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庭坚 题伯时画

时间:2020-08-29 13:04:01 黄庭坚 我要投稿

黄庭坚 题伯时画

  《题伯时画严子陵钓滩》这首诗的篇幅虽小,然所包含的道理重大。

  题伯时画严子陵钓滩 宋/黄庭坚

  平生久要刘文叔,不肯为渠作三公。

  能令汉家重九鼎,桐江波上一丝风。

  【题解】

  本诗于元祐三年(公元1088年)作于礼部试院,为李公麟所画严子陵钓滩而题。但全诗并不以题画为主,却是以议论为主。前二句颂扬严光并不因为与刘秀系少年之交就出山做高官,而始终隐居保持自己高尚的名节,这种蔑视富贵利禄的精神品格是值得崇敬的。后二句借画面上严光垂钓进一步引发感慨,谓正由于东汉多名节之士,而严光绍其始,致使汉家天下如九鼎之固。诗中以一钓丝之轻而系国家九鼎之重,对比鲜明,意象新奇,深含言外之意。王安石推行新法,许多政治投机家趋炎附势,营私结党,诛除异己,致使政局扰攘,山谷借严光事予以讽喻。

  【注释】

  ①李伯时,宋时画家李公麟,字伯时,安徽舒州人。详见前苏轼《伯时所画王摩诘》摘句注。严子陵钓滩,《太平寰宇记》:“严子陵钓台(亦称钓滩)在(浙江桐庐)县南大江侧。”严子陵,严光,字子陵,东汉初会稽余姚人,曾是汉光武帝刘秀的同学,光武即位后,严光变姓名隐遁。刘秀派人觅访,征召到京,授谏议大夫,不受,退隐于富春山。事见《后汉书·隐逸传》。

  ②平生久要:语出《论语·宪问》:“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久要,旧约,旧交。刘秀,字文叔。

  ③渠:他。三公,东汉时以太尉、司徒、司空合称三公,为共同负责军政的最高长官,此泛指高官。

  ④九鼎:相传夏禹铸九鼎,《史记·武帝记》:“禹收九牧之金,铸九鼎,象九州。”为古代象征国家政权的传国之宝。后用以比喻分量之重,《史记·平原君传》:“毛(遂)先生一至楚,而使赵重于九鼎大吕。”

  ⑤桐江:即富春江。一丝,指鱼竿上的钓线。古诗文网:http://www.gushibaike.cn

  【译文一】

  平生和刘文叔虽然是旧交,也不肯为了他就去作三公。能使汉家天下有九鼎之重,全仗桐江垂钓的亮节高风!

  【译文二】

  生平早就与光武帝约定:你发迹了,我一定不会为你担任三公。能够使汉家山河像九鼎那么稳重,都因为桐江上这一根钓丝,一点微风。

  【赏析】

  此诗作于元祐三年(1088)春,时苏轼知贡举,画家李公麟(字伯时)、山谷等人为考校官员。公务之暇,伯时作画,苏轼、山谷题诗,此事当时就传为佳话。严子陵,名光,又名遵,会稽余姚(今属浙江)人。少有高名,与汉光武帝刘秀(字文叔)同游学。秀称帝,欲授子陵高官,辞不就,耕钓于桐江(钱塘江中游自建德至桐庐的别称),年八十余卒,事见《后汉书》本传。

  九鼎,相传为夏禹所铸,象征九州,历来是国家政权的传国之宝。诗人以九鼎之重与钓竿一丝之轻相并列,构思奇特,远出常情之外。然诗人执正以取奇,云子陵志节系乎国运,辞高意深,然后为工为奇,后人亦视为千古名句。史称刘秀称帝后,子陵变易姓名,隐身不见。帝思其贤,下令寻访,后齐地上书,云有男子披羊裘钓泽中。经三次征召而后始至,司徒侯霸与子陵素相知,遣使奉书,劝其主动见帝。子陵口授答曰:“怀仁辅义天下悦,阿谀顺旨要领绝。”帝亲临馆舍,犹高卧不起。后引入宫畅叙故旧,因共偃卧,子陵以足加帝腹,可见眷顾隆盛,前无古人。除谏议大夫,仍不屈志,归隐桐江。

  志是自我认识、自我设计、自我支配行为的意向,有大小之分,有方向之别。

  山谷认为:子陵怀仁辅义,符合儒家“仁者爱人”“博施于民而能济众”的'政治主张,思想上已达到理想境界。他不像世俗文人那样,以投机钻营、阿谀顺旨为能事,而是矢志隐逸,不屈服于帝命,“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这种高风亮节。为当时士人所钦慕,蔚为社会风尚,故东汉多名节之士,皇祚稳固,享国近二百年。他的事迈在后世流传,成为文人吟诗作幽的好题材。

  黄庭坚高度评价子陵志节及其作用,是有事实根据的。东汉后期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就是外戚、宦官和士族官僚集团之间的斗争。土族官僚集团,上起望族,下至广大学生,包括地主阶级各个阶层。特别是鲠直派官僚与名士在坚强地攻击宦官中,造成很高声望,其代表人物是李膺、陈蕃、范滂、郭泰等人。古诗百科~他们崇尚气节。嫉恶如仇,言行刚劲,对人民有同情心。虽屡遭禁锢杀戮,但视死如归,普遍受到人们的尊敬,在东汉末年已是统治阶级的主要代表。当然,在我们看来,东汉之兴衰自有其经济上、政治上的原因,而不系乎子陵的隐逸。但也不可否认,他的志节对东汉士人确有很大影响。

  诗人赞赏子陵志节是有感而发,是想抨击当时官场丧节败行的不良风尚。例如知开封府蔡京,原为变法派中坚。元祐更化,司马光废募役法,复差役法,限期五日,同列皆云太局促,独蔡京如期复命。又如杨畏,因尊王安石之学而任提点刑狱。元结年间,先后依附旧派吕大防、刘挚、苏颂,复又一一倾危之。绍圣年间,力斥元}右之政。人称“杨三变”.谓其“进于元丰,显于元祐,迁于绍圣”。再如邢恕,原出入司马光、吕公著之门,受荐予朝,竭力反对新法。以后见变法派势盛,而攻击司马光。元}右、绍圣年间俱为高官,而政见前后判若二人。其时旧派亦同样,他们在得势后分为洛、蜀、朔三党,互相攻讦,争权夺利。山谷政治上属旧派,视“孝友忠信”为立身之本,想实施儒家仁政。在王安石执政时,对他印象很好,可他并不奉迎。在司马光执政时尽废新法,官场上过去以荆公为是,而现在则以荆公为非,而他则以为荆公的经学和诗文是不朽的,后辈只用其短处,任意穿凿附会,与荆公无关。

  他认为新旧两派中都有名节之士,也都有阿谀钻营的小人,用人要包新旧,不应有派别成见。他特立独行,不党同伐异,表现了正直的品格,由此我们也可了解他为何赞赏严子陵的高风亮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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