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诗歌的审美艺术解读
在生活、工作和学习中，说到诗歌，大家肯定都不陌生吧，诗歌以强烈的节奏、美妙的韵律、精炼的语言、奇特的想象，丰富的感情展现其语言的艺术。那些被广泛运用的诗歌都是什么样子的呢？下面是小编收集整理的韩愈诗歌的审美艺术解读，仅供参考，欢迎大家阅读。
韩愈是韩孟诗派的核心人物，他与中唐其他杰出诗人一样，坚持对诗歌多样化艺术风格的实践，但其诗歌的主导性审美追求具有奇险怪异的创新趋向。韩愈奇险怪异的审美追求既受到中唐“好奇尚怪”的时代氛围的影响，又与其好奇反俗的个性特征有关，同时韩愈仕途的备受压抑对其险怪诗风的形成起着重要作用。
作为“唐宋八大家”之首的韩愈，不仅在古文改革和创作方面取得了卓越的成就，而且在诗歌风格的探索方面也独树一帜，并因此成为中唐韩孟诗派的核心人物。韩愈一生实践对诗歌多样化艺术风格的追求，他的诗歌风格的变化与他的人生经历是一致的，有着一个纵向发展的过程。对此，笔者试从韩愈的个性特征和成长历程解析其诗歌的主导性审美追求特征。
一、韩愈对诗歌风格的多样化实践。
《全唐诗》编存韩愈诗歌10卷共300多首，这些诗歌大多具有孤僻、冷峭、艰涩的特征。韩愈同中唐其它杰出诗人一样，一生实践对诗歌多样化艺术风格的追求，其诗歌有古朴近似汉魏的歌赋，如《青青7k．中蒲》：“青青7k．中蒲，下有一双鱼。君-4-上垅去，我在与谁居?青青水中蒲，长在7k．中居。寄语浮萍草，相随我不如。青青水中蒲，叶短不出水。妇人不下堂，行子在千里。”这是韩愈思念内人而设想内人怀念自己的诗，叙述儿女离别之情，抒发丈夫四海之志，也是韩愈生平唯一的情诗，显然是摹仿东汉文人诗。他还有一些作品受陶渊明的影响，语言清新自然，如《南溪始泛》叙事一往情深、淳朴真挚、耐人寻味，再如《早春呈水部张十八员外二首》中的诗句“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最是一年春好处，绝胜烟杉I满皇都。”更是平易清新，天然去雕饰，而《秋怀诗》，则是奇警与清新兼而有之。另外，《陆诨山火》、《叉鱼》、《石鼓歌》等许多诗歌新颖奇突、色彩瑰丽。对此，唐末诗人兼诗论家司空图称之为“驱驾气势，若掀雷挟电，撑抉于天地之间，物状奇怪，不得不鼓舞而徇其呼吸也”。
韩愈有意识追求诗歌风格的多样性，其诗歌风的变化与其人生经历相一致，有着一个纵向发展的过程。综观韩愈的诗歌创作，其早期作品平正古者居多，而对雄奇险怪诗风的追求则是在被贬阳山之后才明显出现的，到了晚年，随着境遇心情的转变，创作风格又渐趋平缓。元和十年以后，他很少创雄肆有力的古诗而多写清新蕴藉的闲适诗，如《南始泛》、《早春》等。
二、韩愈诗歌的主导性审美追求
尽管韩愈诗歌风格各异，但是人们在评价其诗时，都是归结为“奇伟”和“奇诡”，他与孟郊等人一构成中唐时期一个独具特色的诗歌流派——“奇险”诗派。韩孟诗派的诗歌创作主要表现为奇险怪的创新趋向，这也是韩愈诗歌风格多样化背景下的主导性审美追求。胡仔在《苕溪渔隐丛话》中讲：荆公云：诗人各有所得，清水去芙蓉，天然去雕饰，李白所得也。或看翡翠兰苕上，未掣鲸鱼碧海中，老杜所得也。横空盘硬语，妥帖力排再，此韩愈所也。”阐述了李白、杜甫、韩愈各自不同的审美理，韩愈鲜明地提出了诗歌崇尚奇险的主张。韩愈歌“奇崛险怪”的艺术风格具体表现在语言、艺术思、主观思想感情等方面。
(一)通过追求险语奇句创造“横空硬语”的艺术境界
为了追求奇险的艺术效果，韩愈在语言上很下了一番功夫。他好用奇字新语，正如袁枚所说：“昌黎好生造字句，正难其自我作古，吐词为经，他人学之便觉不妥耳。”韩愈在岳阳楼别窦司直》、荐士》、《送无本师归范阳》等名篇，遣词造句都诙诡奇崛，造成独特的效果。同时，他对同时代诗人作品的评价也体现了他诗歌语言尚奇的审美标准，如“横空盘硬语，妥帖力排界”其实便是他对孟郊诗歌的评价。所谓“硬语”，即语言文字要奇诡怪异；“横空”即纵横空中；“力排界”即诗歌要笔力雄健，而要做到诗歌语言的奇险必须具体以下条件：第一，要通过大量的读书，积累丰富的书本知识，这是追求奇险语言的前提条件；第二，诗人要有创新精神，要狂放不羁，这是创作险怪诗的主观条件；第三，要花费心思雕饰语言，他称赞孟郊的“苦吟”与贾岛的“推敲”，认为精雕细刻、苦思冥想是写出险语怪词的必要条件。韩愈认为，只有勇敢大胆、充满自信才能创作出不同于世俗的险语奇句，因此在他的诗作中经常出现一些奇崛险怪的动词，如刮、斫、拗、崩、劈等。
(二)通过奇异的艺术构思和内容来追求奇崛的艺术效果
奇异的艺术构思对创造险怪的艺术境界有重要作用。赵翼称：“盘空硬语，须有精思结撰。若徒摭奇字，诘曲其词，务为不可读以骇人耳目，此非真警策也。其实《石鼓歌》等杰作，何尝有一语奥涩，而磊落豪横，自然挫笼万有。”他认为韩愈诗歌奇崛的艺术效果来自构思的磊落豪横。此外，诗中奇异的内容也有助于创造奇险怪异的艺术境界，例如在《陆浑山火》中描写燎原的大火：“摆磨出火以自燔，有声夜中惊莫原。天跳地踔颠乾坤，赫赫上照穷崖垠。截然高周烧四垣，神焦鬼烂无逃门”；在《洞庭湖阻风》中描写掀天的巨浪：“雾雨晦争泻，波涛怒相投”；在《叉鱼》中描写的奇情奇景：“刃下那能脱，波间或自跳。中鳞怜锦碎，当日讶珠销”真可谓集天下之奇。
(三)通过强烈的忧惠意识铸就奇险怪异的艺术境界
韩愈的诗歌表现出强烈的忧患意识，这是构成其奇险怪异的艺术境界的重要方面。忧世和忧己是韩愈在险怪诗中表现的主要感情和思想，其内涵是对人生遭遇和自我生命的感怀悲叹。忧世与忧己的心态影响到韩愈的审美情趣，他追求险怪的审美体验与精神愉悦，建构了一个奇险怪异的艺术境界。
韩愈《华山女》赏析
街东街西讲佛经，撞钟吹螺闹宫庭。
广张罪福资诱胁，听众狎恰如浮萍。
黄衣道士亦讲说，座下寥落如晨星。
华山女儿家奉道，欲驱异教归仙灵。
洗妆拭面著冠帔，白咽红颊长眉青。
遂来升座演真诀，观门不许人开扃。
不知谁人暗相报，訇然振动如雷霆。
扫除众寺人迹绝，骅骝塞路连辎輧。
观中人满坐观外，后至无地无由听。
抽钗脱钏解环佩，堆金叠玉光青荧。
天门贵人传诏召，六宫愿识师颜形。
玉皇颔首许归去，乘龙驾鹤来青冥。
豪家少年岂知道，来绕百匝脚不停。
云窗雾阁事恍惚，重重翠幔深金屏。
仙梯难攀俗缘重，浪凭青鸟通丁宁。
这首《华山女》，在韩愈的诗作中，是另外一种风格。它和《落齿》比，是不怪，没有散文气。和《山石》比，是从清淡变为秾艳。
这首诗也是四句一绝，一韵到底。第一绝四句是叙述街东街西处处都有和尚在讲佛经。撞钟，吹法螺，使寺院里喧闹得很，宫庭是指梵王宫庭，即寺院，不是指皇帝的宫庭。和尚们宣扬积福赎罪，以此来诱骗、威胁愚民，听众像浮萍一样挤得满满的。
第二绝和第三绝共八句，叙述穿黄衣的道士也在讲道家经典，以对抗佛教。可是讲座下没有几个人听。可见当时佛教势力大于道教。忽然，这时来了一个华山女道士，她一心要驱逐佛教，使群众归依道教。于是她洗妆拭面，穿著起华美的道家冠帔。红红的面颊，雪白的颈子，青黛的长眉，非常美艳。她就来到道观里升座讲道。叫人把大门关上，不许人开闭。真诀就是仙诀，使人成仙的秘诀。演真诀，就是演讲道家经典。
第四绝和第五绝八句，叙述这位美艳的女道士正在讲道的消息，不知给什么人传了出去，一下子群众轰动，如雷震一般。在各个寺院里听讲佛经的人跑空了。骑马的男子，乘车的妇女，都一齐涌到道观里来。道观里人坐满了，后来的人止得坐在院子里，没有地方挤，也听不到。这位女道士讲经的收获，是许多妇女施舍了金珠饰物，堆金叠玉，宝光青荧。
第六绝四句叙述这位女道士轰动京城的讲道，被皇帝知道了。就传出诏书召唤她进宫去，说是皇后妃子等都要见见她。在皇宫里耽了一时之后，皇帝才点头允许她回去。于是她乘着云龙仙鹤的车子从皇宫里回来了。天门贵人，指宫中派来的使者，如太监之类。玉皇，指皇帝。青冥是天的代词。来青冥，即来自天上。天上，即指皇宫。
最后六句叙述这位女道士自从进过皇宫以后，名气越大。就有许多豪家子弟来追求她。这些少年並不是真要修道，而是恋慕她的美色。他们两脚不停地在观门外面绕着走，尽管买通了人去传达情意，可是他们到底是俗缘太重，够不上成仙得道，托人也是浪费。至于那位女道士呢?她住在云窗雾阁之中，有重重翠幔和混金屏风遮掩着。她屋子里的一切事情，都是恍恍惚惚，不是外人所能看见、所能知道的了。
整首诗的创作方法是赋，即描写和叙述。最后六句的赋体是隐寓讽刺意义的，但辞句也写得恍恍惚惚，使读者捉摸不定，不知道作者对这位华山女道士的态度到底如何，我们如果把这六句中的第三、四句抽出，把一、二、五、六句连起来读，可知豪家少年都没有能够攀上仙梯，获得女道士的青睐。如果这样讲，那么中间二句的意思，止是说那位女道士是深居修道，非讲经不露面的规矩人物了。
韩愈另外有一首《谢自然诗》，叙述贞元十年果州南充县一位女道士白日升天成仙的异事。这是一首五言古体诗，其末尾一大段是正面批判在秦皇、汉武的影响之下，人民崇道求仙的愚昧。以《谢自然诗》和《华山女》相比较，显然可见前诗主题明确，后诗主题隐晦。因为隐晦，所以这最后六句可以解为诗人对这位女道士还是肯定的。
宋人许彦周说：“退之此诗，颇用假借。”（《彦周诗话》）这“假借”二字，意义非常含蓄。他的意思是：韩愈虽然不喜欢佛道二教，但在二教之间，他的态度微有不同。他更反对佛教。因为这是外来的异端，而道教是唐朝的国教。一位女道士能讲经打垮佛教徒，他是赞扬的。至于这位女道士的私生活，尽管有各种流言，但豪家少年到底无人能勾搭到她。韩愈虽然没有从正面肯定她，但诗意並没有贬斥她。这就是“假借”的涵义。
但多数人讲这首诗，都以为是有讽刺的。沈德潜在《唐诗别裁》中批云：“《谢自然》诗，显斥之，《华山女》诗，微刺之。总见神仙之说惑人也。”又在“云窗雾阁”下批道：“中藏亵慢之意。”这两条批语，说明了沈德潜对此诗的体会。他以为从“云窗雾阁”这一句看来，作者透露了这位女道士的私生活是有暧昧的。以一个淫泆的女道士而能倾动京城里的男男女女，可见神仙之说很能迷惑人。因此，得出评断，说这首诗只是微微地讽刺了一下，不象《谢自然》诗那样明显地谴责。
三百年来，大家都依照沈德潜的讲法，说这首诗是讽刺“神仙之说”的“惑人”。而且讽刺得並不尖锐，因为作者对这位女道士还有肯定的一面。我几次读这首诗，总觉得还有可疑。这首诗前半篇十韵二十句，可以说是笔酣墨舞地赞扬这位女道士“扫除众寺人迹绝”的功劳。开头四句叙述和尚讲经的盛况，显然是用了贬斥语气。“广张罪福资诱胁”是说佛家之说惑人，而接下去十六句描写女道士讲经，却全是正面舞墨，並没有揭出神仙之说惑人的意思。后半篇最后六句，除了“事恍惚”三字有点隐晦之外，其馀辞气也都明白。豪门少年追求不到这个女道士，那么她也並不坏啊!能说她是以神仙之说惑人吗?
我认为这首诗是讽刺诗，並不是微微地刺了一下，而是狠狠地刺了一下。不过所刺的不是“神仙之说之惑人”，而是当今那“玉皇”和女道士之间的宫闱秘史。这首诗的关键全在“天门贵人”以下四句。这四句隐约地透露了一件事：皇帝派人来宣召华山女道士进宫去，说是六宫后妃都要见见她。既然是后妃要见她，那么见过之后，后妃就可以允许她回去。为什么要皇帝点头，她才能从宫中回来?如果“玉皇”不“颔首”，她还能回来吗?由此可以恍然大悟，原来“六宫愿识师颜形”，不过是“玉皇”的托辞。懂得了这个秘密，才能解释“事恍惚”的“事”字。华山女道士既然和皇帝有过关系，她还瞧得起那些豪家子弟吗?
佛道二教极盛于唐代，和尚道士不必劳动而享受十方供养，生活比一般人民富裕得多。不但男子争求出家，妇女也愿出家。不过出家做尼姑要剃光头发，妇女不很愿意，因此女道士多于尼姑，妇女出家做女道士，称为“入道”。唐诗中有许多“送宫人入道”诗，就是送年老宫人出家的诗。她们止有入道，才能出宫，否则就得老死在宫中。道士又称为炼师。唐人有许多赠炼师的诗，多半是赠女道士的。
许多妇女以入道为摆脱礼教束缚，取得生活自由的手段。唐朝有许多公主都出家做女道士。著名的有睿宗李旦的两个女儿：金仙公主和玉真公主，玄宗李隆基的女儿万安公主，她们入道之后，就从宫里搬出来，住在为她们修建的豪华的宫观里，过着奢侈而放浪的生活。金仙公主和玉真公主都招集诗人文士宴会作乐，俨然像法国十七、八世纪贵族夫人主持的“沙龙”，当时许多诗人都有为这两位公主写的诗。
妇女入道也是改变阶级地位的一个办法。在宫里做公主，不能随便接见外人。做了女道士，就改变了身份，可以自由邀集门下清客了。社会阶级、家庭门第本来不高的妇女，做了女道士，就不属于她原来的阶级，因为僧道不在四民之列。这样，她们就有资格结交达官贵人。皇帝不能宣召一个平民妇女进宫去，但可以请一位有道行的女道士进宫去。
武则天本来是太宗李世民宫中的才人，被高宗李治看中了。太宗死后，高宗不能把父亲的宫嫔接收过来。他就暗示武则天出家做尼姑。这样就改变了她的前朝宫人的身份。然后把武则天召进宫去，封为昭仪。这就是宠爱了一个尼姑，不是宠爱了他父亲的宫女。
杨太真原来是玄宗第十八子寿王瑁的妃子。被玄宗看中了，就暗示她去做女道士。然后召她入宫，册为贵妃。这样就算爱上了一个女道士，不是爱上了自己的媳妇。
大约在盛唐、中唐这一段时期，女道士特别多。诗人李冶、鱼玄机都是女道士，名声也不很好。李治曾被玄宗召进宫去，不过算来她那时年纪已老，不会有什么秘史。韩愈所写的华山女，是个美丽而有口才，轰动一时的女道士，她的被“玉皇”所赏识，这件事就有些“恍惚”了。
中唐诗人韦渠牟有《步虚词》十九首，张继有《上清词》一首，都是用道家的歌曲来歌咏女道士的。韦渠牟的第三首落句云：“天高望不见，暗入白云乡。”第四首头尾四句道：“鸾影共徘徊，仙官使者催，何须生羽翼，始得上瑶台。”张继的绝句云：
紫阳宫女捧丹砂，王母今过汉帝家。
春风不肯停仙驭，却向蓬莱看杏花。
这些诗句，恐怕都是暗射女道士入宫的“恍惚”事。
韩愈《落齿》赏析
去年落一牙，今年落一齿。
俄然落六七，落势殊未已。
馀存皆动摇，尽落应始止。
忆初落一时，但念豁可耻。
及至落二三，始忧衰即死。
每一将落时，懔懔恒在己。
叉牙妨食物；颠倒怯漱水。
终焉舍我落，意与崩山比。
今来落既熟，见落空相似。
馀存二十馀，次第知落矣。
倘常岁一落，自足支两纪；
如其落并空，与渐亦同指。
人言齿之落，寿命理难恃，
我言生有涯，长短俱死尔。
人言齿之豁，左右惊谛视，
我言庄周云：木雁各有喜。
语讹默固好，嚼废软还美，
因歌遂成诗，时用诧妻子。
选韩愈诗者，大多选他的五、七言古诗，因为韩诗的风格突出地表现在古体诗中。但在唐人的选集中，《极玄集》、《才调集》均不选韩愈诗。《又玄集》选韩诗二首，一为《贬官潮州作》七律，一为《赠贾岛》七绝，都是属于当时一般风格的`诗。可知韩愈那些风格独特的古体诗，在当时还没有被重视。因此也和他的古文一样，没有立即产生影响。
选韩愈的古诗者，取舍亦有不同。有的选其“古”，如《琴操》、《元和圣德诗》、《南山》之类，有的选其“怪”，如《陆浑山火》、《月蚀》之类。有的选其比较流利平稳，如《山石》、《雉带箭》、《秋怀诗》之类。这三种面目必须合起来看，才能认识整个韩愈的风格。
《落齿》诗从来没有人选取，也几乎没有人齿及。现在我选讲这首诗，作为“以文为诗”的一个典型例子。
这首诗完全不用一般人所熟习的诗的修辞。除了押韵和五言句这两个诗的特征之外，可以说全是散文的表现法。因此，讲这首诗一点也不费力，思想段落仍是四句一绝，我们现在把它译成散文：第一绝说：从去年开始落一个牙齿，今年又落了一个，不久便连续落了六七个，看来落势还不会停止。牙与齿虽然有一点区别，但这里是互文同义。第二绝和第三绝说：“留存着的牙齿都在动摇了，看来总要到落尽才完结，想当初落下第一个牙齿时，只觉得口中有了缺缝，怪羞人的。及至后来又落下两三个，才耽忧年寿衰老，恐怕快死了。因此，每一颗牙齿将落的时候，常觉得中心懔懔。第四绝描写将落的牙齿。歪斜颠倒，既妨碍咬嚼，又不敢用水漱口，可是它终究还是舍弃我而落下了。这时我的情绪好比崩塌了一座山似的。“叉牙”是个连绵词，歪斜旁出之意，是状词，不是名词。第五绝和第六绝叙述习惯于落齿的心理状态。近来已经对于落掉牙齿习熟了，落一个，也不过和上一个差不多，现在还留馀二十多个，也有了思想准备，知道它们会得一个一个地落掉。如果经常是每年落一个，那么还可以支持二十年。如果一下子全部落光，那么，和慢慢地落光也是一样。第七绝说：有人说，牙齿在掉了，看来生命也靠不住了。我说：人生总有一个尽头，寿长寿短，同样得死。第八绝说：有人说：牙齿落空了，左右的人看了也会吃惊。我说：庄子有山木和鸣雁的比喻，山木因不中用，故得尽其天年；雁因为能鸣，故得免于被杀，可知有才与无才，各有好处。我的牙齿落光了，说不定也是喜事。第九绝说：落了牙齿，说话多误，那么就经常缄默也好。没有牙齿，不能咬嚼，那么就专吃软的东西，也同样味美。最后两句是结束：因为歌咏落齿，就写成了这首诗，常常用它来给老妻和孩子们读读，让他们惊笑。
全诗只用了一个《庄子山木篇》里的典故，此外没有必须注释才能懂的辞句，我们演译为散文，宛然是一篇很有趣味的小品文。牙齿一颗一颗地落掉，是每一个渐入老年的人都会遇到的事。作者就利用这一件平常的事，描写他每一个阶段的思想情绪。从紧张到旷达，从忧衰惧死到乐天知命，整个过程，反映了作者对人生的态度，是从执着到自然，基本上还是老庄思想。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体会，也可以说，作者不因落齿而消沉，对人生的态度，仍然是积极的。
这样的题材；这样的表现方法，在初、盛唐诗中，确是不曾有过。因此，韩愈的诗和文，在同时代人的心目中，都被认为是一种怪诞的文学。他的门人李汉在《昌黎先生集》的序文中说：“时人始而惊，中而笑且排。”这是记录了当时人对韩愈的态度：始而惊讶，继而讥笑，最后便大施攻击。但韩愈并不动摇，他坚守他的原则：第一，不用陈辞滥调（“惟陈言之务去”）。第二，有独创的风格（“能自树立”）。他说：“若皆与世浮沉，不自树立，虽不为当时所怪，亦必无后世之传也。”（《答刘正夫书》）这是说：如果跟着一般人的路走，而没有独创的风格，在当时虽然不被人排斥为怪，可是也必不能流传到后世。从此也可以了解，韩愈自己很清楚地知道他的文艺创作，不是迎合当世，而是有意于影响后世的。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他的创作是为将来的。
韩愈所倡导的古文运动，是在复古的口号下实现革新的目的，所以他的第一个原则是“师古”，要向古圣贤人学习。学习些什么呢?他说：要学习古人的意，而不是学习古人的文辞。（“师其意，不师其辞。”）什么是古人之意呢?就是“务去陈言”和“能自树立”。他的散文，以“司马相如、太史公、刘向、扬雄”为师，就是学习他们的创作方法。同样，他的一部分诗，虽然当时人以为怪，其实也还是远远地继承了汉魏五古诗的传统，或者还可以迟到陶渊明。从陶渊明以后，这种素朴的说理诗几乎绝迹了三四百年，人们早已忘记了古诗的传统，因而见到韩愈这一类诗，就斥为怪体了。
韩愈《山石》赏析
山石荦确行径微，黄昏到寺蝙蝠飞。
升堂坐阶新雨足，芭蕉叶大支子肥。
僧言古壁佛画好，以火来照所见稀。
铺床拂席置羹饭，疏粝亦足饱我饥。
夜深静卧百虫绝，清月出岭光入扉。
天明独去无道路，出入高下穷烟霏。
山红涧碧纷烂漫，时见松枥皆十围。
当流赤足踏涧石，水声激激风吹衣。
人生如此自可乐，岂必局束为人羁。
嗟哉吾党二三子，安得至老不更归。
魏晋南北朝，是文学发展倾向于轻浮靡丽的时期，尤其是齐、梁、陈三朝一百年间，诗文都只讲文字之美，而内容空虚，思想庸俗。诗则盛行宫体，文则堆砌骈语。经过初唐的沈佺期、宋之问，盛唐的王维、孟郊、李白、杜甫，诗的风气总算纠正过来了，但文体却还以骈语为主。开元、天宝以后，张说、贾至、李华、独孤及、元结等人，曾有志于改变文风，写作醇朴通畅的新散文，但只是个人的努力，而没有成为风气。到韩愈出来，猛力攻击近体文的陈言滥调，主张写散文要学习“三代两汉之书”，要学习孟子、荀子、司马迁、扬雄的文章。除了他自己的实践以外，他的学生李翱，皇甫湜等人也跟着写作新散文。他们的口号虽是复古，其成就却是在继承先秦、两汉的基础上创造了一种新的文体，扫荡了六朝以来浮靡骈俪的文风。因此，在文学史上，韩愈的地位，首先是一位古文运动的倡导者。
但是，在诗的领域中，韩愈也是一位唐诗的大家。他的作诗，也实践了他对散文的理论：文字要排除陈言滥调，排除隐晦诘曲。思想内容要“言之有物”。就是要求先有情感，然后作诗，不要无病呻吟。这也就是刘勰所谓要“为情造文”，而不是“为文造情”（见《文心雕龙情采》）。他把诗的语言和散文的语言统一起来，散文里用的词藻，也可以用在诗里。又把散文的语法结构和诗的语法结构统一起来，诗的句法並不需要改变散文的句法。这样，他的三百八十首诗就呈现了一种新的面目：因为不避免散文词语，他的诗里出现了许多人以为生涩、怪僻的词语；因为引进了散文的句法、篇法，他的诗就象是一篇押韵的散文。守旧的人不承认他的诗是诗，说他是“以文为诗”，但无论如何他给唐诗开创了一个新的流派。
韩愈的诗，影响了一些同时的诗人，如孟郊、贾岛、卢仝、刘叉、李贺等。这些人又各自有发展和变化，创造了各人独特的风格。但是，在韩愈死后不久，他的影响就消失了，晚唐、五代的诗文，都起了回潮。直到宋代，才有穆修、欧阳修等人起来重振古文运动，而以黄庭坚为首的江西诗派，显然也是韩愈诗派的继承者。
宋元以来的诗论家，对韩愈的诗有极不相同的看法。《苕溪渔隐丛话》记沈括和吕惠卿二人谈诗，沈括说：“韩退之诗乃押韵之文耳，虽健美富赡，而格不近诗。”吕惠卿说：“诗正当如是。我朝诗人以来，未有如退之者。”这两人的观点，可以代表历代评价韩诗的两派。苏东坡说：“诗之美者，莫如韩退之；然诗格之变，自退之始。”（《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十七引）这句话，和沈括的观点一样。承认韩愈的诗是好的。但是由于他们对于诗有一个固执的、保守的认识，他们从诗的面目看，终觉得韩愈是“以文为诗”。尽管“押韵”，还是文而不是诗。吕惠卿从诗的精神看，肯定诗正应当这样做，尽管用了散文的表现方法，但表现得成为诗了。
“以文为诗”，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解释，就是不用或少用形象思维，象散文一样直说的句法较多。诗的装饰成分被剥落了，就直接呈现了它的本质。本质是诗，它还是诗；本质不是诗，它才是“押韵之文”。
韩愈的诗，已经一反他以前诗人的规律，极少用形象思维了。但由于他毕竟是个诗人，他的诗有丰富的诗意，所以他还有许多很好的诗篇。《山石》是韩愈的著名作品，可以代表他的七言古诗的风格，我们现在就选讲此诗。诗题《山石》，是用全篇开始二字为题，並不是赋咏山石。
全诗二十句，一韵到底。描写他在某一天下午游山，在寺里住了一夜，次日早晨出山归家途中的所见所感。这是一首朴素简净的记游诗。开始用二句叙述游山到寺，一路上都是坚硬的山石，行走在若有若无的山路上，到寺时已是蝙蝠乱飞的黄昏时候了。接着又用二句写寺内景物。走上寺院里的客堂，坐在台阶上休息。由于连日雨水饱足，院子里的芭蕉叶都舒展得很大，栀子花也开得很丰肥。以下便写寺中和尚待客人的情况。和尚和客人闲谈，讲起佛殿里有很好的壁画，说着就取灯火照来给客人看，可是客人能见到的画面不多，因为墙壁年代古远，画面大多剥落或黝黑。于是和尚铺床拂席给客人供应晚饭。虽然饭米粗糙，仍然可以解饥。此下二句写夜晚的情况。夜深了，院子里各种昆虫的鸣声已都停止。客人静卧在床上，看见清明的月亮从山岭背后升起，立刻有亮光照进了窗户。接着用四句描写天明后出山回家的情况：这时晓雾还未消散，独自在山里走，出山又入山，上山又下山，随意走去，没有一定的道路。时时看到红的山花，绿的涧水，煞是缤纷烂漫。还有几人合抱的大松树和栎树。如果碰到溪涧，就赤脚踏石而过，这时水声激激，微风吹衣。最后就用四句感慨来结束：象这样的生活，自有乐趣，何必要被人家所拘束，不得自由自在呢?我们这两三个人，怎么能在这里游山玩永，到老不再回去呢?
韩愈在贞元八年（公元七九三年）登进士第后，一直没有官职。贞元十一年，三次上书宰相，希望任用，都没有效果。贞元十二年，在汴州，宣武节度使董晋请他去当观察推官。到贞元十五年，董晋卒，军人叛乱，韩愈逃难到徐州。徐州节度使张建封留他当节度推官。十六年夏，辞职回洛阳。这首诗就是贞元十六年秋在洛阳所作。当时他还是初任官取，已经感到处处受人拘束，因而发出了这些牢骚。结句的“归”字是“回去”之意，有人讲作“归隐”，就和“不更”二字矛盾了。
初、盛唐诗人作七言古体，往往喜欢用一些对偶句法。即使在杜甫的大篇七古中，也屡见对句。只有韩愈的七古，绝对不用对句。他只象说话一样，顺次写下去，好象不在语言文字上做雕琢功夫。这就是“以文为诗”的一个特征。但是如果把这篇游记写成散文，字句一定还要繁琐，而韩愈则把他从下午到次日清晨的这一次游览的每一段历程，选取典型事物，用最精简的字句，二句或四句，表现了出来。这就毕竟还不同于散文了。他的叙述，粗看时，好比行云流水，没有细密的组织，但你如果深入玩味，就能发现他是处处有照顾的。“无道路”呼应了上文的“行径微”。“出入高下”呼应了上文的“山石荦确”。“赤足踏涧石”呼应了上文的“新雨足”。在黄昏时看壁画，是“以火来照所见稀”；在清晨的归路上，则看见了山红涧碧和巨大的松栎。前后两个“见”字，形成对比。在一句之中，也有呼应。“蝙蝠飞”，是“黄昏”时候，“百虫绝”，所以“静卧”。只有“吾党二三子”和上文的“天明独去”似乎有些矛盾。他这次游山，恐怕是和两三个朋友结伴同行的，要不然，为什么说“嗟哉吾党二三子”呢?但如果有两三人同行，又为什么说“天明独去”呢?看来这个“独”字，不可死讲，不能讲作“独我一人”，而应该讲作“只有我们几个人”。《项羽本纪》叙述沛公兵败成皋时，“独与滕公出成皋北门”。又在鸿门宴上“脱身独去”，其实当时还有从人。这里的独字也是同样用法。
何义门（焯）在《义门读书记》中评这首诗云：“直书即目，无意求工，而文自至。一变谢家模范之迹，如画家之荆关也。”这是赞扬作者的创作方法纯用自然，不刻意做作，而达到极高的境界。宋齐时代。谢灵运、谢惠连、谢眺等一派诗人，创造了描写风景的诗，极力模山范水，在选字造句方面，终有费力的痕迹，而韩愈此诗，却如“荆关画派”的白描山水，不用色采渲染。
字句精简而朴素，思想内容直率地表现，使韩愈的七古有一种刚劲之气。施补华在《岘傭说诗》中评云：“七古盛唐以后，继少陵而霸者，唯有韩公。韩公七古，殊有雄强奇杰之气，微嫌少变化耳。”这也可以说是公论。杜甫以后，韩愈的七古，确实可以独霸诗坛。至于嫌他“少变化”，则是思维方法的问题。韩愈为人直爽，他的诗，也象他的散文一样，不喜婉转曲折，始终是依照思维逻辑进行抒写，因而篇法上就没有多大变化。
元代诗人元好问写过三十首《论诗绝句》，其中有一首是涉及《山石》的：
“有情芍药含春泪，无力蔷薇卧晚技。”
拈出退之“山石”句，始知渠是女郎诗。
“有情芍药”二句是秦少游《春雨》诗中的句于。元好问以为这样的诗句，如果和韩愈的《山石》诗来比较，就知道秦少游这二句是“娘儿们”的诗。说秦少游诗是“女郎诗”，是形容它柔弱无力，反过来也就烘托出韩愈此诗的“雄强奇杰”，有丈夫气了。美学上有温柔的美和刚健的美，韩愈的七古，属于刚健的美。
三、韩愈诗风探源
韩孟诗派作为一个特异现象出现在中唐有其特定的时代氛围，因为“好奇尚怪”在元和时期是一种相当普遍的风气。审美时尚作为某一特定历史时期带有倾向性的文化心理与价值趋向在艺术领域的体现，自然折射着强烈的精神特征，沉淀着浓重的历史文化氛围。韩孟诗派崇尚瘦硬险怪的审美观念，从整个唐代文化史进程角度看，是随时代巨变而产生的社会心理、审美时尚的集中体现。作为韩孟诗派的核心人物，韩愈选择尚奇险，与他同时代的元缜、白居易尚平易，迥然不同，这说明除了时代原因以外，个人因素对诗歌风格的形成也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
韩愈天生具有争奇斗胜、不安平庸的个性，这种个性促使他在继承前辈诗人的基础上要有所创新，而创新意识是韩愈形成险怪诗派的重要原因。韩愈力图在李白、杜甫诸大家之后，发展诗的技巧，并给诗的发展开拓出新局面。赵翼曾这样解释：“李、杜之前，未有李、杜，故二公才气横恣，各开生面，遂独有千古。至昌黎时，李、杜已在前。纵极力变化，终不再辟一径。惟少陵奇险处，尚有推扩，故一眼觑定，欲从此辟山开道，自成一家。”因此，韩愈既继承了李白雄奇的浪漫主义风格，同时又继承了杜甫“语不惊人死不休”的艺术追求精神。
韩愈对奇情、奇景的天性爱好与一生的多次贬谪而遍览天下奇观的经历有关，而天下奇观为他的诗歌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所以在他笔下常会出现嶙峋神秘的高山、荒寂无人的古刹等不平凡的景象。总之，韩愈好奇反俗的个性特征和勇于探索创新的艺术追求，促成了令人耳目一新的险怪诗风。
高度自信的自我评价对韩愈独特诗风的形成也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高度自信是韩愈的主要心理特征，他在《进学解》中对自己的才、学、识、德诸方面都进行了高度的评价。然而，事实上韩愈“公不见信于人，私不见助于友，跋前踬后，动辄得咎”，在任官期间又因正义之举而屡遭贬谪，甚至危及性命，面对种种不公正遭遇，韩愈内心的苦闷可想而知。“多情怀酒伴，余事作诗人”，韩愈没有把诗歌创作看成正经事，把诗歌看作“多情”之时所做的“余事”，这更能反映他真实的创作心态。因此，抒忧娱悲成为韩愈写诗的真正目的，既抒发自身遭遇的不公平，同时又娱乐自己，使诗歌成为自己苦闷时的精神寄托。
韩愈认为那些王公贵人骄横自得，是写不出什么优秀作品的，只有那些生活穷困、遭遇坎坷的下层文士，心中郁郁不平，才能抒发自己的真情实感，创作出抒忧娱悲的优秀作品，如屈原、李白、杜甫、陶渊明、柳宗元，他们都是怀抱一腔忠诚而屡遭陷害，在悲愤中创作出经世之作。韩愈是一个崇拜英雄而且尊重人才的优秀人物，他为这些人的不平命运而愤懑，同时又联想到自身遭遇的坎坷，因此他得出结论：“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声要妙；欢愉之辞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是故文章之作恒发于羁旅草野。”这是韩愈继承了屈原发愤抒情的优良传统，为千百年以来许多杰出人物所遭到的不公正待遇道出不平之言，同时又肯定了屈原、李白、杜甫、陶渊明、柳宗元等人在诗歌取得的成就和人生价值，这也是韩愈高度自我评价上的间接表现。
一直没有退出仕途的韩愈在仕与隐的选择上也经历了矛盾痛苦的心理过程。以至于精神备受压抑。他曾经向往过归隐，然而韩愈是不可能退出官场的。在《秋怀》中他这样写道：“世累忽进虑，外忧遂侵诚。”天性的执著和“世累”、“外忧”使他不可能淡泊世事、逃避现实，而生活的窘迫也必须靠入仕维持家资。韩愈在《从仕》中感叹：“闲居食不足，从仕力难任。两事皆害性，一生恒苦辛。”此时的韩愈便处于一种失意的人生与压抑的心态下。作为艺术家应该是生性孤独，好深思，爱正义，慷慨豪放容易激动的人，一旦流落于萎靡与腐化的人群中间，周围尽是欺诈压迫、专制与不义，连自己的生命也受到威胁，觉得活着不过是苟延残喘，在备受奴役的缄默之下，他的伟大的心灵和悲痛定会在艺术上尽情倾诉。所以，韩愈要在诗歌上有所抗争，以表现自我价值，在创作中表现出奇险怪异的创新趋向，极力要“出俗”、“惊俗”。韩愈诗清新瘦硬，前所未有，而且重在表现一种清寒的意境，据统计，“寒”字在韩愈诗中出现了63次，其中的“苦寒”与其说是大自然的寒冷，倒不如说是诗人心灵世界中悲剧意识的反映。
综上所述，好奇反俗的个性特征形成了韩愈诗歌的创新意识，高度自信使他在仕途生涯受挫后便转向鸣不平的诗歌创作，而精神的备受压抑又促使其险怪诗派悲剧意识的产生，对其险怪诗风的创立起重要作用，从这种意义上讲，奇险怪异的诗歌艺术也是其抒忧娱悲的重要方式。
韩愈的散文
韩愈(768--824)，字退之，他的散文内容丰富，形式多样，语言鲜明简炼，新颖生动，为古文运动树立了典范。韩文风格雄健奔放，曲折自如。
韩文分论说、杂文、传记、抒情四类。他的论说文多以明儒道反佛教为主要内容，逻辑性强、观点鲜明、锋芒毕露，能体现他的文风。《师说》、《原毁》、《争臣记》是代表作。
他的小品文笔锋犀利、形式活泼，《杂说四·马说》充分体现了他的这一特点。
韩愈的传记文继承《史记》传统，叙事中刻画人物，议论、抒情妥帖巧妙。《张中丞传后叙》是公认的名篇。
他的抒情文中的《祭十二郎文》又是祭文中的千年绝调，具有浓厚的抒情色彩。
韩愈是一个语言巨匠。他善于使用前人词语，又注重当代口语的提炼，得以创造出许多新的语句，其中有不少已成为成语流传至今，如“落阱下石”、“动辄得咎”、“杂乱无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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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程
朱啸宇称韩昌黎，谥号文公，故世称韩文公，是唐宋八大家(韩愈，柳宗元，苏轼，苏辙，苏洵，欧阳修，王安石，曾巩)之一。自谓郡望昌黎，世称韩昌黎(“郡望”一词，是“郡”与“望”的合称。“郡”是行政区划，“望”是名门望族，“郡望”连用，即表示某一地域国范围内的名门大族。而韩愈世居昌黎,故又称韩昌黎)。晚年任吏部侍郎，又称韩吏部。与柳宗元同为“古文运动”倡导者，故与其并称为“韩柳”，且有“文章巨公”和“百代文宗”之名，提出了“文以载道”和“文道结合”的主张，反对六朝以来骈偶之风。著有《韩昌黎集》四十卷，《外集》十卷，《师说》等等。有“文起八代之衰”的美称。与柳宗元、欧阳修、王安石、曾巩、苏洵、苏轼、苏辙(合称为三苏)合称为“唐宋八大家”。现在已经得到考证，韩愈祖籍河北昌黎县。
生平
韩愈一生经历大致分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24岁以前。3岁丧父。受兄韩会抚育。后随韩会贬官到广东。兄死后，随嫂郑氏北归河阳。后迁居宣城。7岁读书，13岁能文,从独孤及、梁肃之徒学习，究心古训，并关心政治，自称"前古之兴亡，未尝不经于心也，当世之得失，未尝不留于意也"(《与凤翔邢尚书书》)，确定了一生努力的方向。20岁赴长安应进士试，三试不第。
第二阶段，25至35岁。先登进士第。然后三试博学鸿词不入选，便先后赴汴州董晋、徐州张建封两节度使幕府任职，后至京师，官四门博士。这一阶段重要诗文，有《原道》、《原性》、《答李翊书》、《师说》、《送李愿归盘谷序》、《送孟东野序》、《此日足可惜赠张籍》、《山石》等。
第三阶段，36至49岁。先任监察御史，因上书论天旱人饥状，请减免徭役赋税，指斥朝政，被贬为山阳令。顺宗即位，用王叔文集团进行政治改革，他持反对立场。宪宗即位,获赦北还,为国子博士。改河南令，迁职方员外郎，历官至太子右庶子。因先后与宦官、权要相对抗，仕宦一直不得志。这一阶段重要诗文，有《张中丞传后叙》、《毛颖传》、《送穷文》、《进学解》、《八月十五夜赠张功曹》、《赴江陵途中寄赠王二十补阙李十一拾遗李二十六员外翰林三学士》、《谒衡岳庙遂宿岳寺题门楼》、《南山诗》、《秋怀诗》11首、《陆浑山火和皇甫□用其韵》、《石鼓歌》等。
第四阶段，50至57岁病故。先从裴度征讨淮西吴元济叛乱,任行军司马,贯彻了加强中央集权反对藩镇割据的主张。淮西平定后，升任刑部侍郎。他一生排斥佛教。元和十四年(819年)宪宗迎佛骨入大内，他奋不顾身,上表力谏,为此被贬为潮州刺史。移袁州。不久回朝,历官国子祭酒、兵部侍郎、吏部侍郎、京兆尹等显职。为兵部侍郎时，镇州王庭凑叛乱,他前往宣抚,成功而还。最后这一阶段，政治上较有作为。重要诗文有《平淮西碑》、《论佛骨表》、《柳子厚墓志铭》、《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泷吏》等。
评价
唐代古文运动倡导者，宋代苏轼称他为“文起八代之衰”(指韩愈的古文提振八代的萎靡文风。)，明人推崇他为唐宋散文八大家之首，与柳宗元并称“韩柳”，杜牧把韩文与杜诗并列，称为“杜诗韩笔”，有“文章巨公”和“百代文宗”之名。著有《韩昌黎集》四十卷，《外集》十卷，《师说》等。
后人对韩愈评价颇高，尊他为唐宋八大家之首。杜牧把韩文与杜诗并列，称为“杜诗韩笔”;苏轼称他“文起八代之衰”。韩柳倡导的古文运动，开辟了唐以来古文的发展道路。韩诗力求新奇，重气势，有独创之功。韩愈以文为诗，把新的古文语言、章法、技巧引入诗坛，增强了诗的表达功能，扩大了诗的领域，纠正了大历(766年～780年)以来的平庸诗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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