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伤的李贺
李贺是悲伤的,悲伤的李贺只活了27岁;李贺是悲伤的,悲伤的李贺刚找到生命的钥匙便打开了死亡的大门;李贺是悲伤的,悲伤的李贺让我们这些后辈们怀念了千年。
2006年的正月,几个朋友一时性起,驱车赶往河南的宜阳——李贺的家乡。我们是冲着李贺来的,冲着那个瘦弱的诗人来的。在宜阳我看到了千年的洛河,他的水面没有想象中的开阔,或许是冬天的缘故,水量不够充沛,河岸两边都是光秃秃的,大片的河床裸露着,水流平缓清冷,像李贺,瘦且冷。在宜阳县西柏坡小学校园内,李贺的雕像坐落在两棵大雪松之间仰面朝天,让人看不清眼睛,只看到他高傲地翘起的下巴。从宜阳县城出发,西行50多公里,就到了李贺的诞生地——昌谷,昌谷是由连昌河和洛河汇流形成的一个天然河谷。据现代的学者考证,唐代的昌谷是一个风景优美的旅游景区,连昌河和洛水如同两条玉带蜿蜒而来,女几山若隐若现,汉山上的光武庙巍然耸立,竹阁寺古柏苍然,南园的稻禾生机盎然,北园的竹林淡雅清幽,附近的三乡驿站 (现在是三乡乡)每天都是迎来送往,人声鼎沸,车马不断。
李贺的童年和少年基本上是在昌谷度过的,昌谷秀丽的山光水色,陶冶了他的性情,为他的诗歌创作提供了丰富的营养。李贺的母亲姓郑,她慈爱和善,共生有一女二子,李贺排行老二,他的姐姐嫁到王家,所以在家中与他常相厮守的只有一个弟弟,他在诗中多次提到与弟弟相聚时的欢乐和离别时的痛苦,他们兄弟二人的感情是非常深厚的。李贺自幼身体瘦弱,但聪明勤奋,他的母亲因此对他格外疼爱。在家庭环境每况愈下的条件下,他仍旧刻苦读书,如饥似渴地学习前辈留下的优秀文化遗产。
李贺是个走在路上的诗人,在大多数人的想象里,是一匹瘦驴驮着一位瘦诗人行走在漫漫古道上。他尤其喜爱屈原的《楚辞》,每当他离家外出时,他总是把《楚辞》带在身边,以便随时诵读,他还把自己创作的诗歌称为“楚辞”。为了写出优秀的诗篇,李贺每天清晨,骑上毛驴,背着一个破旧的锦囊,离家漫游,到大自然中去寻找创作的素材。李贺热爱大自然,日月星辰,云雾雨露、草长莺飞,残荷败柳,所有这一切都会深深打动诗人那颗敏感的心,引发他的创作激情。他仔细观察故乡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注意捕捉自然界一刹那间的变化,每当他触景生情,心有所得时,他都及时用笔记下,然后把写有诗句的纸帛投到锦囊中,傍晚回到家中,再将锦囊中的纸帛倒出,把零散的诗句整理成篇,除了大醉和赶逢吊丧的日子,他几乎天天如此,近于偏执。李贺创作态度严肃认真,在他所遗留的诗文中找不到阿谀奉承或是无病呻吟的作品,他的诗句基本上是从实地观察得来,例如《南山田中行》:“荒畦九日稻见芽,蛰萤低飞陇径斜。石脉水流家滴沙,鬼灯如漆点松花。”写荒野景物,历历如在眼前,可见他确有实际经历,并非凭空臆想。当他受朋友之命写《五粒小松歌》时,为了使自己的诗不落俗套,他花了整整十天时间,才写出八句诗歌。他辛勤不懈地进行创作,以致他的母亲常常替他担心,说他总有一天会呕出心来。然而,正是由于他呕心沥血,用生命去创作,才使他的诗很快便远近闻名,到唐德宗贞元末年,当时年仅十多岁的李贺所作的乐府诗已经开始被人广为传诵,人们把他和同时代早已知名的老一辈诗人李益相提并论,合称“二李”。
据同车的陈师傅说,其实李贺确实是出生在三乡乡,但在三乡乡的那个村庄就谁也搞不清了,现在还有几个村庄都在争名,但谁也拿不出更加充分的证据来,所以,李贺究竟在何处出生还是一个疑案。不过,现在的庄稼和已经和唐代已经大不一样了,玉米代替了稻谷,所以“昌谷五月稻,细青满平水”的景象是再也见不到了。如此说来,相对于这些易变、易毁的地面建筑来说,李贺究竟出生在那个村庄已经不再重要了。让我们庆幸的是,在老乡的指引下,在西柏坡村我们还是看到了大片的竹林,还是想起了李贺的“舍南有竹堪书字”,“古竹老梢惹碧云”等诗句。
李贺的诗上承《楚辞》、《九歌》与南朝《乐府》传统,被世人赞之为“骚之苗裔”,下继李白浪漫主义精神,又受韩愈影响,形成了自己独具特色的风格。杜牧以及之后的李商隐、温庭筠的诗,都或在意境、或在手法上受到了李贺的影响。从“女娲炼石补天处”到“恨血千年土中碧”;从“南风吹山作平地”到“王母桃花千遍红”,从天堂到冥界,从感觉到视觉,李贺用光,用色,用声,用生命营造了一个浪漫、奇绝、唯美的世界。李贺诗歌结构有着非逻辑性的特点。李贺的心灵世界、思维方式总是迥别于他人,他始终具有近似超自然、超感官的奇思遐想的能力。众所周知,毛泽东喜读李贺的诗,在上世纪50年代末,每次提到历史上年轻有为的人物时,总是提到李贺,称他多才而短命,有特殊成就。在1965年7月21日致陈毅信中他写道:“李贺诗很值得一读,不知你有兴趣否?”钱钟书先生也曾说:“长吉好用代字,不肯直说物名。”李贺不但不肯用别人用过的,就连自己用过的,也要避免重复。他借助通感,有力地促进了诗歌语言从描述性到表现性的转变,造就出“唐无此诗,而前乎唐与后乎唐亦无此诗”的,绝无仅有的,极端化了的李贺诗歌现象。
李贺十六岁时,发生了“永贞革新”,此时正值唐朝中朝,由于安史之乱的破坏,曾经强盛、统一的唐王朝已经开始走向衰落,藩镇割据,不断发动叛乱,给社会生产和人民生活带来极大灾难。李贺置身在这样的年代,作为宗室王孙,他时刻关注着国家的命运,热切期望唐王朝重振雄风,然而政局的动荡不安使诗人深感忧虑,加上他原本体弱多病,又一直勤学苦吟,过度的劳累和忧虑。使他还不到十八岁,头发便过早变白。关于这件事,诗人在《春归昌谷》一诗中,曾经作过描绘:
束发方读书,谋身苦不早。
终军未乘传,颜子鬓先老。
这里的终军是汉代人,他十八岁时乘传车(古代驿站用车辆)到京都长安上书言事,得到汉武帝的欣赏,立即授他谒者给事中官职,得到重用。诗人在这首诗里表示自己自幼苦读,却没有早作谋身的准备,还不到汉代终军十八岁作官的年纪,便象孔子的学生颜回一样鬓发斑白。李贺虽然因作诗而扬名,但他不甘心一辈子守在家乡读书吟诗,他要成就一番大事业,他希望自己能象汉代的终军一样,去京城上书言事,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
唐宪宗元和二年(公元807年),李贺完成了他步入青年的第一件大事——娶妻成亲。他结婚的时间大约是在春天,这一年他刚好十八岁,《美人梳头歌》和《后因凿井歌》是他咏新婚之作。在前首诗里,诗人用细腻入微的笔触,描绘妻子睡觉时的模样和清晨起床梳妆的姿态,全诗没有出现一个“喜”字,也没有写一个“爱”字,但字里行间,无处不透露出诗人对妻子的喜爱。而在《后因凿井歌》一诗中,诗人更是采用民歌的调子,用清新的语言,表达对妻子的一片深情:
井上辘轳床上转,
水声繁,弦声浅。
情若何?荀奉倩。城头日,长向城头住;
一日作千年,不须流下去。
在这首诗里,李贺以辘轳和井架不可分离,来比喻夫妇的相依为命,用“水声繁”来比喻感情的深长,用“弦声浅”来暗示人生的短暂,同时借用历史上荀奉倩夫妇感情至笃的动人故事,来比拟他们的伉俪情深,最后表示希望城头的太阳长久不落,一天的光阴就象一千年,夫妇二人的感情天长地久。
在李贺婚后的这年夏末,韩愈在洛阳出任国子监博士,李贺以诗卷投韩愈,第一篇《雁门太守行》备受韩愈盛赞。唐《摭言》中把这段故事写得很有趣:一个酷热的夏日,韩愈午睡方醒,倦意还残存在脸上,这时看门人来报,说是有个叫李贺的年轻人投卷拜谒。对于这种事情,韩愈已没多大兴趣。唐诗的鼎盛时期已经过去,韩愈不遗余力试图恢复这条河流应有的气势。但一切努力并没达到预期目的。韩愈本想让看门人把他推走,但他信手翻开诗卷时,辉煌的诗句如闪电划过夜空,“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角声满天秋色里,塞上燕脂凝夜紫。半卷红旗临易水,霜重鼓寒声不起。报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读罢,韩愈半天无语。还是门子提醒他说投卷人还在门外候着呢,他才如梦初醒,整衣束带,迎至门口,一眼便认出了那个瘦高挺拔、通眉炯目的投卷人。在此后的日子里,韩愈在缙绅中到处夸李贺,李贺名气更大了。两人由彼此敬慕的师生发展成了志同道合的忘年交。如果《新唐书》上“七岁神童写《高轩过》”的说法成立,那么这次是韩、李二次相会,不会那么戏剧化。如果前一说法是附会之言,而这次韩、李相见算得上是李贺生命中一个拐点。韩愈确实力行了他在《马说》中倡导的“伯乐”精神,不遗余力奖掖后进。
韩、李结交后,李贺便常住洛阳,与王参元、杨敬之、崔植等人做了朋友。并且在韩愈的指引下参加了河南府试,李贺高居榜首,在恩师韩愈的家宴上,李贺深深陶醉在喜悦之中,与其他举子开怀畅饮,一醉方休。参加完河南府试,李贺被荐进京考进士。得意往往伴随着失意,也就在这时,那些落榜者、嫉妒者的诋毁也悄悄逼近了。李贺父名“晋肃”,“晋”与进士的“进”谐音,那帮小人抓住了把柄,大肆宣扬李贺居然不避父讳去当进士,难道不怕天下人嗤笑、唾骂吗?一个连父亲大人都不放在眼里的不孝之徒会把国家皇权放在眼里吗?洛阳城中众口一辞,从攻击李贺进而攻击到鼓励李贺考进士的韩愈头上。
当时皇甫氵是也在洛阳,劝韩愈一定要讲清楚这件事。韩愈为之做《讳辩》,说“考之于经,质之于律,稽之以国家之典”,以“二名不偏讳”的理由力主李贺有考试资格,并愤怒地说,如果父亲叫晋肃儿子不能考进士,那么父亲叫“仁”儿子就不能为“人”吗?这一年10月初,韩愈为李贺争取到了进京考试名额。但礼部把“避讳”看得更加重要,迫于强大的舆论压力,李贺不得不弃考。
唐代科举避讳有异常严格的法律条文,据相关史料可知:府试结束,各州府获隽者入京考试前须向礼部奉上“家状”,内容是考生的籍贯、三代名讳等家庭状况,为了保证“家状”的真实性,还要求考生“结款通保”,如果发现“家状”等情况不实,轻则取消考试资格,重则“其同保人并三年不得赴举”。因此,在进士入试时,看到题目有家讳,考生就得自觉退场,放弃考试,并且还得表现出无怨无悔的样子,立下字据,内容是官方早已拟定好的'“牒某忽患心痛,请出院将息”。这一将息就没了下文,好端端一条入仕通道硬被斩断,再无接续之日。这些是李贺是没有想到的,年少成名的李贺怎么会想到一个避讳会误了他的一生呢?或许,在那个时候,让他稍感安慰的是,在他最失意的时候,诗友们没有弃他而去,而是竭力为他周旋,终于,为他谋了一个奉礼郎的小职务。
流年似水,功名不就,恨血千年,知音何在!带着沉重的的悲哀和苦难,(公元810年冬天)“憔悴如刍狗”的李贺在任奉礼郎的第三个年头,带了书童,沿古道回了昌谷,自言“二十不得意”的他,一路悲叹着“雪下桂花稀,啼乌被弹归”,自此,官场的大门永远的向他关闭了。
几年后,遭谤而不得中进士,又在京城从九品的奉礼郎的寒职上无谓地消耗了三年光阴的李贺。还是在朋友们的帮助下,(公元815年)李贺最后一次离开家乡昌谷,到潞州(山西长治)去作了张彻的幕僚。在诗人心中,潞州此行,已谈不上什么争求仕进,只是为了谋求生路而已。然而,让他再一次感到心寒的是,由于时局动乱,不久后,赏识他上司和朋友们相继离去,这让他的心理和精神上又一次受到了沉重的打击,这年冬天,李贺病了,而且病的不轻,无奈之下,孤独且疾病缠身的李贺也离开了潞州,再次回到了家乡。回家后的李贺,从此就再也没有从病榻上起来,在生命的最后时候,他最后一次检点了一下自己的诗稿,看着自己饱蘸心血的纸墨,眼眶里溢满了眼泪,含泪吟道“谁看清简一编书”。
人生的短暂倏忽,穷通浮沉,不过尔尔。李贺死后十五年,沈子胆向杜牧求叙,《李贺集》始传世,今传贺诗242首。唐诗专家吴经熊先生说,“诗人不过是大自然的一段迂回,用以写出一二首不朽的诗而已。”李贺是一个诗人,他只是一个诗人,他在写诗,诗是他的生命,除了诗,他一无所有。他的出生就是要完成他写诗的使命,写完他该写的诗他就离开了人间。千年后的今天,我们读着他的诗歌,仿佛还能看着他骑着他那匹瘦驴,背着他的书囊,继续孤独的在天国里 追问生命,或许只有如此想来,李贺是幸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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