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苏东坡《赤壁赋》

时间:2023-03-23 15:52:25 赤壁赋 我要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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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苏东坡《赤壁赋》

  说到文章本身,首先应注意到它体裁方面的特点。它是“赋”,不是纯粹散文,却也不是诗,更不等于今天的散文诗。它是用比较自由的句式来构成的带有韵脚的散文,却又饱含着浓厚的诗意。这在当时是一种新文体,是古典散文从文的桎中冲杀出来取得胜利后的一个新成果。可是这种新体的“赋”很难写,自宋代的欧阳修、苏轼以后,便不大有人染指了。既然它是“赋”,就应具有赋的特点。《文心雕龙·诠赋》:“赋者,铺也。铺采文,体物写志也。”苏轼写这两篇赋,没有按照汉魏六朝时代的作家写赋时那样大量堆砌辞藻,但比起他本人的其他文章来,文采显然要多。至于“体物写志”,则《赤壁赋》以“写志”为主,“体物”的部分着墨不多,却也精警凝炼,形象鲜明。作者在赋中所铺张的内容,主要不是景物和事件,而是抽象的道理。但作者所讲的抽象道理是通过形象、比喻、想象、联想以及凭吊古人和耽赏风月等方式来完成的,并不显得空泛或枯燥。这是在古人传统的基础上有所创新的结果。试以欧阳修《秋声赋》与之相比,欧赋的说理内容就未免过于抽象了,因此不及此赋更为扣人心弦。此外,汉魏的赋一般在开头结尾都有短幅叙事,中间有主客问答,此文亦具备。可见作者并没有脱离传统“赋”体的规格,从体制上讲,它仍符合作“赋”的要求。我们说,文学作品要继承传统。却不一定求其必遵循老路。苏轼正是本着这种创新精神来写《赤壁赋》的。

  其次,从贯穿全篇的思想内容看,《赤壁赋》所反映的有两方面的意思:一是“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这同《念奴娇》的开头“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的意思相近;二是抓住时机耽赏大自然的江山风月,亦即《念奴娇》结尾的“一樽还江月”。而主导思想乃偏重于后者。但这两层意思都是从篇中所歌唱的“渺渺兮予怀,望美人兮天一方”两句诗生出来的,这就不难看出苏轼的立足点和采取这种生活态度的原因。也许有的读者会说,《赤壁赋》中并没有什么值得肯定的进步思想,不过主张“及时行乐”而已。这话当然不错。但在这篇赋中“及时行乐”的思想并未从文章中正面反映出来,读者所感受到的乃是作者希望一个人不要发无病之呻吟,不要去追求那种看似超脱尘世其实却并不现实的幻想境界;而应该适应现实,在目前这种宁静恬适的(尽管它是短暂的)环境里,不妨陶醉于大自然的怀抱之中。而文章的成功处乃在于它有一种魅力,即大自然之美足以使人流连忘返,不得不为之陶醉。这种沉浸于当前的适意的境界中的满足,正是苏轼一贯的生活态度。特别是处于逆境之下。这种生活态度总比畏首畏尾、忧心忡仲或无所作为、意志消沉显得乐观旷达,显得有生机和情趣。因此,在特定的生活条件下和在常人已无法忍受的处境中,这种生活态度应该说尚有其可取的一面。而作者在《念奴娇》的收尾处,虽然说了“一樽还江月”的话,却没有摆脱掉“人生如梦”(一本作“人间如寄”)的空幻与悲哀。比起这篇赋来,就显得有些不足了。

  因此看来,《赤壁赋》在艺术方面的成就乃是主要的。作者在篇中驰骋着意气纵横的想象力,仿佛“所向无空阔”的“天马”;同时却又体现出作者细密的文心,谨严的法度,无论遣辞造句,都不是无根据无来历的脱离传统艺术渊源的任意胡为。作者戛戛独造的创新之处无一不建筑在深厚而坚实的功力的基础之上。清代方苞评此文说:“所见无绝殊者(没有什么特别与众不同的地方),而文境不可攀。良由身闲地旷(心地旷达),胸无杂物,触处流露,斟酌饱满,不知其所以然而然。岂惟他人不能效,即使子更为之,亦不能调适而(畅)遂也。”可为定评。盖表面看去似挥洒自如,仿佛没有费什么气力,实际上却是思路缜密,一丝不苟:这正是苏轼文章的不可及处。

  下面我们逐段进行分讲解。全篇共分五段:

  第一段从开头“壬戌之秋”到“羽化而登仙”。这是“赋”的正文以前一段简短的叙事,这里面又分三小节:

  第一小节共四句,点明时间、人物、地点。这是写赋的正规笔墨,如一篇长诗前的小序。

  第二小节共五句,前两句写景,后三句写事,亦即把客观的景物和主观的言行错综着、交替着来写。我在前面曾说,本篇以写志为主,不强调对景物的描述;因此本篇的景语只有四句,即此处的“清风徐来,水波不兴”和下一小节的“白露横江,水光接天”而已。但这四句极凝炼简括,“清风”二句写风与江。“白露”二句写月与江。总之,景物描写只为点出“江”和“月”来,作为后文“写志”时举例用的。而当前,作者已写出月下江景,不必更多费笔墨了。

  “诵明月之诗”两句与下文“月明星稀”两句同一机,盖文人游山玩水,很容易从客观景物联想到昔日所读的作品,然后再由前人的作品生发出自己的感想来。此处写月未出而先用《陈风·月出》作引子,“诵明月之诗”两句是互文见义,但有时这种互文见义的句子不能前后互换。因为“窈窕之章”是在“明月之诗”里面的,内涵大小不同,所以小者不能摆在大者之前。而先“诵”后“歌”,亦合于诗人吟咏时实际情况。人们对景生情,总是感情愈来愈激动,“歌”比“诵”要更牵动感情,故诵在先而歌在后。于此可见作者文心细密之处。

  第三小节仍是先景后事,由事生情。造语自然生动,然多有所本。用“徘徊”写月光移动,古诗屡见,如曹植《七哀》“明月照高楼,流光正徘徊”,张若虚《春江花月夜》“可怜楼上月徘徊”及李白《月下独酌》“我歌月徘徊”。“白露横江”句亦从《春江花月夜》“空里流霜不觉飞”化出,“水光接天”句化用赵《江楼感旧》“月光如水水如天”,“一苇”用《诗经·河广》“一苇杭之”’“万顷”用谢惠连《雪赋》及范仲淹《岳阳楼记》,“冯虚御风”用《庄子·逍遥游》,“遗世独立”用李延年歌,“羽化”用《晋书》,“登仙”用《远游》。其自然生动之妙,在于句偶而文字并不对仗,得古赋之神(如《九歌》中“肴蒸兮兰藉,奠桂酒兮浆”即是句偶而文不对仗者)。

  这一小节每句都依次第先后而写成,不容移置。“少焉”以下写月出,由“出”而“徘徊”。“白露”二句是月出后所见,由水上而天空,由近而远。“纵一苇”句是写主观的游者,“凌万顷”句是写客观的江面。“浩浩乎”句写泛舟江上的现象,“飘飘乎”句则写舟中人的心情感受。笔势流畅,宛如信手拈来,词语皆有出典,却不着堆砌痕迹。

  从“于是饮酒乐甚”至“泣孤舟之妇”是第二段。这里面自然分作两层,歌词是一层,萧声是又一层。作者描绘箫声属于“体物”,但“体物”却是为了“写志”。苏轼在这篇赋中以“哀”“乐”对举,借主客问答以写志抒情,其实是作者本人矛盾心情的两个方面。最后,“乐”战胜了“哀”,主客同达于“共适”之境界。而“哀”的流露全借助于箫声。故作者在这里用全力刻画它。

  我个人认为,这一篇立意的主句全在此歌的后二句,即“渺渺兮予怀,望美人兮天一方”。“美人”比君,这两句写出了苏轼的忠君之殷切。忠君诚然是局限,但在苏轼身上却应一分为二地对待。忠君思想正是苏轼思为世用,希望为宋王朝分忧,对功业有所建树的动力。这里面含有积极因素。下文“哀吾生之须臾”与“共适”于“无尽藏”的江山风月,都从此生发出来,妙在并不着痕迹。一个人既出仕做官,思用于世,遇到小人谗谤,自然有“哀”的一面。但如果从此消极颓唐,不思振作,那就谈不到完成忠君的目的。于是当客观形势对自己最不利时,便力求胸襟豁达,顺乎自然,以适应逆境;同时并不放弃忠君用世的一贯精神,即使在身遭贬谪之际也还要“望美人兮天一方”,这正是苏轼的主要的、始终如一的生活态度。作者的歌词中并没有“哀”的成分,甚至是在“饮酒乐甚”的情况下无心流露出来的,所谓“渺渺兮予怀”,正是思忠君用世而不可得的表现,因此才不得不“望美人兮天一方”。吹箫的“客”是理解歌词内容的,所以把这一方面的感情加强,用箫声倾诉出唱歌人内心的哀怨。这样一来,矛盾就公开亮出来了,于是引起下文,借主客对话把复杂的思想活动和盘托出,却又泾渭分明。文章构思之巧妙,竟到了使人不易觉察的程度,这不能不说是苏轼才华洋溢的体现。

  写箫声也是一段精彩文字。“怨”“慕”“泣”“诉”四字抓住了箫声的特点,也写出了“哀”的特点。“呜呜”写初吹,字面用《史记·李斯列传》;“怨”“慕”“泣”“诉”化用《孟子》;“舞幽壑”句,暗用《国史补》里吹笛事;“孤舟妇”暗用白居易《琵琶行》。“如怨如慕”二句,写箫声吹人精彩动人处,使听者情不自禁联想到人的七情六欲。“余音”二句写箫声结束。然后再加上两句夸张性的比喻,以绘其出神人化。

  第三段是伤时忧国的正面文字,却从怀古方面落笔,乃见笔力。怀古又先从诵古人诗句写起,“月明星稀”两句正从当前江月之景联想而得,似有意,若无意。从心中的诗句推展开去,然后写到目中所见之地形,然后把古人曹操推到背景的正面。“方其”以下八句,是推测,是想象,却全力以赴,大肆渲染,此即所谓“铺”,乃作赋之正规写法。这样就从勾勒背景进而塑造了曹操的形象。“方其”以下,从曹操兵力的强大和地盘的扩张写出了声势和气派,然后以“酒临江,横赋诗”八字勾画出曹操本人的形象,显得格外饱满,有立体感。不这样写,人物的形象就不易突出。难在“固一世之雄”句的一总,“而今安在哉”的一跌,最见功力。上一句所谓顿挫以蓄势,下一句所谓折落以寄慨。“一世之雄”四字看似容易,实为千锤百炼而出,对曹操这个历史人物确是千古定评。这是本段的上一节,其实也正是《念奴娇》中“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之意,却用了另一种手法,便使人应接不暇了。从“况吾与子”以下至“托遗响于悲风”,是第三段的下一节,虽为客语,实反映作者本人思想中的消极面。意思是说,像曹操那样的英雄人物,在当时也逃不脱失败的命运,那么在今天这种逆境之中,还有什么必要去建功立业!这一节只是出世思想和消极情绪的反映,而作者却渲染成如此一段文章,既有古文家所谓的辞采,又不落前人的臼,通过形象描写,还使人不致于产生消沉之感,正是文字有魅力处。“挟飞仙”二句想象奇绝,却跌入“知不可乎骤得”一层意思中来,于文义为倒装,于文势为逆挽,变化无方,起落随意;以形象、比喻相对比,用意十分醒豁,但又毫无说教者习气,也没有抽象的空论,而悲从中来,想超脱尘世又无法逃避现实,真是哀伤到极点了。所以结语“托遗响于悲风”一句写出不得不 “哀”的一片苦衷。文字写到这里,真疑山穷水尽,无路可走;不想下一段柳暗花明,用带有理趣的逻辑思维来反驳这一消极出世思想,把在人意料之中的一点意思写得出人意料之外,这真神奇了。

  第四段是比前一段深入一层的正面文字,虽与前一段属于一对矛盾的两个方面,却并非平列的。若从其结构看,又与前文不同。这一段本来只有一层意思,却化作两层来写。水和月同为比喻,作用和性质是一样的,作者乃把它们分作两层来说;作者在这一段里所要阐明的只是“不变”这一层意思,却以变与不变两者相提并论。这就使文章显得波澜起伏。“逝者”句用《论语》“子在川上”一章之意,“盈虚”二句用《庄子·秋水》“消息盈虚,终则有始”。水虽东流长逝,但川上之水仍源源不断;月虽有圆缺盈虚,周而复始,但月亮还是千古不变的那个月亮。所以用“盖将自其变者”两句轻轻一驳,便不再照应,却把重点放在后面两句“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所以再反问一句:“而又何羡乎!”不说“而又何哀”,反说“而又何羡”,针对上文“羡长江之无穷”而言,文笔总在不断变化。盖有“哀”才有“羡”,无“羡”自然也就没有必要去“哀”了。上文说“吾生须臾”,此则说“物与我皆无尽”。物无尽,人们能理解;“我”亦无尽,就不易分晓。作者之意,乃是指不朽而言,即所谓“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苏轼所追求的也正是这个“不朽”。所以其生活态度归根结蒂还是积极的。下面“且夫天地之间”四句,看似宿命论,其实作者却是用来对待功名富贵、得失荣辱的,所以其内在涵义并不错。接下去从“惟江上之清风”直到“而吾与子之所共适”,是作者的正面主张,认为应抓紧时机,享受大自然所给予的美的景物。末句的“吾与子”正好同上文“客”所说的“吾与子”遥相呼应。有人说,这不过是及时行乐的思想,诚然。但其所乐者乃在陶然于自然景物。这就比东汉人所追求的“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古诗十九首》)要高尚多了。可见作者的精神境界并不那么庸俗低级。他所追求的是精神上的解脱而非物质上的享受。他执著于不朽的事业,而对功名利禄却比较看得超脱,这就同一般的及时行乐思想有着本质上的区别了。

  第五段仍用简短的叙事作为全篇的结尾。“客喜而笑”的“喜”和“笑”,与前文“饮酒乐甚”的“乐”,以及“怨”“慕”“泣”“诉”“然”“哀”“羡”等描写感情变化的词语是联属一气的。这是全文情感发展的线索,直贯通篇。以下的描写与“饮酒乐甚”句相辉映,而最后两句则写尽“适”字之趣,文章亦摇曳生姿,得“余音袅袅,不绝如缕”之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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