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晚年的人生败笔
到柳宗元、韩愈、元稹、刘禹锡、贾岛等文坛巨匠相继谢世的九世纪四十年代,晚唐的文坛老前辈只剩下白居易。这时的白老先生又位居刑部尚书,就堪称文坛霸主了。
可惜的是,杜牧等晚唐文坛少壮却偏不买白老先生的账,甚至言行上多有不恭。倒并非因了此时的白老前辈养尊处优才思枯竭再写不出诗词力作,杜牧他们还不致轻薄到这步田地,他们看不起的是白居易晚年的人品。
问题出在白居易对一代桂冠诗人张祜的态度上。还在白老先生任杭州刺史期间,青年诗人张祜和徐凝去拜谒白老前辈。白老先生出题让两人当场进行了一场诗文竞赛。诗文出来后,连徐凝都自认远不如张祜,想不到白老先生倒取徐凝第一,而面对张祜诗文横挑鼻子竖挑眼,这句不妥那句失当,说得很没有道理。并非白老先生老眼昏花,分不出高下,而是看出张祜将是自己的文坛劲敌,或者说当时已不亚于白老先生了。白居易完全是出于嫉妒而有意贬损张祜。偏偏张祜又少不更事,对白老先生毫无道理的指责当场进行了辩驳,弄得白老先生无言以对,很下不了台。张祜就更不讨白老先生喜欢。不久白居易进京任职,位居高官,张祜就更无出头之日了。白居易很清楚:在以官显贵的社会里,只要张祜进不了官场,名声就大不到哪里去,也就夺不去自己文坛霸主的地位。白居易开始自鸣得意,但很快就觉出不对劲来,自此文坛后辈竟很有些瞧不起他了。最为张祜抱不平的是杜牧,甚至有“吾恨方在下位,未能以法治之”的不敬之词。更出乎白老先生意外的是连徐凝都改变了对白居易的看法。在张祜忿然而去之后,徐凝也觉得没劲,“亦鼓木世而归”,张祜徐凝此后“终身偃抑,不随乡试矣”。可见徐凝亦非市侩小人。
公元845年,杜牧在安徽池州举办了一次全国高手级的笔会。他请了贫困潦倒的张祜、心境不凡的徐凝,却偏偏不请“德高望重”的白居易,有意给了白老先生一个难堪。当然,白老先生此时定居洛阳,身边有蛮、素二年轻佳丽陪着,生活得有滋有味,表现上也许并不在乎一次晚辈举办的笔会,但心里,恐怕就并不见得那么平静了。
拓展阅读:对白居易的评价
旧唐书
臣观元之制策,白之奏议,极文章之壶奥,尽治乱之根荄。非徒谣颂之片言,盘盂之小说。就文观行,居易为优。放心于自得之场,置器于必安之地。优游卒岁,不亦贤乎!
赞曰:文章新体,建安、永明。沈、谢既往,元、白挺生。但留金石,长有茎英。不习孙吴,焉知用兵?
新唐书
观居易始以直道奋,在天子前争安危,冀以立功。虽中被斥,晚益不衰。当宗闵时,权势震赫,终不附离为进取计,完节自高。而稹中道徼险得宰相,名望漼然。呜呼!居易其贤哉!
唐才子传
公诗以六义为主,不赏艰难。每成篇,必令其家老妪读之,问解则录。后人评白诗“如山东父老课农桑,言言皆实”者也。鸡林国行贾售于其国相,率篇百金,伪者即能辨之。与元稹极善胶漆,音韵亦同。天下曰“元白”。元卒,与刘宾客齐名,曰“刘白”云。公好神仙,自制飞云履,焚香振足,如拨烟雾,冉冉生云。初来九江,居庐阜峰下,作草堂,烧丹。今尚存。有《白氏长庆集》七十五集,及所撰古今事实,为《六帖》,及述作诗格法,欲自除其病,名《白氏金针集》三卷,并行于世。
历代评价
唐代
唐宣宗有吊白居易诗:“缀玉联珠六十年,谁教冥路作诗仙。浮云不系名居易,造化无为字乐天。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文章已满行人耳,一度思卿一怆然。”此诗可作为白居易一生的'概括。
五代及宋
新、旧唐书对于白居易的评价亦有不同。旧唐书对于白居易的文学成就给予高度的肯定:“昔建安才子,始定霸于曹、刘;永明辞宗,先让功于沈、谢。元和主盟,微之、乐天而已。臣观元之制策,白之奏议,极文章之壶奥,尽治乱之根荄。非徒谣颂之片言,盘盂之小说。就文观行,居易为优,放心于自得之场,置器于必安之地,优游卒岁,不亦贤乎。”新唐书描述白居易“于文章精切,然最工诗。”又说:“居易在元和、长庆时,与元稹俱有名,最长于诗,它文未能称是也。”然而新唐书对白居易的人品则给予极高的肯定:“观居易始以直道奋,在天子前争安危,冀以立功,虽中被斥,晚益不衰。当宗闵时,权势震赫,终不附离为进取计,完节自高。而稹中道徼险得宰相,名望漼然。鸣呼,居易其贤哉!”这种评价的变迁可能与宋代古文运动的兴起有密切的关系。
苏轼对白居易的评价也有不一致处。苏轼曾提出“元轻白俗”的说法,对元白的诗风颇有微词。然而后来却常以白居易自比,例如“定似香山老居士,世缘终浅道根深。”又如“予去杭十六年,而复来留二年而去。平生自觉出处老少粗似乐天,虽才名相远,而安分寡求亦庶几焉。”苏轼对白居易的诗作,也有“白公晚年诗极高妙。”的评语。
辽金元三代
元好问:“并州未是风流域,五百年中一乐天。”在《论诗三十首》“一语天然万古新”句下,元好问自注:“陶渊明,晋之白乐天。”
明清
袁宗道以“白苏斋”为斋名,并有《咏怀效白》的诗作
清代主张性灵说的袁枚亦给予白居易极高的评价。
清乾隆皇帝敕编的《唐宋诗醇》对白居易的诗文与为人均给予极高的评价,认为白居易“实具经世之才”,并认为官员应以白居易的诗“救烦无若静,补拙莫如勤”作为座右铭。
近现代
胡适赞扬以白居易与元稹为领袖的文学革新运动,认为可以达到以诗歌造成舆论,而有助于改善政治。因为陈独秀与胡适提倡新文学运动,在提倡白话、不避俗字俗语的风气下,白居易的诗歌因而很受推崇。包括陈寅恪、刘大杰、钱基博等,都给予白居易极高的评价。然而钱钟书对白居易的评价则不高。
他国评价
白居易的文集在日本受到高度评价。平安时代,菅原道真写汉诗,当时渤海国的人见道真的诗,认为与白居易的诗很像,这评语令道真很高兴,还特别记载下来,引以为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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