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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韩愈的师说是什么意思
《师说》作于唐贞元十八年（公元802年）韩愈任四门博士时，这篇文章是韩愈写给他的学生李蟠的。《师说》是一篇说明教师的重要作用、从师学习的必要性以及择师的原则的论说文。关于韩愈的师说是什么意思，请参考！
师说
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无惑?惑而不从师，其为惑也，终不解矣。生乎吾前，其闻道也固先乎吾，吾从而师之;生乎吾後，其闻道也亦先乎吾，吾从而师之。吾师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後生於吾乎!是故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
嗟乎!师道之不传也久矣，欲人之无惑也难矣。古之圣人，其出人也远矣，犹且从师而问焉;今之众人，其下圣人也亦远矣，而耻学於师。是故圣益圣，愚益愚。圣人之所以为圣，愚人之所以为愚，其皆出於此乎?爱其子，择师而教之，於其身也，则耻师焉，惑焉。彼童子之师，授之书而习其句读者，非吾所谓传其道、解其惑者也。句读之不知，惑之不解，或师焉，或不焉，小学而大遗，吾未见其明也。巫医、乐师、百工之人不耻相师，士大夫之族曰“师”曰“弟子”之云者，则群聚而笑之。问之，则曰：彼与彼年相若也，道相似也，位卑则足羞，官盛则近谀。呜呼!师道之不复，可知矣。巫医、乐师、百工之人。吾子不齿，今其智乃反不能及，其可怪也欤
圣人无常师。孔子师郯子、苌子、师襄、老聃。郯子之徒，其贤不及孔子。孔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於弟子。闻道有先後，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
李氏子蟠，年十七，好古文、六艺，经传皆通习之，不拘於时，学於余。余嘉其能行古道，作师说以贻之。
【翻译】
古代求学的人一定有老师。老师，是（可以）依靠来传授道理、教授学业、解答疑难问题的。人不是生下来就懂得道理的，谁能没有疑惑？（有）疑惑，如果不跟从老师（学习），那些成为疑难问题的，就最终不能理解。生在我前面，他懂得道理本来就早于我，我（应该）跟从（他）把他当作老师；生在我后面，（如果）他懂得的道理也早于我，我（也应该）跟从（他）把他当作老师。我（是向他）学习道理啊，哪管他的生年比我早还是比我晚呢？因此，无论地位高低贵贱，无论年纪大小，道理存在的地方，就是老师存在的地方。
唉，（古代）从师（学习）的风尚不流传已经很久，想要人没有疑惑难啊!古代的圣人，他们超出一般人很远，尚且跟从老师而请教；现在的一般人，他们（的才智）低于圣人很远，却以向老师学习为耻。因此圣人就更加圣明，愚人就更加愚昧。圣人之所以能成为圣人，愚人之所以能成为愚人，大概都出于这吧？（人们）爱他们的孩子，就选择老师来教他，（但是）对于他自己呢，却以跟从老师（学习）为可耻，真是糊涂啊!那些孩子们的老师，是教他们读书，（帮助他们）学习断句的，不是我所说的能传授那些道理，解答那些疑难问题的。（一方面）不通晓句读，（另一方面）不能解决疑惑，有的（句读）向老师学习，有的（疑惑）却不向老师学习；小的方面倒要学习，大的方面反而放弃（不学），我没看出那种人是明智的。巫医乐师和各种工匠这些人，不以互相学习为耻。士大夫这类人，（听到）称“老师”称“弟子”的，就成群聚在一起讥笑人家。问他们（为什么讥笑），就说：“他和他年龄差不多，道德学问也差不多，（以）地位低（的人为师），就觉得羞耻，（以）官职高（的人为师），就近乎谄媚。”唉!（古代那种）跟从老师学习的风尚不能恢复，（从这些话里就）可以明白。巫医乐师和各种工匠这些人，君子们不屑一提，现在他们的见识竟反而赶不上（这些人），真是令人奇怪啊!
圣人没有固定的老师。孔子曾以郯子、苌弘、师襄、老聃为师。郯子这些人，他们的贤能都比不上孔子。孔子说：“几个人一起走，（其中）一定有（可以当）我的老师（的人）。”因此学生不一定不如老师，老师不一定比学生贤能，听到的道理有早有晚，学问技艺各有专长，如此罢。
李家的孩子蟠，年龄十七，喜欢古文，六经的经文和传文都普遍地学习，不受时俗的拘束，向我学习。我赞许他能够遵行古人（从师）的途径，写这篇《师说》来赠送他。
拓展：韩愈简介
韩愈诞生于唐代宗大历三年(768)的长安，出生仅仅三年之后，他的父亲韩仲卿便去世了，自那时开始，幼年的韩愈便开始随长兄韩会生活，视兄嫂一如父母，并在韩会的辅导下读书学习。
到七岁时，韩愈身上已经能体现出一种文学的天赋，所谓“七岁属文，意语天出”、“七岁好学，言出成文”，受到当时有名的文人萧存的赏识。
大历十二年(777)，韩会因在官场上受到牵连，被贬韶州刺史，韩愈也随韩会南迁。不幸的是，抵达韶州不久，韩会即因病去世。韩愈先随长嫂郑氏送葬于安阳，再一同避居江南，从处理丧事，到往返奔波、抚育子弟等一切重担，都被郑氏一人挑起，而其维持不易，自然可以想见。
经济的重负使得韩愈早早成熟起来，当他十九岁时，便独身前往长安，要在仕途上有所进取。但与他所预料截然相反的是，自己不仅未能“一战而霸”，且连续参加三届考试均无成果。长安米珠薪桂，大不易居，而考试的挫折与对长嫂的愧疚，更使得他“蹉跎颜遂低，摧折气愈下”。然而他仍然勉力支撑，始终不肯效溜须拍马之辈四处活动。
随后，他打道回府，在宣州住了一年，贞元七年(792)再度入京考试。这一次考试的主考官是兵部侍郎陆贽，他是中唐时期有名的骈文家。陆贽以骈文名世，同时对古文也极为在行，并尝试将古文文法融入骈文。韩愈虽然为了考试违心的习学骈文，真正偏好的却是古文风貌，所写文章恰投考官之好，终于一举得中。
考中进士意味着韩愈获得了入仕资格，但要想真正得到官职，还要再经过一次吏部的考试。贞元八年(793)年，韩愈返回河阳老家与卢氏女完婚，并取得吏部博学宏词考试的资格，随即赴长安应试。
这段时间里，韩愈曾尝试与官员交游，写过《与凤翔邢尚书书》、《应科目时与人疏》等文字，他有名的“相须”、“相资”之说就是在此时提出的。他的干谒书函，始终围绕着一个议题展开，那就是健全国家发现人才、引用人才的制度。
在第一次博学宏词试中，韩愈在被中书省复审后驳下落选。这一则是因为他不肯效仿“浮嚣之徒”游于公卿之门，专事干谒的举动，二则是他的古文主张及文风依旧不能被接纳。随后的考试依然如第一次一样失败，韩愈生活的窘困也到了极为严重的程度。《马厌谷》、《苦寒歌》都是他在此时的作品。
长安十年，未得一官，韩愈在愤懑忧伤的心情中回到河阳，与卢氏相守。乡居生活诚然清苦，却给了他思考的时间。这段时间中，他的思想开始真正涉足一些深刻的问题。贞元十一年(796)九月，他去往洛阳官员云集之处，想要看看是否能在那里得到一些机遇。从贞元十一年到贞元十八年，韩愈的仕宦生涯不过是两入军幕，在官职上没有什么大的起色。但他一生学问道德的理论基础，却是在此阶段打下的。著名的“五原”，《原道》、《原性》、《原毁》、《原人》、《原鬼》及《师说》、《答李翊书》等文章，都是他这段时间的成果。
贞元十七年(801)，韩愈再入京选官，得到祠部员外郎陆傪的引荐，授四门博士。四门博士是四门学的学官。这一职务，与韩愈“汲汲于富贵，以救世为事”的理想相去甚远，但他对工作也极为竭力尽心。当时，韩愈在京师已经有些名声，学校学生以外，慕名而来，求学问道者也往往有之。他有问必答，凡登门称弟子者，他一概不回避师徒名分，这又大悖于当时士子耻于求师的风气，因此招致许多非议。
贞元十九年(803)，韩愈的文名愈盛，由此升迁为监察御史。但当年即因上书《御史台上论天旱人饥状》被贬连州阳山。
阳山处岭南穷荒之地，韩愈在当地关心教育，兴办学校，有许多惠民之政，甚至在他离去时，当地百姓“多以公之姓以名其子”。
贞元二十一年(805)，韩愈得到命令，离开阳山，于郴州等待新的任令——即江陵府法曹参军。这一职务实则属于职掌猥杂的俗吏，因此韩愈对此愤愤不平，极为不满。
判司江陵未满七月，朝中的政局人事都发生着剧烈的变化，韩愈感到有了回归长安的指望。到元和元年(806)，他领到朝中“国子博士”的任命，至元和三年(808)，正式担任此职。元和四年，改官都官员外郎，但他在任上因祠部事务与宦官发生激烈的斗争，随后为息事宁人，被改官为河南令。
任河南令不足一年，韩愈在繁剧的政务中坚定地与不法军人斗争，兴教育，整顿风俗。元和六年(811)，韩愈调任职方员外郎。自此时到元和十三年(818)，韩愈一直在长安为官，达到他一生仕宦的顶峰。
元和十四年，唐宪宗预备奉迎法门寺佛骨，这是宪宗朝最隆重的一次礼佛活动。历来坚持反佛的韩愈感觉无法坐视倾城的崇佛狂潮，于是上表切谏，即后世极为有名的《论佛骨表》。言语辛辣，充满轻蔑嘲讽。这篇上书恰恰是在佛骨已迎入长安，长安士庶的佛事活动达到最高潮之际写的，文中更有东汉奉佛之后，帝王咸致夭促一类的话，宪宗见书而盛怒，韩愈则因此被贬八千里外的潮州。
被贬时，韩愈已在晚年，且体弱多病，又在荒僻之乡，境遇极苦。但他在任中勤于王事，忠于职守，去害除弊，安定百姓，兴办学校，培育人才。历代潮州官员中，在职仅半年的韩愈不过是来去匆匆的一个，但他在潮州人文史上的影响却是最大的，也是最为潮州百姓爱戴的。
元和十四年(819)，韩愈被移袁州，次年十一月，又回到长安任职。长庆四年(824)，他因病去世，在长安靖安里私第离开了人世，这一年，他五十七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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