，才酿成“此日”“六军同驻马”的滔天大祸。诗人在叙述时使用了倒装手法来干预，将前后史实倒置，因而使叙述错综多变，又对比强烈，讽刺性极强。

　　三、对史实的虚构与假设

　　咏史诗应该是“咏”史，就需要对具体的历史事件、人物有所叙述，也就需要在重大历史事件及重大细节上忠于史实。但如果仅仅按史书所记载的细细道来，又难免乏味，同时也难以传达诗人意图。这就需要诗人在叙述时施加一定的干预，对某些历史事实做必要的加工乃至虚构。这是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巧妙结合，也只有这样的作品才具有永久的生命力。如《北齐二首》(其一)：“一笑相倾国便亡，何劳荆棘始堪伤。小怜玉体横陈夜，已报周师入晋阳。”

　　把原来不在同一时间出现的史事集中在一起，深化了最高统治者的荒淫无耻。冯妃“玉体横陈”与北周武帝攻破晋阳并非同时发生，诗人将二者浓缩到一瞬间，很好地揭示了隐藏在事件表象之下的本质。再如《贾生》，“问鬼神”有史可稽，但因“问鬼神”而引出“不问苍生”却是诗人的想当然。汉文帝接见贾谊问鬼神一事，是有史可征的，然而也绝不排斥在其他时间、其他地点“问苍生”，但这是诗不是史书，诗人没必要也不会按历史如实写来。诗人在叙述中由“问鬼神”这一点出发而假设出“不问苍生”，无疑是从侧面反映出封建社会中带有普遍性的某种实情，辛辣地讽刺了统治者不关心民生疾苦、不知任用贤才。如《骊山有感》：“骊岫飞泉泛暖香，九龙呵护玉莲房。平明每幸长生殿，不从金舆惟寿王。”再如《龙池》：“龙池赐酒敞云屏，羯鼓声高众乐停。夜半宴归宫漏永，薛王沉醉寿王醒。”

　　两诗中都出现了寿王，即玄宗第十八子李瑁。他还是杨玉环原来的丈夫。史书并没有记载他被父王夺去妻子后的心情如何，然而我们从李商隐的诗中却可以看出。《骊山有感》中诸王皆随玄宗祭祀，独寿王不从，言外益彰其遭夺妻之痛。在《龙池》中，深夜席散后，诸王都已进入醉乡，而寿王却听着铜壶的滴漏声辗转难眠。他应该见到宴会上的杨贵妃了吧，夺妻之痛的耻辱有谁给予同情呢?这两件事也许是诗人的虚构，也许是民间传说，不管来历如何诗人都是想借此来谴责玄宗的乱伦。从看似平静的叙述中引出如此效果，正是叙事干预起了作用。

　　以上所举只是李商隐咏史诗中极少的一些例子。在其六十余首咏史诗中这种叙事干预几乎无处不在。由于篇幅限制，不一一细述。总之，对于李商隐的咏史诗我们既可以从抒情的角度来欣赏，也可以从叙事学的角度来分析。诗人凭借着其深厚的创作功底，在看似平静的叙述中略施小计，就使得诗人的褒贬意图跃然诗中，这种“叙述干预不是对史实或故事大动干戈而是略施小技，一个词、一种句式、一种语气的选择，一个场面或一种情景的假设，就像魔术师的灵巧手法，几乎在不动声色之中就表达出叙述者的是非判断和褒贬倾向”。李商隐咏史诗运用此法最为纯熟，因而在其咏史诗中总是呈现出沉郁深婉、悲壮朦胧的意境，这也是其咏史诗历来为人所称道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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