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的长寿养生之道

白居易的长寿养生之道

　　诗人白居易长寿养生之道是如何的?白居易的长寿有什么秘诀呢?

　　唐代诗圣杜甫有诗：“人生七十古来稀”。在古代越过七十岁谢世的人确是很少的。经历了唐朝代宗、德宗、顺宗、宪宗、穆宗、敬宗、文宗、武宗八个皇帝的白居易，以七十五岁的高寿辞世。他在唐代诗人中是最有养生之道的人。

　　白居易清贫、高洁、爱民、重养德。在少年时很有志向和抱负。虽然家境贫寒，但读书刻苦，在二十九岁时中第四名进士。步入仕途，在官场不得志，不断遭受贬降，四十岁前一直疾病缠身，未老而先衰。在他与医生、药书打交道的过程中，逐渐认识到“人生不满百”是因为“不得长欢乐”的缘故，届来他特别注重培养乐观性格，修德养生。诗人在三十七岁才与夫人杨氏结婚，婚后他写了《赠内》一诗与妻子共勉：“生为同室亲，死为同穴尘。他人尚相勉，而况我与君。”“人生未死问、不能忘其身，所须者衣食，不过饱与温。蔬食足充饥，何必膏梁珍?……君家有贻训、清白遗子孙。我亦贞苦士，与君新结婚。庶保贫与素，皆老同欣欣。”诗文充分表达了白居易的为人正直坦荡和与妻子甘愿风雨同舟，白头到老的乐观情丝以及高尚的情操。他在为官期间，廉洁清正、经常深入民间，了解农桑疾苦，为民办实事。在杭州任刺史期间，在西湖为百姓加筑长堤，拦洪蓄水、打井六口，灌溉农田，为农夫解决干旱之苦。

　　白居易寄情山水，乐以释忧。在唐代的诗人中，白居易创下了“三个新高”。一是寿命高，终年75岁，远远超过了李白、杜甫;二是著作多，现存诗文2800多首(篇)，在唐代当属第一;三是文学成就高，留下的佳作名句最多，千古不朽，在我国古代的文学史上，堪称第一流大诗人。“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这是他一生乐观情绪的写照。

　　白居易一生足迹遍布半个中国，浏览祖国大好河山和名胜古迹，触景生情、尽情抒情托志。例如：“江南好，风景旧曾诸。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他在抒发情感中欢乐、感悟、作诗、陶冶情操。当诗人在忧愁悲伤或不得志时，就感事作诗、发泄感情。白居易四十岁时，母亲陈氏病世。同年长女金銮子夭折，悲愤之中，以诗托情：“朝哭吾所亲，暮哭吾所爱”。六十一岁时，他的儿子阿崔又病死，又吟撰诗文《哭阿崔》，以抒发自己的伤感和哀思。诗人四十五岁时，因越职上疏，又被贬官任江州司马，连续的打击是十分惨重的。但白居易抹去泪水，又撰写了长诗文《瑟琶行》、《长恨歌》等名著，抒发了他内心痛苦和郁闷，自己排忧解愁，使他在心灵上感到慰藉。他在七十四岁时，因有眼疾，辞官归隐，又组织了六位年过七旬的朋友建立一个“七老会”，经常在一起高谈阔论、饮酒赋诗、欢度晚年，为后人留下《七老会诗》等诗篇，运用晚霞的灿烂，尽情展示人生的豪气……

　　国医大师李玉奇的养生之道中讲到白居易戒美味节色欲，主张饮食要素食淡味、要定时适量不多沾肉味。他好道信佛、潜心修养、节制女色情欲之事。白居易有妻妾数人，从不随心所欲，贪迷情欲。他在《赠少尹》写道：“老海心不乱，庄诫形勿劳。生命既可保，死籍亦可逃。嘉肴与旨酒，多为腐肠膏;艳声与丽色，真为伐性刀”。这也是他善于养生、协调身心的长寿之道。

　　白居易“自静其心练气功，无求于物长精神”。他在晚年除了种花、种树之外，还经常到外面晒太阳、散步、练气功。白居易在练气功一诗中曰：“身适忘四支，心适忘是非。既适又忘适，不知吾是谁。……方寸如无灰，寂然无所思，今日复明日，身心忽两遗。”诗人练上气功什么都不想了，养心宁神、乐观自娱。

　　白居易不愧为唐代的伟大诗人，他养生益寿的独道艺术，我们中老年朋友可以从中得到借鉴和启迪。

　　拓展：白居易的个人作品

　　主题

　　题材集中是白居易讽喻诗的艺术特色之一。他一般只选择最典型的一件事，突出一个主题，“一吟悲一事”，主题非常明确。为使主题更明确传达给读者，或诗题下加小序点明主题，或“卒章显其志”突出主题。其次，白诗的艺术特色还表现在刻画人物上，他能抓住人物的特征，用白描方法勾勒出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但白诗的诗意并不浅显，他常以浅白之句寄托讽喻之意，取得怵目惊心的艺术效果。《轻肥》一诗描写了内臣、大夫、将军们赴会的气概和席上酒食的丰盛，结句却写道：“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这是一幅多么惨烈的情景。

　　闲适诗和讽喻诗是白居易特别看重的两类诗作，二者都具有尚实、尚俗、务尽的特点，但在内容和情调上却很不相同。讽喻诗志在“兼济”，与社会政治紧相关联，多写得意激气烈;闲适诗则意在“独善”，“知足保和，吟玩性情” (《与元九书》)，从而表现出淡泊平和、闲逸悠然的情调。

　　白居易的闲适诗在后代有很大影响，其浅切平易的语言风格、淡泊悠闲的意绪情调，都曾屡屡为人称道，但相比之下，这些诗中所表现的那种退避政治、知足保和的“闲适”思想，以及归趋佛老、效法陶渊明的生活态度，因与后世文人的心理较为吻合，所以影响更为深远。如白居易有“相争两蜗角，所得一牛毛” (《不如来饮酒七首》其七)、“蜗牛角上争何事，石火光中寄此身”(《对酒五首》其二)的诗句，而“后之使蜗角事悉稽之”(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八)。即以宋人所取名号论，“醉翁、迂叟、东坡之名，皆出于白乐天诗云”(龚颐正《芥隐笔记》)。宋人周必大指出：“本朝苏文忠公不轻许可，独敬爱乐天，屡形诗篇。盖其文章皆主辞达，而忠厚好施，刚直尽言，与人有情，于物无着，大略相似。谪居黄州，始号东坡，其原必起于乐天忠州之作也。”(《二老堂诗话》)凡此种种，都展示出白居易及其诗的影响轨迹。

　　诗歌理论

　　白居易的思想，综合儒、佛、道三家，以儒家思想为主导。孟子说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是他终生遵循的信条。其“兼济”之志，以儒家仁政为主，也包括黄老之说、管萧之术和申韩之法;其“独善”之心，则吸取了老庄的知足、齐物、逍遥观念和佛家的“解脱”思想。二者大致以白氏被贬江州司马为界。白居易不仅留下近三千首诗，还提出一整套诗歌理论。他把诗比作果树，提出“根情、苗言、华声、实义”(《与元九书》)的观点，他认为“情”是诗歌的根本条件，“感人心者莫先乎情”(《与元九书》)，而情感的产生又是有感于事而系于时政。因此，诗歌创作不能离开现实，必须取材于现实生活中的各种事件，反映一个时代的社会政治状况。他继承了《诗经》以来的比兴美刺传统，重视诗歌的现实内容和社会作用。强调诗歌揭露、批评政治弊端的功能。他在诗歌表现方法上提出一系列原则。《与元九书》中他提出了著名的“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现实主义创作原则。

　　他的这种诗歌理论对于促使诗人正视现实，关心民生疾苦，是有进步意义的。对大历(766～779)以来逐渐偏重形式的诗风，亦有针砭作用。但过分强调诗歌创作服从于现实政治的需要，则势必束缚诗歌的艺术创造和风格的多样化。

　　创作主张

　　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

　　作品风格

　　语言优美、通俗、音调和谐，形象鲜明、政治讽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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