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骚和诗经的关系
《离骚》是一首经典的古代抒情长诗，下面是离骚和诗经的关系，和小编一起来看看吧。
诗经是诗集，群体创作，编者不详。离骚是个人作品，是屈原的长篇抒情诗。
离骚是“楚辞”的代表作，要说有关系的话，也得是诗经和楚辞有关系——他们是中国诗歌的两大肇始。
诗经是现实主义的先祖，楚辞是浪漫主义的先祖。
时间上诗经是春秋中叶之前的作品，楚辞是战国时期楚国的作品。二者并无传承关系。
诗经大部分是风，即民歌，没有单独的作者，可以说是群体创作，楚辞则大部分是个人作品，代表作家是屈原和宋玉。
历史地位
屈原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位伟大的诗人。《诗经》中也有许多优美动人的作品，但它基本上是群众性集体性的创作，个性的表现甚少。而屈原的创作，却是用他的理想、遭遇、痛苦，以他全部生命的热情打上了鲜明的个性烙印。这标志了中国古典文学创作的一个新时代。
屈原是一位具有崇高人格的诗人。他关心国家和人民，直到今天仍作为坚定的爱国者受到高度评价。虽然他的爱国和忠君联系在一起，在这一点上，他并不能背离所处时代和社会的基本道德原则，但同时也要看到，屈原又具有较为强烈的自我意识。他并不把自己看作君主的奴仆，而是以君主从而也是国家的引路人自居。他对自己的政治理想与人生理想有坚定的信念，为追求自己的理想不惜与自身所属社会集团的大多数人对抗，宁死不渝。这就在忠君爱国的公认道德前提下，保存了独立思考、忠于自身认识的权利。作为理想的殉难者，后人曾从他身上受到巨大感召;他立身处世的方式，也被后世正直的文人引为仿效的榜样。
屈原的作品，以纵恣的文笔，表达了强烈而激荡的情感。汉儒曾说，《离骚》与《诗经》中《小雅》同为“忽而不伤”之作，明代诗人袁宏道于《叙小修诗》中驳斥道：《离骚》“忿怼之极”，对“党人”和楚王都“明示唾骂”，“安在所谓怨而不伤者乎?”并指出：“劲质而多怼，峭急而多露”，正是“楚风”的特点。他的意见显然是正确的。不仅如此，屈原赞美自我的人格，是率性任情，真实袒露;咏唱神灵的恋爱，是热情洋溢、淋漓尽致;颂扬烈士的牺牲，是激昂慷慨、悲凉豪壮……。总之，较之《诗经》总体上比较克制、显得温和蕴藉的情感表达，屈原的创作在相当程度上显示了情感的解放，从而造成了全新的、富于生气和强大感染力的诗歌风格。由于这种情感表达的需要，屈原不能满足于平实的写作手法，而大量借用楚地的神话材料，用奇丽的幻想，使诗歌的境界大为扩展，显示恢宏瑰丽的特征。这为中国古典诗歌的创作，开辟出一条新的道路。后代个性和情感强烈的'诗人如李白、李贺等，都从中受到极大的启发。
屈原是一位爱美的诗人。他对各种艺术的美，都不以狭隘的功利观加以否定。《九歌》、《招魂》中，处处渲染音乐歌舞的热烈场面和引发的感动。“羌声色之娱人，观者憺兮忘归”，在屈原笔下，是美好的景象。同样，他的诗篇，也喜欢大量铺陈华美的、色泽艳丽的辞藻。他还发展了《诗经》的比兴手法，赋予草木、鱼虫、鸟兽、云霓等种种自然界的事物以人的意志和生命，以寄托自身的思想感情，又增加了诗歌的美质。大体上可以说，中国古代文学中讲究文采，注意华美的流派，最终都可以溯源于屈原。
在诗歌形式上，屈原打破了《诗经》那种以整齐的四言句为主、简短朴素的体制，创造出句式可长可短、篇幅宏大、内涵丰富复杂的“骚体诗”，这也具有极重要的意义。
总之，由屈原开创的楚辞，同《诗经》共同构成中国诗歌乃至整个中国文学的两大源头，对后世文学形成无穷的影响。而由于时代的发展，以及南北文化的区别，楚辞较之《诗经》，已有显著的进步。因之，它对后来文学的影响，更在《诗经》之上。
《离骚》(楚辞)对《诗经》比兴手法的发展
《离骚》继承了《诗经》开创的“比兴”传统，广泛运用了象征手法。对此，王逸在《离骚经序》中曾论道：“《离骚》之文，依(诗》取兴，引类譬喻。故善鸟香草，以配忠贞;恶禽臭物，以比谗佞;灵修美人，以媲于君;宓妃佚女，以譬贤臣;虬龙鸾凰，以托君子;飘风云霓，以为小人。”在这里，王逸认识到《诗经》比兴手法对屈原的影响，也感觉到屈原对比兴手法的发展，但对发展王逸只看到屈原运用了新的比兴材料，扩大了比兴的范围，却忽略了艺术本质的方面。其实，《离骚》中的比兴早已超越了《诗经》比兴个别事物的简单类比，而把比兴手法提高到一个新的境界，完成了从比兴到象征即从现实的艺术联想到超现实的艺术想象的转变和飞跃。
具体来说，《诗经》中的比往往比较简单，即“以彼物比此物”，即使复杂如博喻，也不过是几个比喻的简单连缀;《诗经》中的兴往往在诗的开篇，“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对全诗起着标示主题、烘托气氛的作用。但无论比或兴，《诗经》都取材于自然形态的物类事象，取喻于它们的自然属性，而不是经过作者运用想象和虚构创造出来的艺术形象。屈原则把《诗经》中的比与兴有机地结合起来，采取了比的手法，发挥了兴的作用，使之具有了象征的功能。在《离骚》中诗人已经不再去单纯地考虑事物的自然属性，不再去追求自然事物与思想感受之间的简单对应关系，而是把本体和喻体混成一体，融在统一的艺术形象中，并且通过想象和虚构，创造出一个饱含感情的艺术境界，构成一个五彩纷呈、出神入化的象征体系。
兰、蕙、菊、桂、杜衡等香草芳木象征美好崇高，菉、艾等恶草臭木则象征奸邪污秽。于是餐英饮露、披香戴芳，象征诗人不断地进行着自身修养与完善;植兰树蕙、莳香冀芳象征诗人辛勤地培养人才并寄予厚望，香草“荃”更成为君王的化身，香花恶草的对立也反映着楚国朝廷现实的政治斗争。在这里，物我而一，融为一体，“物”不仅是人(或神)存在的环境，为人(或神)创造气氛，而且就是人(或神)本身，这便与《诗经》中用作比兴的事物有了本质不同。不仅如此，屈原还以现实为基础，进行了超现实的奇幻想象，编织出一幅神话与人间交相辉映的绚丽画面。“三求美女”、“灵氛占卜”、“巫咸降神”、“飘然远逝”等等一幕幕融情于境的具有象征意义的艺术境界，构成了一个完美的象征体系。
把握以下三点：
1.突破了个别事物的简单类比，本体与喻体之间形成了较为稳定的联系。
2.众多的喻体，分别比喻同一个本体，并由此生发开去，构成一系列象征体系。如“香花香草”意象。
3.相同的喻体比喻不同的事物，并由此扩展开去，构成一系列象征体系。 如“美人”意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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