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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白居易轶事：糊涂老者
轶事，汉语词语，意思是不见于正式记载的事迹。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解读白居易轶事：糊涂老者，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解读白居易轶事：糊涂老者
南京大学莫砺锋教授上《百家讲坛》演绎中唐诗人白居易，第一讲就提到其谒顾况的故事。现将陕西省渭南市志办公室姜子扬先生发表于《陕西史志》(2001年第1 期)《白居易谒顾况事的传闻与考订》摘录如下。
最早是唐末张固的《幽闲鼓吹》载：“白尚书应举初至京，以诗谒顾著作。顾睹姓名，熟视白公曰：<米价方贵，居亦弗易。>乃披卷。首篇曰：《咸阳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即嗟赏曰：《道得个语，居即易矣。》因为之延誉，声名大振。”
此后，《旧唐书·传》《新唐书·白居易传，》五代王定保《唐摭言》卷七，宋朝王谠《唐语林》卷三，元朝辛文房《唐才子传》卷六，等均载此事。但对该事的时间和地点说法各异。
《幽闲鼓吹》：白居易“应举初至京”;
《旧唐书·白居易传》：白居易“年十五六时”，未说地点;
《新唐书·白居易传》：白居易“未冠”时，未说地点;
《唐才子传》：白居易“弱冠未达，观光上国”;
《白居易年谱简编》：白居易十八岁。在长安;(顾学颉编)
吴言生编著《文坛风流录》：“唐德宗贞元四年(788)，16岁的白居易来到京城洛阳”。
关于《幽闲鼓吹》和《唐才子传》系指白居易到京城长安应试，当在贞元十五年(799)，白居易28岁。但此前十年，顾况已被贬饶州任司户参军，不在长安。《中国文坛掌故事典》就此事说：“傅璇琮主编《唐才子传校笺》卷三云：顾况在长安任秘书省在贞元三年至五年三·四月。据此，后人多以为白谒顾事不实。”但，按语接着说：“又，白《得湖州崔十八使君喜与杭越邻郡因成长句代贺兼寄微之》诗末自注：‘贞元，同登科，崔君名最在后’.而白登科实在贞元十五年，贞元凡二十一年，十五年未可谓“初”;疑居易误把初举之年当作登科之年。则《幽闲鼓吹》等所述，仍可能是事实。”这段话的意思是，贞元初白居易到长安应进士试，有可能见到顾况。但这只是顾况的行踪，而非白居易行踪。据专家李中编《白居易在渭南故里》等书载，贞元初，白居易随父避战乱，流落江南苏杭一带，不可能在长安。
1956年，万曼著的《白居易传》中说：“白居易以所业谒顾况事，见《唐摭言》等书，都说白居易当时十五六。可是在788年(贞元四年)以前白居易到长安是不可能的。贞元五年以后，顾况就因为嘲谑贬官饶州。”
近年，对于白居易谒见顾况的地点，摒弃了“长安”说，采取了衢州或苏州。如1998年大连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古代十大诗人精品全集·白居易》的《附录一白居易生平创作年表》中记：贞元五年(789)十八岁。在衢州。顾况贬官饶州，路经衢州，居易以《赋得古原草送别》诗谒见。又2000年长春出版社出版的吴伟斌著《白居易全传》中说：白居易十五六岁时，随堂叔白季康职务的变迁，白居易跟随堂叔来到苏州，当时诗人顾况贬谪饶州司户，正在苏州刺史韦应物处做客停留。在叔父的指引下，白居易单独来到顾况暂住的街坊。
大连出版社和长春出版社的说法，接近贴合白居易与顾况在时间上和地点上的行动轨迹。对白居易谒见顾况的佳话，有了较大的可信度。
此佳话的疑云产生在唐朝张固的“应举初至京”几个字，把白居易谒见顾况的时间，地点弄错了。张固《幽闲鼓吹》成书在唐末，千百年来许多专家学者在传颂这段佳话的同时，又带着问号和遗憾，来探索。
为此，姜子扬先生认为，凡写历史人物，必须在时间，地点上要认真，以免让后人质疑。
笔者又据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白居易年谱》第十二页：贞元三年丁卯(787)十六岁，其中述及“贞元四年(788)以前，居易无赴长安之可能，贞元五年后，顾况即因嘲谑贬官饶州司户，复至苏州，与苏州刺史韦应物，信州刺史刘太真相往还，如谓居易有谒顾况之事，或相遇饶州及苏州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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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介绍
白居易（772年－846年），字乐天，号香山居士，又号醉吟先生，祖籍山西太原，生于河南新郑。白居易是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唐代三大诗人之一。白居易与元稹共同倡导新乐府运动，世称“元白”，与刘禹锡并称“刘白”。
白居易的诗歌题材广泛，形式多样，语言平易通俗，有“诗魔”和“诗王”之称。官至太子少傅、刑部尚书，封冯翊县侯。公元846年，白居易在洛阳逝世，葬于香山。有《白氏长庆集》传世，代表诗作有《长恨歌》《卖炭翁》《琵琶行》等。
白居易文学成就
居易是中唐时期影响极大的大诗人，他的诗歌主张和诗歌创作，以其对通俗性、写实性的突出强调和全力表现，在中国诗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在《与元九书》中，他明确说：“仆志在兼济，行在独善。奉而始终之则为道，言而发明之则为诗。谓之讽谕诗，兼济之志也；谓之闲适诗，独善之义也。”由此可以看出，在白居易自己所分的讽喻、闲适、感伤、杂律四类诗中，前二类体现着他 “奉而始终之”的兼济、独善之道，所以最受重视。同时提出了自己的文学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而他的诗歌主张，也主要是就早期的讽谕诗的创作而发的。
早在元和初所作《策林》中，白居易就表现出重写实、尚通俗、强调讽喻的倾向：“今褒贬之文无核实，则惩劝之道缺矣；美刺之诗不稽政，则补察之义废矣。……俾辞赋合炯戒讽喻者，虽质虽野，采而奖之。”（六十八《议文章》）诗的功能是惩恶劝善，补察时政，诗的手段是美刺褒贬，炯戒讽喻，所以他主张： “立采诗之官，开讽刺之道，察其得失之政，通其上下之情。”（六十九《采诗》）他反对离开内容单纯地追求“宫律高”、“文字奇”，更反对齐梁以来“嘲风月、弄花草”的艳丽诗风。在《新乐府序》中，他明确指出作诗的标准是：“其辞质而径，欲见之者易谕也；其言直而切，欲闻之者深诫也；其事核而实，使采之者传信也；其体顺而肆，可以播于乐章歌曲也。”这里的“质而径”、“直而切”、 “核而实”、“顺而肆”，分别强调了语言须质朴通俗，议论须直白显露，写事须绝假纯真，形式须流利畅达，具有歌谣色彩。也就是说，诗歌必须既写得真实可信，又浅显易懂，还便于入乐歌唱，才算达到了极致。
白居易对诗歌提出的上述要求，全部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补察时政。所以他紧接着说：“总而言之，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 （《新乐府序》）在《与元九书》中，他回顾早年的创作情形说：“自登朝来，年齿渐长，阅事渐多，每与人言，多询时务；每读书史，多求理道，始知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为时为事而作，首要的还是“为君”而作。他也说：“但伤民病痛，不识时忌讳”（《伤唐衢二首》其二），并创作了大量反映民生疾苦的讽谕诗，但总体指向却是“唯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寄唐生》）。因为只有将民情上达天听，皇帝开壅蔽、达人情，政治才会趋向休明。
《琵琶行》与《长恨歌》是白居易写得最成功的作品，其艺术表现上的突出特点是抒情因素的强化。与此前的叙事诗相比，这两篇作品虽也用叙述、描写来表现事件，但却把事件简到不能再简，只用一个中心事件和两三个主要人物来结构全篇，诸如颇具戏剧性的马嵬事变，作者寥寥数笔即将之带过，而在最便于抒情的人物心理描写和环境气氛渲染上，则泼墨如雨，务求尽情，即使《琵琶行》这种在乐声摹写和人物遭遇叙述上着墨较多的作品，也是用情把声和事紧紧联结在一起，声随情起，情随事迁，使诗的进程始终伴随着动人的情感力量。除此之外，这两篇作品的抒情性还表现在以精选的意象来营造恰当的氛围、烘托诗歌的意境上。如《长恨歌》中“行宫见月伤心色，夜雨闻铃肠断声”，《琵琶行》中 “枫叶荻花秋瑟瑟”“别时茫茫江浸月”等类诗句，或将凄冷的月色、淅沥的夜雨、断肠的铃声组合成令人销魂的场景，或以瑟瑟作响的枫叶、荻花和茫茫江月构成哀凉孤寂的画面，其中透露的凄楚、感伤、怅惘意绪为诗中人物、事件统统染色，也使读者面对如此意境、氛围而心灵摇荡，不能自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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