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恨歌的主题思想

时间：2023-04-22 07:37:06 观民长恨歌我要投稿

长恨歌的主题思想

　　思想本义是客观存在反映在人的意识中经过思维活动而产生的结果或形成的观点及观念体系。以下是小编整理的长恨歌的主题思想，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长恨歌》诗的主题是“长恨”，反复渲染玄宗之纵欲，沉于酒色，不理朝政，因而酿成了“渔阳鼙鼓动地来”的安史之乱。这是悲剧的基础，也是“长恨”的内因; 杨氏归阴后，造成玄宗寂寞悲伤和缠绵悱恻的相思。

　　一、关于《长恨歌》主题的探讨情况

　　关于《长恨歌》的主题，建国以来学界多次展开讨论，综合各家的观点，大致可分为三派：其一是讽刺说，其二是爱情说，其三是双重主题说，即既有讽刺又有爱情的双重主题。

　　讽刺说发端于古人。南宋陆游说，杜甫的“《哀江头》即《长恨歌》也。”明代的唐汝询说：“《长恨歌》讥明皇迷于色而不悟也。”清乾隆皇帝的八个字下得很准：“哀艳之中，具有讽刺。”

　　“哀”的“艳，”就是杨玉环，是形式;“讽刺’’唐明皇，是内容。这几个人都认为诗中的帝王和后妃是否定的对象，诗歌的主题与白居易同时所写的《李夫人》是一样的。

　　爱情说是20世纪50年代后半期提出来的。基本观点是诗中帝妃是正面艺术形象。立论的依据是诗的后半部分对爱情的描写。但他们无法将其观点贯穿到前半部分，他们也承认诗的前半部分具有讽刺和谴责的意味。此说的不彻底性使他们在争论中处于少数地位。

　　讽刺说与爱情说各执一端，那么试图调和矛盾的双重主题说便得以产生。这一派既承认诗的前半部分具有讽刺意义。又承认后半部分李杨有诚笃的相爱之情，并认为作者偏重于后一’

　　方面。因而这一派被认为是折衷派，也可以说是爱情说的支持《长恨歌》的创作及其主题思想派。

　　列宁说：“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内，”(列宁《论民族自决权》，《列宁选集》第二卷512页)去把握那个时代的特殊精神，去体会那个时代所反映出来的特殊情趣。当然这种特殊的情趣还是由作家的作品反映的，因而就必须先“知人论世，”顾及到作家创作时的各种因素。

　　从时间上说，杨玉环死于756年，白居易写《长恨歌》是在年，正好相隔半个世纪。半个世纪的过滤，只会引起作者对事件的冷静思考，而不会引起作者哀艳的热烈冲动。诗歌的情感动力只会来源于诗人当时所处的社会环境。

　　叶燮在《原诗》中说：“发为文章，形为诗赋，其道万千，余得以三语蔽之：日理、日事、日情，不出乎此而已。”“先揆乎理：

　　揆之于理不谬，则理得。次征诸事：征之于事而不悖，则事得。终絮乎情：絮之于情而可通，则情得。”所以我们也应从合理、合事、合情三方面分析。

　　先看理，理有两层：一是作者写《长恨歌》与他写《策林》同时，也与他写的《李夫人》同时，作者的文学思想与其政治思想是相呼应的，也就是说与《策林》中的思想是一致的，更何况是像白居易这样的不为虚文的诗人。《长恨歌》与《李夫人》同时，《李夫人》中也写了唐明皇，其小序是“鉴嬖惑也。”那么作为同一题材的《长恨歌》，主题当与其相近而不会相悖。二是《长恨歌》的特殊性在于，主题的完成采用的是悲剧故事的模式，把帝妃的爱情悲剧托浮在国家大悲剧的背景之下，或者说是在安史之乱的典型环境下写出李杨的典型性格。遵循了常人对爱情悲剧的理解逻辑：先写他们的花容月貌，倾心相爱;再写外界的障白居易研究一碍和彼此经历的磨难;最后升华主题，使读者与作者一起，共同塑造了文本中的人物形象--尽管各人所塑造的人物形象大不相同。《长恨歌》之所以赢得古今中外许多读者的欣赏，就是用惯常的悲剧程式写了一个帝妃的悲剧。

　　再看事：《李夫人》用汉武帝、周穆王、唐玄宗之事，简笔勾勒出“尤物惑人”的主题，小序云：鉴嬖惑也。陈寅恪先生指出“其畅述人天生死、形魂离合之关系，”是“从汉武帝李夫人故事附益之耳。”(《元白诗笺证稿》l3页，中华书局l963年5月第1版)为什么要附会一些美丽的神话，就是要在史实的基础上，运用浪漫主义的手法，写天上人间的相思之苦，达到艺术的真实。

　　最后看情：《李夫人》所抒之情是对女色误国之愤恨，是非很清楚。作者的思想也说得明明白白。“自古及今皆若斯;君不见穆王三日哭，重璧台前伤盛姬;又不见泰陵一掬泪，马嵬坡下念杨妃。纵令妍姿艳质化为土，此恨长在无销期。生亦惑，死亦惑，尤物惑人忘不得，人非木石皆有情，不如不遇倾城色。，，《长恨歌》主题的隐晦之处，在于有着诸多的凡人的情感历程，按人之常情娓娓道来，先写爱恋之深，次写永离之痛，最后写相思之痴，是通俗化和演义化了的皇家爱情悲剧。使人不易在扑朔迷离中把握其主题倾向。

　　荣格说：艺术家并不是一个能找寻自己个人目的的、意志上完全自由的人，虽然他为人类的一员也有自己的情绪、意志和个人目的，但是作为艺术家，“他是一个高度感受力的人。，，侏狄《当代西方美学》23页，人民出版社1984年6月第l版)白居易正是运用自己的高度感受力，抓取具有集体原型意义的李杨血.型，写出了触及社会灵魂、更满足全民族心灵需要的诗篇。

　　二、从当时的创作背景看首先

　　写《长恨歌传》的陈鸿说：“元和元年冬十二月，太原白乐天自校书郎尉于周至，鸿号浪琊王质夫家於是邑。暇日相携游仙游寺，话及此事，相与感叹，质夫举酒于乐天前日：t夫希代之事，非遇出世之才润色之，则与时消没，不闻于世。乐天深于诗，多于情者也，试为歌之，如何?’意者，不但感其事，亦欲惩尤物，窒乱阶，垂于将来也。乐天因为《长恨歌》。歌既成，使鸿传焉。世所不闻者，予非开元遗民，不得知;世所知者，有《玄宗本纪》在。今但传《长恨歌》云尔。”由这段话可以看出，自居易的《长恨歌》与陈鸿《长恨歌传》是同一题材的不同体裁，这是一种新的传奇小说形式，有《歌》有《传》，既“可以见诗笔”f诗歌部分)，又“可以见史才”(记事部分)，诗与传互相辉映和补充，“意者，不但感其事，亦欲惩尤物，窒乱阶，垂于将来也。，’就是说他们有共同的创作意图，主题是统一的，陈寅恪先生说：··必须合并读之，赏之，评之”方可。(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第一章其次，从白居易在这一时期的作品中，几次写到尤物害人的意思，也可以窥见《长恨歌》主题：《新乐府·八骏图》“由来尤物.不在大，能荡君心则为害。”《新乐府·李夫人》“生亦惑，死亦惑i尤物惑人忘不得，人非木石皆有情，不如不遇倾城色。”在这两首诗的序中，分别说明是为了“戒奇物，惩游佚’’和“鉴璧惑。”《新乐府·胡旋女》“禄山胡旋迷君眼，兵过黄河疑未反。贵妃胡旋惑君心，死弃马嵬念更深。”说明安禄山和杨贵妃都是惑君的奸佞，弄得君王昏昏沉沉，是非不辨，事到临头，还认奸作忠，死后还追念不已。诗的卒章显志：“数唱此歌悟明主。”.酌白居易研究一“古冢狐、妖且老，化为妇人颜色好……。”

　　女为狐媚害即深，日长月长溺人心。何况褒妲之色善蛊惑，能丧人家倾人国。”(《新乐府·古冢狐》)这首诗虽未道及贵妃，但从所处的地位、媚态以及最后殃及人国的结果，已经能看出了《长恨歌》的雏形。该诗序中说“戒艳色也。”

　　史载唐玄宗从开元二年到天宝十四年的四十一年时间里，先后出游华清官三十六次之多，有时一年两次，杨贵妃在这里居住长达十一年之久，唐玄宗和杨氏姊妹每年十月来华清宫避寒，到年底或次年三四月才回长安，每次游幸，兴师动众，花费极大。白居易在《骊宫高》中写道：“八十一车千万骑，朝有宴饫暮有赐，中人之产数百家，未足充君一日费。”极尽挥霍，可见一斑。

　　我们把以上所提供的材料与陈鸿的话联系起来，就可以看出白居易《长恨歌》的写作动机，是在告诫君主不要沉迷女色，贪图逸乐，导致国破家亡。这个倾向性是十分明显的。

　　再次，从白居易当时的创作思想来说，他写《长恨歌》这一年，写成了《策林》七十五首。《策林》中的思想，也必然影响到他的创作思想。《策林》六十九对音乐艺术的作用是这样说的：

　　“王政之得失，由斯而闻也，人情之哀乐，由斯而知也。然后君臣亲览而斟酌焉。政之废者修之，阙者补之。’’他要求艺术的真实，更要求素材的真实，要求诗人对社会负起责任。他说：“今褒贬之文无核实，则惩劝之道缺矣;美刺之诗不稽政，则补察之义废矣;虽雕章镂句，将焉用之?”(《策林》六十八)定以说明，白居易此时所写的《长恨歌》完全是有为而发，是为了“救济人病，裨《长恨歌》的创作及其主题思想补时阙，”是“愿得天子知。”

　　天子怎么样?有什么毛病值得白居易这么担忧?据《新唐书’德宗纪》《唐会要·搜狩》卷二十八载，德宗、宪宗都喜爱田猎。《旧唐书。郭后传》载：宪宗“后庭多私爱。”可见声色犬马是德宗、宪宗的通病。正是由于有这两位贪图逸乐、惑于尤物、奢欲无度的皇帝，白居易才有感而发，在《策林》中反复地强调君主的垂范作用，“君之举措，为人理乱之源，……若一肆其心，而事有以阶于乱。”(《策林》二)那么此时所写作的《长恨歌》，目的就绝不会是歌颂李杨的爱情。他的选材、立意、构思情节、展开主题都必须是围绕着“惩尤物”、“窒乱阶”的目的展开的。

　　洪迈在《容斋续笔》的“唐诗无讳避”条中指出：“唐人歌诗，其于先世及当时事，直词咏寄，略无避隐，至宫禁嬖呢，非外间应知者，皆反复极言，而上之人也不为罪。如白乐天《长恨歌》

　　讽谏诸章，元微之《连昌宫词》，始末皆为明皇而发。杜子美尤多……李义山《华清宫》《马嵬》《骊山》《龙池》诸诗皆然。今之诗人不敢尔也。”固然唐朝政治开明，但白居易敢于这样，也很不容易，表现了他的苦心和见识。他写《长恨歌》的目的，正是为了节欲除弊，以正根本，提倡“救失之道，”反对“谄成之风。”离开了作者创作的政治理想和创作意图，把《长恨歌》当作纯粹的爱情故事来欣赏，显然是背离了文本的原意和当时的社会实际，从而曲解了作者揭露现实、讽喻君王的重大社会意义。

　　三、从作品的本身看爱情

　　说攻击讽刺说的主要理由有两点：一是不能解释自居易为什么不把《长恨歌》归到讽喻诗，而归到感伤诗中;二.廷无白居易研究法解释诗人在全诗的后半部分为什么对李杨爱情有饱含深情的描写。

　　让我们回到作品本身，去解读《长恨歌》吧。

　　“汉皇重色思倾国，御宇多年求不得。”开头就破题，点出唐明皇是一个重色皇帝，并以此总领全篇，预设规戒的趋向。已经是“后宫佳丽三千人”了，还嫌不够，还要找最好的。最后终于找到了一个“养在深闺人未知”--其实大家都知道的--白居易故意欲盖弥彰的--杨太真。从此唐玄宗就为“尤物，，所惑，“三千宠爱在一身，…‘春从春游夜专夜，…‘尽日君王看不足，”“从此君王不早朝，”完全沉湎在声色之中。当初非常英明的皇帝现在不理朝政了，还胡乱封官，杨家“姊妹兄弟皆列土，，，致使天下人心失衡，“不重生男重生女’’的事情也发生了。这不是赞美杨贵妃，而是嘲讽整个世风，传达出人民的怨恨和不满。

　　杨贵妃呢，也由于她“天生丽质，”能歌善舞，能“倩盼承迎，动移上意，”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

　　这不会是真正的爱情。真正的爱情要体现“人的整个教养的程度，”而不只是简单的欲望和性爱。黑格尔说：“爱情里确实有一种高尚的品质，因为它不只是停留在性欲上，而是显出一种本身丰富的高尚优美的心灵。”(黑格尔《美学》第二卷第页，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一位哲人说过：外表上受尊敬的，脱离一切实际劳动的文明时代的贵妇人，比起野蛮时代辛苦劳动的妇女来，其社会地位是无比低下的。

　　李杨荒唐的生活，必然为自己带来终生的愧悔。马嵬坡下，贵妃被杀，她自己是有一定的责任的。但整体来说，应该是唐玄宗负责。鲁迅先生说：“我一向不相信昭君出塞会安汉，木兰从军就可以保隋;也不信妲己亡殷，西施沼吴，杨妃乱唐的那些古《长恨歌》的创作及其主题思想老的话。我以为在男权社会里，女人是决不会有这种大力量的。

　　兴亡责任，都该男的负。”(《鲁迅全集》第六卷第20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l981年版)问题在于渔阳兵起，玄宗在播迁途中，当禁卫军在陈玄礼等的鼓动之下，六军不发，玄宗“令高力士诘之，回奏日：‘诸将既诛国忠，以贵妃在宫，人情恐惧。’上即命力士赐贵妃自尽。”《旧唐书-本纪玄宗下》)这是史家在冷峻的目光下对玄宗的所作所为的冰冷的白描。实际是唐明皇为了平息众怒，以便保全自己，而下令绞死杨贵妃的。但白居易写得比较委婉：“六军不发无奈何，婉转娥媚马前死。…‘君王掩面救不得，回看血泪相和流。”用“君王掩面”的温情脉脉的面纱把一切的罪恶掩盖了起来。在这紧急关头，为了丢车保帅，就要舍得抛出宠妃的头颅来洗刷自己，换取自己性命安全。而且在贵妃死后，竞连她的首饰也不敢叫人去拾取。这样宛转的陈述，含意与李商隐的《马嵬》诗“如何四纪为天子，不及卢家有莫愁”的谴责是一致的。此等事情，总不好说成是对李杨生死不渝的爱情的歌颂吧诗歌的后半部分，作者浓笔重墨地描写唐玄宗对杨玉环朝朝暮暮的思念。用比兴、烘托、移情、对比以及一些浪漫主义的手法，表现了主人公之间的思想感情。这是不是表现了李杨生死不渝的爱情，这却是我们值得商讨的。

　　贵妃死后，唐玄宗在“行宫见月”是“伤心色，…‘夜雨闻铃”是“肠断声，”尽管“蜀江水碧蜀山青，”风景非常好看，但“圣主朝朝暮暮情，”仍在朝暮思念贵妃。返回途中，马嵬坡下，为之唏嘘伤感，歇了一晚，回到兴庆宫中：触物凄惨，夜不成寐，见到“太液芙蓉”想起她，见到“未央宫柳”想起她。“芙蓉如面柳如眉，对此如何不泪垂。”所见无非玉环者，每每引起他的追白居易研究一念。这种情怀是真实可信的。11主是能不能就此得出结论说，这是对一个封建皇帝难得的爱情专一表现的歌颂作为皇帝的唐明皇，他已经失去了昔日的权力，在软禁中几乎可以等同于一个普通人了。他完全可以回到一个正常的人的思维角度和感情角度来回忆自己逝去的一切，检视自己所犯的孕史错误，追悔自己失去的感情，完全可以站在一个对等的地位来忏悔自己的失误给杨玉环造成的痛苦，为自己所造成的大唐于朝的由盛转衰而懊悔。或者我们还可以再刻薄一些，说此时的唐明皇，惋惜和苦恼自己失去的权力和美人，抱恨终天，这都是廿J以理解的。

　　让我们回到自居易的角度，看作者对唐明皇与杨贵妃的态度。艺术作品不同于历史教科书，它有自己的特殊空间，对唐明，没有必要从江山社稷的角度去进行历史的总结，只是选取艺术的典型环境描写就够了。他失去贵妃，无限痛苦，作者以t·鸳鸯瓦冷霜华重，翡翠衾寒谁与共，'’来回应前文中的“芙蓉帐暖度春宵，”“春从春游夜专夜。，’以“孤灯挑尽未成眠，…t耿耿星河欲曙天，”来对照“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以“魂魄不曾来人梦”来回应“尽日君王看不足，，，用这些非常合乎人物生活环境的心态描写，来揭示玄宗以往的奢靡生活和眼前的无奈、颓废和伤感，来刻划他的长恨。他的长恨，正是作者本诗所要突出的中心思想。设身处地地想，唐玄宗此时应该有自己的心理空间，有爱情的角落，对他的内心的人木三分的描写，不只是对人的本性的揭示，而是从统治阶级高层对安史之乱教训的历史总结。唐明皇对杨贵妃的怀恋，现在应该说是在一个平等的地位上的思念，或者觉得有对不起贵妃的愧悔，所以找来道士上天入地地寻觅一番，也无不可。即使是为了浇一下自己心中的·《长恨歌》的创作及其主题思想块垒，使自己的精神得到一丝的解脱，说明他受惑之深，借此填补一下精神的孤寂和空虚，也是一种人之常情。

　　悲剧的意义在于把美好的东西打碎叫人看。为了鞭挞唐明皇，充分展示他的情感痛苦，作者调动了俗文学的浪漫主义手法，迷离恍惚之中使读者仍能看到贵妃的形象依然俏丽动人。

　　而且进入了灵界的太真与以前的杨贵妃有性质的禾同，前者是富于眭感的世俗美人，后者则是净化了的理想女神，“梨花一枝春带雨，”“雪肤花貌参差是，…‘风吹仙袂飘飘举，'’无一不是诗人心目中的女性美再现。尽管在仙山过着仙女的生活，但她对人间的芥蒂和愤怨仍然很大，“花冠不整下堂来，…t玉容寂寞泪阑干。”当她得知天子派来的使者，便去接见，要他向君王转达别情，并赠旧物，殷勤寄词：“在天愿为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感情缠绵悱恻，表达了她死后的凄凉和怨恨、困惑不解和期盼。反映出无辜的她经过生离死别后的复杂的内心矛盾和难以排解的痛苦。唯其如此，作品的思想意义才能得到更好的体现。

　　自居易在表现人物之间的感情纠葛时，能把握人的本质特性，注意人物性格发展的内在矛盾，展示出人物在特定历史环境下的内心世界，使他们具有一定的人性和人情，而且又不失其为皇帝和后妃的阶级本性，读来情致曲折，真实而合理，显示出艺术的光彩。

　　没有回避历史事实，而把李杨的关系放在安史之乱这个复杂的历史背景下并与当时的政治的斗争结合起来，透过他们的风流艳史写出造成国破人亡的必然结果，使作品具有时代的特色，也显示出作品的倾向性，指出了唐王朝由盛转衰的一个重要原因，让我们看到了历史进程中陈腐的东西。这也是作品的意义所在。

　　四、白居易为何把《长恨歌》归到感伤类

　　爱隋说反驳讽刺说的另一个重要理由是：既然《长恨歌》是有强烈的讽刺意义的作品，为什么作者在自编定的诗集中把它归到了感伤类，而没有归到讽谕类呢自居易把自己的诗歌分为讽喻诗、闲适诗、感伤诗、杂律诗四类，虽然这种分类不尽科学合理，但足以解释“爱情说”一派所提出的问题。按白居易的分类原则，讽谕诗是“凡所遇所感，关于美刺兴比者;又自武德迄元和，因事立题，题为《新乐府》

　　者，共一百五十首，谓之讽喻诗。”也就是说，这一百五十首诗，是因事立题的“新闻报告”诗，而不是虚构的文学作品;有美刺兴比作用，才编在讽谕诗里。讽谕诗用作者在《新乐府序》中的话说：“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这里强调的是政治的功利性，抒发的是群体的情感而不是个体的情感。而感伤诗是“事物牵于外，情理动于内，随感遇而形于咏叹者。”(《与元九书》)写的是自己的心情意绪、生活所感，是诗人个体情感的自由表现。套用诗人自己的话说是“为己而作，为文而作也。”李杨的悲欢离合，是“牵于外”的事物，而发掘的是君主不要重色失政的“动于内”的情理，特别是已经不具有“新闻报告”的真实性和时效性了，有文学作品的虚构成份。作者白居易看重的是前一类，看轻的是后一类，而后代社会一般容易认可的是后一类，忽略了白居易诗歌密切关注时事政治的时效性特点，一概目之为政治诗，而人们不喜欢政治味太浓的诗。白居易说“贵耳贱目，荣古陋今，人之大情也，”他感叹“时之所重，仆《长恨歌》的创作及其主题思想之所轻。”这里有世风和文风变化的复杂因素。

　　不过，白居易对《长恨歌》还是颇为爱重和自诩的，他说：

　　“一篇《长恨》有风情，十首《秦吟》近正声。”《长恨歌》写成后，社会流传很广。长安军吏高霞寓欲聘娼妓，妓自我标榜说：

　　“我咏得白学士《长恨歌》，岂同他妓哉!”说明《长恨歌》普及的程度。《唐摭言》记载，唐宣宗李忱悼念白居易的诗句云：“童子解吟《长恨》曲，胡llilpl《琵琶》篇。”不但在国内广泛传播，而且不胫自走，还远传日本、朝鲜等东南亚国家。一般的读者喜欢它好句联珠，朗朗上口，虽然并不是人人都能推敲其思想意义，但喜欢他用游仙体把这段传闻写成通俗诗歌，使人读后情感激荡，难以忘怀。有见地的人，主要还不是欣赏它的词藻和故事，而是透过情感的迷雾，在思考悲剧的社会原因。王质夫说自居易“深于诗，多于情，”的确如此。赵翼在《瓯北诗话》卷四日：

　　“《长恨歌》一篇，其事本易传，以易传之事，为绝妙之词，有声有情，可歌可泣，文人学士，既叹为不可及，妇人女子，亦喜闻而乐诵之，是以不胫而走，传遍天下。”以情动人，传情达理，吸取当时流行的俗讲文学优长，富有传奇故事性，以情感的纬线来反映社会生活，既迎合了广大读者的El味，又能够委婉地传达出作者的心曲，在客观上和当时人民对明君的期望是一致的，在精神上又为民众提供了食粮，为民众所乐道。这正是《长恨歌》广泛流传的社会原因。

　　赏析：

　　《长恨歌》这首诗是作者和朋友一起游览仙游时而作。古今中外，谈到唐明皇与杨贵妃的爱情悲剧时，心中难免有些感叹。在这个时候作者官任县令，对自己的理想和未来充满了抱负，正是春风得意时，他的思想“兼济天下”则成为了主导地位，和杜甫诗歌有一脉这承，他认为诗歌应该干预社会，干预政治，主张“文章和为时而着，歌诗和为事而作。”当时作者以前年过中旬，作品中形成了讽刺风格。作品都是以民众民生为题材，融入了一定的政治色彩的讽喻倾向性。长恨歌的主题思想是以唐明皇与杨贵妃的爱情悲剧为题材，通过写实与浪漫主义的幻想手法，写出了自己对唐明皇荒淫昏庸的批判以及对他现实遭遇的的同情和忠贞、专一爱情的褒扬。

　　本文以《长恨歌》为题目的原因是因为唐玄宗重色倾国，他制造了安史之乱，安使之乱给人民带来了无法弥补的苦难，得到了人民的愤恨，但是对爱情的痴情，专一所导致的爱情悲剧，自古以来，英雄和美女有很大关联，何况一个现实的当局者。所以作者写这首诗歌时的思想是双面的，既有对现实的批判、讽喻，又有对唐明皇爱情悲剧的同情。

　　《长恨歌》前半部分采用了写实手法，讽刺了唐明皇的荒淫误国，开头第一句就说明了这个观点，为下文做了铺垫，在到“杨贵妃”的君王侧，在到“从此君王不早朝，为安史之乱的发生埋下了伏笔，从而可以看出安史之乱的必然性。这里作者对唐明皇给予了极大的批判。在作者在创作这首诗歌的同时，对唐明皇的爱情悲剧充满同情以及他对爱情专一大加褒扬。是谁种下的种子，谁就是承担自己所造成的后果。现实就是给予他的报应，长恨歌的正文在后半部分，作者写唐明皇在赐死杨贵妃之时的君王掩面救不得，回看血泪相和流”的痛苦。

　　以爱情悲剧为线索，写出了自己对唐明皇荒淫昏庸的批判以及他对现实遭遇的同情和忠贞、专一爱情的褒扬。

　　白居易《长恨歌》的双重主题

　　《长恨歌》是中唐诗人白居易名垂千古的长篇叙事诗，也是我最喜欢的唐诗之一。关于这首诗的主题，历来众说纷纭。一方面是由于诗歌本身的多义性和作者态度的暧昧，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李杨爱情与安史之乱的关系，本就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但这也丝毫不影响《长恨歌》极强的艺术感染力和对后世深远的影响。

　　经过仔细的研读和查阅资料之后，我认为本首诗的主题是双重的，不能简单归类为讽喻诗或爱情诗。作者一方面站在封建统治的角度，委婉地批判统治集团因腐朽荒淫而招致祸乱，希望当今统治者汲取历史教训，励精图治，不要荒淫误国。但全诗，尤其是写到安史之乱杨贵妃被缢之后，作者明显对唐明皇和杨贵妃真挚的爱情和悲惨的结局抱着同情的态度。甚至到了诗歌后半段，同情远远压过了讽刺。“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作连理枝”的爱情誓言和深深的悲剧气氛，千百年来感动了无数男女读者。

　　《长恨歌》和白居易的另外一首感伤诗《井底引银瓶》有异曲同工之妙。在《井底引银瓶》一诗中，作者描写了一位美丽多情的少女和一青年男子一见倾心，未经父母许可，就与男子私奔结成伴侣。婚后却饱受男方家庭歧视，“不堪主祀奉频繁”，终于陷于被遗弃又无家可归的悲惨境地。

　　作者一方面站在维护封建礼教的立场，对自由婚姻加以劝阻。毕竟在封建社会，“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钻穴隙相窥，逾墙相从，则父母国人皆贱之”。另一方面，在封建礼教和爱情的冲突中，对受迫害的天真少女，作者又寄予了深深的同情，并劝勉女孩子要洁身自爱，遵守习俗，避免受到封建伦理宗法的迫害。“寄言痴小人家女，慎误將身轻许人”，已经超越了时间和空间，直至今日仍有重大的反思意义。

　　有了对这首诗双重主题思想的理解，我们就能更好地解读《长恨歌》的主题思想。历来交锋激烈的爱情说和讽喻说，其实是并不矛盾的。我们应该站在一个更高的层面来研读这首诗歌，理解它丰富的思想感情。

　　首先来看作者的创作动机。与白居易同时的陈鸿，在《长恨歌传》中云: “元和元年冬十二月，太原白乐天自校书郎尉于盩厔，鸿与琅琊王质夫家于是邑，暇日相携游仙游寺，话及此事，相与感叹。质夫举酒于乐天前曰：‘夫希代之事，非遇出世之才润色之，则与时消没，不闻于世。乐天，深于诗，多于情者也。试为歌之，如何？’乐天因为《长恨歌》。意者不但感其事，亦欲惩尤物，窒乱阶，垂于将来者也。歌既成，使鸿传焉。世所不闻者，予非开元遗民，不得知；世所知者，有《玄宗本纪》在。今但传《长恨歌》云尔。”

　　所谓感其事，自是对唐玄宗和杨贵妃生离死别的同情。“亦欲惩尤物,窒乱阶,垂于将来也”，就是说白居易是要借助李、杨故事,惩戒红颜祸水,阻断祸乱的根源,以此作为将来的鉴戒。

　　而白居易本人，其《编集拙诗成一十五卷因题卷末戏赠元九李二十》诗云:“一篇长恨有风情,十首秦吟近正声，”则点明了该诗的主旨与男女风情有关,所以说从本诗最早的创作时代来看，作者本身的思想感情即是十分复杂的。

　　对主题的分析，必须建立在对诗作充分的阅读和理解上，我们具体来看白居易的《长恨歌》原文。唐玄宗、杨贵妃都是作者生前历史上的人物，诗人并不拘泥于历史，而是借着历史的一点影子，根据当时人们的传说、街坊的歌唱，从中蜕化出一个回旋曲折、宛转动人的故事。

　　诗歌前半部分讽刺了唐明皇的荒淫重色。“汉皇重色思倾国，御宇多年求不得”，这两句诗开门见山，是全诗的总纲。它既揭示了故事的悲剧原因，又总领全诗。接着写道天生丽质的杨家女，终于“一朝选在君王侧”。“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的杨玉环，终究使唐玄宗沉迷于歌舞酒色，过上了纵欲的生活，“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

　　作者在这里毫不掩饰地揭露了唐玄宗不理朝政，重色误国的罪恶行径。而随着杨贵妃的得宠，“遂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竟然扭转了封建社会普遍重男轻女的社会心态，这样荒诞的行为为后来的安史之乱埋下了祸根。

　　最终“渔阳颦鼓动地来”，安史之乱爆发，皇帝带着兵马仓皇出逃，杨贵妃由于“六军不发”而被处死，李杨二人天涯永隔。这既是对历史事实的基本概括，也是诗题“长恨”的因由，同时包含一定的讽刺意图。

　　诗的后半从“黄埃散漫风萧索，云栈萦纡登剑阁”开始，即为沉重哀伤的悲剧氛围所笼罩。作者极力铺写唐玄宗在蜀中的寂寞悲伤、还都路上的追忆怀旧、回宫以后睹物思人的种种感触，并借四季景物的变换和孤寂的环境衬托他苍凉伤感的情怀：

　　归来池苑皆依旧，太液芙蓉未央柳。芙蓉如面柳如眉，对此如何不泪垂？春风桃李花开日，秋雨梧桐叶落时。西宫南内多秋草，落叶满阶红不扫。梨园弟子白发新，椒房阿监青娥老。夕殿萤飞思悄然，孤灯挑尽未成眠。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鸳鸯瓦冷霜华重，翡翠衾寒谁与共？悠悠生死别经年，魂魄不曾来入梦。

　　这段描写回环往复，层层渲染，极其有力地表现了唐玄宗对杨贵妃的思念之深、之切，突出了李杨二人爱情的真挚深厚。接着作者运用了高度的浪漫主义，写临邛道士鸿都客，为玄宗上天入地寻觅杨妃，而杨贵妃竟在虚无缥缈的仙山出现。“玉容寂寞泪阑干，梨花一枝春带雨”，勾勒出杨贵妃天生丽质和风采神韵。与诗歌开篇“回眸一笑百媚生相比，这里的杨贵妃已经褪尽世俗情味，净化为理想女神，成为了爱与美的化身。

　　同时作者也赋予了杨贵妃对爱情忠贞不渝的美好品性。她“含情凝睇谢君王”，托道士寄去定情之物，又重申盟誓“但教心似金钿坚，天上人间会相见……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作者深怀着同情，表达了对美的毁灭的无限感伤：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

　　从诗歌来看，白居易对李杨爱情的美化是很明显的。如隐去杨贵妃出于寿邸，整体上强化李、杨感情的力度等。特别是诗歌中唐玄宗对杨贵妃的无限思念，已经超越了封建社会君王与妃子的等级制度，升华为男女之间平等坚贞的爱情。试想如果李、杨之间本无真情，安史之乱给予唐玄宗感情上的直接损失，不过是失去一位无足轻重的女子，又怎会有玄宗刻骨铭心的相思之痛呢？

　　从唐宋时期的文献也能看出,唐玄宗与杨贵妃爱情本身是真挚感人的。唐玄宗不仅是一位封建帝王,也是一位多才多艺的艺术家。他的多才多艺,在宫中也找到了唯一的异性知音,也就是杨贵妃。

　　《旧唐书》卷二八《音乐志》云:玄宗在位多年,善音乐,若宴设酺会,即御勤政楼。

　　玄宗好音乐,还擅长于制曲。杨贵妃同样爱好音乐,擅长歌舞。据《旧唐书》记载:“太真姿质丰艳,善歌舞,通音律,智算过人。”

　　他们的共同兴趣爱好集中体现在对《霓裳羽衣曲》的喜爱之上，可见精晓音律、喜好歌舞是支撑他们爱情的基石。

　　而客观上造成的与安史之乱,实质上也不是爱情本身的问题。如果将唐玄宗的爱情与其政治分开来考察,则更可以看出他与杨贵妃的爱情的真挚。这也是作者充分肯定和为之无限伤感的。

　　所以《长恨歌》是通过李杨情爱悲剧的复杂过程,婉转批评唐玄宗重歌舞情色、忽视国家管理的错误行为，揭示封建帝王荒淫误国、深情无寄的严重后果,并以此作为后世的鉴戒。

　　另一方面白居易也在史实的基础上吸收民间传说,从世俗中超越出来，对无法遏制的人性做了充分的肯定，歌颂了李、杨之间真挚的爱情,对他们那种因为特殊的时代原因而被迫生离死别，表达了极大的同情和无限的伤感。

　　这两种看似矛盾的思想在白居易的诗作中得到了完美的融合，互为补充，共同使诗歌的主题复杂化、深刻化，千百年来深深打动和感染了历代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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