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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边城》的圆形结构艺术
沈从文的中篇小说《边城》是一部杰作，它的艺术独创性主要在两个方面表现出来：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牧歌传统中的顶峰之作，它巩固、发展和深化了乡土抒情模式。下面小编给大家带来论《边城》的圆形结构艺术。希望能够帮到大家。
论《边城》的圆形结构艺术
结构是文学作品的组织形式和内部构造，和作者的创作意图有着内在的对应和同构关系，是作品意蕴和作者世界观的重要载体。沈从文小说的结构、意蕴与其创作意图和世界观达到了完美的统一，这种完美的统一在《边城》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在这篇小说中，无论是叙述方式、时间结构、人物塑造以及意象等，都贯穿着一个鲜明的特色：圆形美。
一、圆形叙述者
叙述视角是叙述语言中对故事内容进行观察和讲述的特定角度。一般说来，小说叙述视角又有内与外、全知与有限的区分。在《边城》里，沈从文主要采用了全知全能的外视角，但同时也运用了人物的有限内视角，二者有机结合起来，产生了小说的复合视角，获得了独特的艺术效果。
在《边城》的开头，作者这样写道：
由四川过湖南去，靠东有一条官路。这官路将近湘西边境到了一个地方名为“茶峒”的小山城时，有一小溪，溪边有座白色小塔，塔下住了一户单独的人家。这人家只一个老人，一个女孩子，一只黄狗。
这是一种作为整个故事背景的外在视角的叙述。叙述者以全知的视角置身于小说情景之外，引领读者跨越现实与虚拟的界限，深入到作家笔下营造的偏僻“边城”，去感受和体验那里人们的生活。
全知叙述凸显了一种游刃有余的从容风格，达到了小说自由时空安排、极具对照、穿插等艺术整合功能的独特效果。对于《边城》而言，全知视角更是从文化层面审视人性世界，作者显示出一种深刻，对人生真相有更清醒的认识。因此，全知的叙述手法在小说中占据了主导地位。若仅此而已，《边城》则充其量只会是一部有着独特叙事内容的传统小说。但事实并非如此。小说虽然运用了全知外视角，但读者始终能潜入文本，既不与人物隔阂，又不游离于故事。究其原因，这与小说文本整体上运用全知外视角，但局部细微处却运用人物内视角，从而潜入人物内心深处，形成灵犀相通、代人立言的叙述风格，是分不开的。如下面这一片断：
翠翠睨着腰背微驼的祖父，不说什么话。远处有吹唢呐的声音，她知道那是什么事情，且知道唢呐方向。要祖父同她下了船，把船拉过家中那边岸旁去。为了想早早的看到那迎婚送亲的喜轿，翠翠还爬到屋后塔下去眺望。过不久，那一伙人来了，两个吹唢呐的，四个强壮乡下汉子，一顶空花轿，一个穿新衣的团总儿子模样的青年，另外还有两只羊，一个牵羊的孩子，一坛酒，一盒糍粑，一个担礼物的人，一伙人上了渡船后，翠翠同祖父也上了渡船，祖父拉船，那翠翠却傍花轿站定，去欣赏每一个人的脸色与花轿上的流苏。
这里总体上属于全知外视角切入的叙述，但其中划线部分转为翠翠的视角，借其眼光去“眺望”所见，见之细，见之切，真实准确。人物内视角蕴含着丰富的主观情感，以一种体验的态度显示了主人公好奇、羡慕的内心活动。
另外，小说中每当老船夫与翠翠同时成为语境的中心时，叙述者便转换成一位特殊的戏剧化的叙述者，称老船夫为“祖父”(见以上片段中的黑体字)，像翠翠一样。这时叙述者变成了和其所讲述的人物同样生动的人物，作者在小说中隐藏起来。这位戏剧化的叙述者借助小说中人物翠翠的旁观眼光，让生活以最自然的形态呈现在读者面前，竭力避免以自己的身份去阐释人物的思想，从而达到一种自然、生动的效果。由于看不到叙述者，读者往往自然而然地随着人物角色进入了作者创造的世界，从而可以毫无中介地直接体会其情感和生活。
小说第十三章开头是对翠翠内心情感体验的一段叙写：
黄昏照样的温柔，美丽和平静。但一个人若体念到这个当前一切时，也就照样的在这黄昏中会有点儿薄薄的凄凉。于是，这日子成为痛苦的东西了。翠翠觉得好像缺少了什么。好像眼见到这个日子过去了，想要在一件新的人事上攀住它，但不成。好像生活太平凡了，忍受不住。
这一小段叙述充满了叙述者的议论与评价(见划线部分)，明显烙上了作者印记。虽然议论暂时阻遏割断小说的情节展现，但因为作者的这种介入是建立在感人物所感的基础之上，凸显了人物内心情感体验的真实与细腻，因而它能言人物所欲言而未能言的内心生活，带给读者的也是贴近人物心灵的真实感，因此没有明显地破坏小说的连贯性，也没有导致文本接受的生硬和隔膜。
由于《边城》的叙事采用外聚焦式的全知视角与多重移动的内聚焦视角进行叙事组合，于是小说的叙述声音也就出现了多重叙述声音的状况。小说《边城》中清晰地呈现出两个叙事人的声音，亦即存在着两个不同的隐指作者——可靠的叙述者与不可靠的叙述者。按照布斯的看法，“可靠的叙述者指的是当叙述者在讲述或行动时，与作品的思想规范(这里所说的是，与隐含作者的思想规范)相吻合，不可靠的叙述者则并不如此。”就不可靠叙述者而言，“不可靠”一词可以保留给这样一些叙述者：“这些叙述者装作似乎他们一直在遵循作品的思想规范来讲述，但他们实际上并非如此”。
沈从文曾说：“一个伟大的作品，总是表现人性最真切的欲望——对于当前社会的黑暗的否认，以及未来光明的向往。”“我要表现的本是一种‘人生的形式’，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为人类‘爱’字作一恰如其分的说明。”《边城》正是通过对湘西边地邻里之睦、男女之爱、友人之谊、父子母子祖孙之情等世态人性的精雕细刻，赞美了湘西人民简单而执着的生活信仰、坚韧顽强的生命活力。所以，《边城》是一座供奉着人性的希腊小庙，一个精神上不堪现代商业文明挤压的美丽的神话世界。隐含作者的性情、对人类未来发展的渴望及美学原则正是这一现代神话的创构原则;人性美、人情美则是其灵魂。叙述者一直忠实地维护着隐含作者的理想，贯彻隐含作者的审美精神。所以，《边城》中这位神秘的叙述者是完全可靠的。
衡量叙述者是否可靠的另一方法是看体现叙述者创作追求的述本与底本之间的关系。所谓底本是指处于自然状态中的未经叙事处理的生活现象，它是述本的基础;所谓述本，则是指叙述者创作的体现叙述者意愿的叙事文本。从底本到述本的过程是叙述者实现自己叙述目的的过程，是一个倾注了叙述者满腔情感的艺术生产过程。如果叙述者过份地扭曲、变形底本，使述本与底本在质上根本不同，那么其叙述也是不可信的，叙述者失去了可信性。由此标准出发，我们不难发现《边城》中叙述者又是不可靠的。 《边城》以浪漫主义的风格和情调，构筑了一个没有人间烟火味的纯净世界。在这里，弥满了大自然的清新气息，氤氲着近于原始的传统风习，渲染出一段清新而美丽的爱情悲剧。自然之美、风俗之美和人性之美建构起了令人心驰神往的桃源净界。叙述者面对的似乎不是一个充满矛盾冲突的现实世界。他以诗意的笔触，向人们展示了生活在湘西这块独立自足世界上平凡人的值得称颂的人生方式。这是一个平静而又单纯的世界，“一切皆为一个习惯所支配”，生活于其中的人们都在一种淳厚古朴的人情中遵从着约定的社会礼仪，运用“习惯规矩排调一切”。这里的人重义轻利，守信自约。这是一个无须法律规范的世界，一个合符情理、人格平等的世界。这里一切未经商业文明污染。显然，“边城”完全是作家人性理想的一种感性形式，对于现代人来说，它永远那么陌生，那么不可趋近、不可获得，相对于我们的理性而言是不可靠的叙述，但是，小说却以强烈的情感性判断，给我们描述了这一现状。
此外，在作者如诗如画的描述的字里行间点缀着这样一些议论：“由于边地的风俗淳朴，便是作歌女，也永远那么浑厚”、“这些人既重义轻利，又能守信自约，即便是娼妓。也常常较之讲道德知羞耻的城市中人还更可信任。”“水陆商务既不至于受战争停顿，也不至于为土匪影响，一切莫不极有秩序，人民也莫不安分乐生。……中国其他地方正在如何不幸挣扎中的情形，似乎就永远不曾为这边城人民所感到。”这些明显的充满情绪性的介入式的叙述，同样使得叙述声音显得迷离而不可靠。
综上所述，《边城》的叙述者是一位性格极为鲜明生动的叙述者。这位多元性格的叙述者可以被称为圆形叙述者。小说的叙述声音游走在可靠与不可靠、全知与有限之间，腾挪闪躲，丰富了表现的效果。同时，叙述者众多不同的个性看似矛盾，叙述功能看似不同，但指向一致，均服务于隐含作者的创作目的，以此透视作家的人生追求和审美理想。
二、时间结构
由于中国传统文化以及基督教义在沈从文思想中的长期积淀，因此《边城》也重复着这种近似圆形的时间结构。小说中的“边城”是一个具有神话模态的异域世界，人物的诗意造型再辅以自然胜景，让人有美不胜收之感，乐园图式中的自然崇拜和刻意展示，在《边城》里也发挥得淋漓尽致。
《圣经》中的创世纪，描述了一个乐园——失乐园的图式，其中，那场大洪水扮演了关键角色。洪水被看成神对当时那个邪恶、堕落的时代所施行的审判，它预示着乐园时代的结束。《边城》中也有一场洪水。洪水，在中国民间叙事中是一场浩劫。暴雨之夜，爷爷死了，渡船跑了，白塔坍塌了。这意味着诗性人格在现实面前所遭受的重创，边城所象征的乐园的倾颓。就像《圣经》中有诺亚方舟以拯救上帝的选民一样，《边城》也提示了新生的可能性：翠翠虔诚地等待，二老“也许‘明天’回来”，白塔的重建都暗含了希冀。
如果从整体去观照《边城》，我们的确可以感觉到一种复返乐园的强烈冲动。沈从文在《边城》题记中说，《边城》有助于读者“认识这个民族的过去伟大处与目前堕落处”，或许能给他们“一点怀古的幽情”，或许能给他们“一种勇气同信心”。这里虽然语气有点隐晦，但已透露出《边城》是怀古之作，描绘的是伟大的过去，弦外之音是引领读者怀想远逝的黄金时代，以激起在乱世活下去的勇气和信心。由此可见，《边城》创作遵循了一个“乐园——失乐园——乐园守望”的近似圆形的时间结构。沈从文想展示中国人在接受西方文明，而被动现代化的过程中人性美的消蚀，以此呼唤那个淳美的湘西时代的回来。他预先设计了一个湘西乐园，之后又记录了乐园的覆灭。作者的终极目的是想通过乐园的历劫后获得乐园的重生。
三、人物塑造
《边城》人物塑造上的镜像结构，也反映了圆形美的特征。所谓镜像结构，是指人物之间或人物自身前后行为的相同相似或某种特殊联系，使故事的前后情节如镜像一般相互映照，人物的对映互照和形象的矛盾张力，产生了人物结构艺术的圆形特征。
首先，翠翠和她母亲存在着镜像关系。母女二人都是那样的美丽、乖巧、为长辈着想，都一样的用唱歌来选择对象，而二人爱情悲剧又是如此的相像。小说的第一章就交代了翠翠母亲的悲剧，同时也为下文翠翠的爱情悲剧埋下了伏笔。翠翠母亲的爱情故事发生于15年前，美丽、多情、善唱山歌的母亲，认识了一个唱歌第一名的茶峒军人。两人很秘密地背着忠厚的爸爸发生了暧昧关系。有了小孩子后，这位军士不便逃走毁去做军人的名誉，服了毒殉情;翠翠母亲没有离开孤独的父亲远走的勇气，羞惭、怜悯地仍守在父亲身边。小孩生下后，她到溪边喝了许多冷水死去，最终也为爱情殉情。翠翠的命运和她母亲如出一辙。在作者笔下，天真美丽的翠翠生活在茶峒山城一里外的小溪边，与看渡船的爷爷相依为命。在端午节的龙舟赛上，翠翠偶遇二老傩送并且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来傩送的哥哥大老天保也爱上了翠翠。大老与二老按茶峒人的规矩，打算轮流为她唱三年六个月的歌，看谁先赢得她的心。大老自知要失败，就悄悄退出，怀着一颗痛苦的心，领船下行，不幸在激流中丧生。消息传来，二老禁不住伤感，也悄悄出走了。在一个电闪雷鸣的晚上，与翠翠相依为命的爷爷也离开了人世。孤苦无依的翠翠只能在原来的地方等候那个人。命运在绕了一个大圈子之后，最终又回到了原来的出发点。
无论是翠翠母亲的命运，还是翠翠的命运，都在重复着这种圆形的命运循环模式。在老船夫的心灵镜象中，深切地感到“翠翠一切全像那个母亲，而且隐隐约约便感觉到这母女二人共通的命运。”为了获得爱情的精神生命并永久地占有它，都不明而然地要接受生生死死的严峻考验。在这个意义上，翠翠是她母亲的爱情生命的“复活”，也要责无旁贷地担负起爱神的使命。而翠翠与傩送的情缘所遭遇种种磨难所导致的爱情悲剧，也与翠翠母亲、父亲那一辈人的爱情悲剧有一致之处。由此可见，两代人互为镜像，一代又一代重复着悲痛而惨淡的人生，却找不到摆脱这种命运的途径。
《边城》中两个关键性的对比人物是老船夫和船总顺顺。小说第一章和第二章分别介绍了二人，两个家庭的两位家长一前一后，互为对照。老船夫靠摆渡为生，忠厚善良，安贫乐道，以奉献和牺牲为人生之要义。岁月的风尘与人世的沧桑，陶冶着他博大宽厚的襟怀。几乎是在老船夫死的同时，小城那座象征着纯朴道德民风的白塔也坍塌了。掌水码头顺顺作为老一辈中的另一代表性人物，“欢喜交朋结友，慷慨而又能济人之急”，远近各色人物“闻名求助的，莫不尽力帮助”。在这一点上，作者把穷的爷爷和富的船总均置于善与美的同一道德水平线上。茶峒人对老船夫“充满好感”，对船总顺顺却是怀着“一种尊敬”，从茶峒人这两种态度上也显示出老船夫和船总顺顺的身份、地位不同。随着翠翠和傩送爱情故事的演变，在对待儿女婚事上老船夫和船总顺顺表现出了截然不同的态度，前者是让儿女婚事自己作主，后者是父母包办儿女婚事。当有人向老船夫的外孙女提亲时，他却斩钉截铁地回答：“一切由翠翠自己作主!”相比之下的船总顺顺虽然“大方洒脱”，但在对待两个儿子的婚姻大事上却和老船夫的态度全然两样。他为大儿子天保请媒人向老船夫攀亲戚，是因为他同意这门亲事;他为小儿子傩送安排和王团总的女儿相亲，也是因为他同意。他唯一不同意的是傩送和翠翠的亲事，即使傩送和他争吵也无济于事，最后傩送只好离家出走下桃源去了。顺顺的处事风格暴露出其商人的势利心态。老船夫死后，顺顺虽然对翠翠表示同情，但那只是对由他造成的爱情悲剧的一种虚伪的补偿。老船夫和顺顺互为镜像，人情味和人性丑在顺顺身上的混合映衬出人情美和人性美在老船夫身上的完美统一。
天保与傩送都可以视为翠翠父亲的变体。翠翠的父亲“按照绿营军勇的装束”，常“使女孩子动心”，同时，还“是当地唱歌的第一手，能用各种比喻解释爱与憎的结子”;二老傩送和屯兵一样美丽的很，“八面山的豹子，地地溪的锦鸡”便是称赞他的好处;且他们俩都有云雀一般的嗓子，都用唱歌来向心上人表达爱情。
翠翠父亲的爱情不幸在天保兄弟两人身上延续着。茶峒屯兵和翠翠母亲相恋后，困于虚无的常理无法结合而最终殉情。大老、二老与翠翠的感情纠葛中，也正是由于琐碎的常理影响而变得曲折，最终导致大老死于非命，二老离家出走。而三人在面对爱情挫折时，都采取了消极逃避的态度，从而导致了悲剧的发生。茶峒屯兵爱情遇到挫折时，“就心想：一同去生既无法聚首，一同去死应当无人可以阻拦。”从而服毒自杀。天保个性豪爽、坦率，相中了翠翠，就托人说媒。在得知弟弟也爱上翠翠后，便抽身而退，却不幸闯滩而死。二老虽然在面对爱情和金钱的选择时候选择了爱情，但却未能向翠翠再靠近一步，所以他的心思并未被翠翠所知，在哥哥不幸遇难后，难以承受现实的打击而孤独地远走他乡。这三个男人爱情命运的前后映照，让人倍感人生的无奈和命运的无常。
结语
《边城》的艺术结构形式看似散漫，实则呈现为一种极为开放的圆形结构模式。在文艺美学中，圆形美属于古典美，但在沈从文的小说《边城》中，有其复杂性。小说的叙述方式、时间结构、人物塑造等都具有圆形美的特征，源于传统而又超越传统是小说《边城》圆形美的重要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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