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的本色

季羡林的本色

　　季羡林，国际著名东方学大师、语言学家、文学家、国学家、佛学家、史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

　　季老常用戏谑的口吻说：“近年季羡林走俏。”但我近来有一种冲动，总想跟人说说媒体迷雾后面的季老的本色。二十余年来，他称我为“小友”，我亦终身以“良师益友”相对之。他是北大校园中一位真实的正直的学者，一位内心仁慈细腻而经常沉默的老人。

　　我所认识的季羡林，执著于记忆中的每一桩珍贵往事。他曾对我讲过鲁迅，讲过胡适，讲过他的恩师陈寅恪。其神情谦恭无比，如师长犹在前。他说，他们都非常爱护年轻人。北大郝斌曾跟我讲过他陪季老去台湾的事。他说，当时邀请一来，季老马上就答应了。说明他心里有事，想去。到了台湾，季老就提出要去谒胡适墓。那天，郝斌跟在他后头。季老上前就恭敬地朝着胡先生的墓三鞠躬，然后回头对跟在后面的郝斌说：“鞠躬!”语气很严厉，容不得半点商量。这在季老平时是很少有的。郝斌于是赶紧鞠躬。后来郝斌跟我说：“他不叫，我也是要鞠躬的。因为他在我前头，我意思得等他行礼退下，我再上前行礼。不料季老那么性急。他怕我不行礼。”情之急切，可以想见。回来之后，季老写了“在胡适墓前”的文字。这埋藏在他心中已久的感情终于宣泄。可见，季老是一个有心灵底线的人。面对多少年来对胡适的谩骂，季老只能沉默不语。但该守望的东西，他没有丢掉。

　　季羡林是认真的人。学者的严谨个性也体现于平素的处世中。我在拍摄《西南联大启示录》时，提出要采访他。季老先是拒绝，以为不合适。他还从来没有拒绝过我什么事。但这一次，因为他本人不是西南联大的，抗战时期他正留学德国。我说，我采访他是因为这部片子需要谈谈陈寅恪，而国内能够谈陈的人不多了。季老才答应了。他着重地给我讲了陈寅恪一家“三世爱国”的传统。他说：“爱国，也是遗传。”他们是唯一的三代人进入《辞海》的世家。采访时，也请他谈西南联大，他谈得非常审慎，自己的身份摆得很恰当。我当时曾暗想：今后我也要这样，不能什么都插一杠子。季羡林不是圣人。作为一个从建国后各种“运动”中走出的知识分子，他的脚步不可能是笔直的，也有过若干的徘徊，而一旦猛醒，便不随大流。铁肩担道义，衰躯护犊子。这是我由衷敬佩季老和愿意一生追随他的原因。

　　那时我在海南，曾想创办一所职业大学。季老欣然地支持我，还为我筹了六十万韩币，让我用发票来取。但大学没有办成，钱也就没动。在那以后，他对我说得最多的是：一个民族最需要的是创造文化和传播文化的人，他希望我做这样的人。每一次见面，他都要求我坐下来写作，要坐冷板凳。他说：“曼菱要能坐下来，必有大成就。”关于名誉，他曾在电话里对我说过一句话：“实至名归。”

　　最近，他住在301医院里，仍然在问起我：“她现在在做什么?”李玉洁老师答道：“反正她两只手不会闲着。”这一次季老为《张曼菱文集》的题辞，我要用它了。我知道，他以风烛残年，辗转病榻之躯，两手为我握笔，慎重加印，目的就是在勉励我提醒我，要写下去，要“坐冷板凳”。坐冷板凳，其实正是季羡林的本色，本色，也是他心安理得之处。

　　他爱引用的一句话是：“任重而道远，士不可以不弘毅。”他一生致力于东方文化的研究。这在他的《学海泛槎》一书中一一作了交代。而近年来人们瞎给他称号，其实有损他的学者风范。

　　“什么‘一代宗师’，好像听着不入耳。”季羡林这样反应。

　　再问他：“如果给您下一个定义，应该是什么?”

　　他说：“我是北大教授，东方学者。足够了。”他还说：“对一个人，要给他名符其实的定义，他自己心安理得。如果不名符其实，他自己也吃睡不安。好多事情不是这么出来的。什么是‘国学大师’?先得把这概念搞清楚。”在他心中，王国维够称作“国学大师”。

　　最后一次到他家中，是在卧室中见他的。他于半坐卧中对我说：“够本了，就这样吧。”神情非常恬静。季老很多方面不像他的先师陈寅恪，但有一点绝同，这就是九死而无悔，将生命和进了中国泥土，一辈子没有离开中国的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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