禅宗与白居易的闲适诗

禅宗与白居易的闲适诗

　　白居易在日常生活中感悟生命真谛，参禅悟道中学习佛学义理，他通过大量的闲适诗佛理诗阐发感想。

　　中唐时，禅悦之风风靡士林，一大批文人领袖如柳宗元、刘禹锡、白居易等均与禅僧过往甚密，“或师或友”。在禅宗受到士大夫们狂热礼赞时，中唐诗歌也出现了深刻变化。“诗到元和体变新”，“诗到贞元、长庆，古今一大变”，这个“变”是变“雅”为“俗”，“就世俗俚浅事做题目”，经俗事，绘艳色，以“遣时日，销忧懑”。从题材内容、表现手法到创作目的，整个诗坛呈现出鲜明的通俗化倾向，传统儒家文学所强调的诗的典雅庄重的品格被淡化了。

　　盛唐时，杜甫、顾况等写有一些通俗化作品，但杜甫、顾况的通俗化主要源于社会变迁中纪实题材表达的需要，“凡出处去就，动息劳佚，悲观忧乐，忠愤感激，好贤恶恶，一见于诗，读之可知其世”，并非对通俗化审美的自觉追求。中唐诗坛在通俗化审美倾向方面则有了高度发展，文人之间以俗趣相尚，如元稹《酬翰林白学士代书一百韵》诗云：“翰墨题名尽，老阴听话移。”句下注云：“乐天每与予游，从无不书名屋壁，又尝于新昌宅听说《一枝花》话，自寅至巳犹未毕词也。”一个时代的审美意识或审美思潮的变化往往直接影响到一个时代的文学演变。中唐诗坛之所以走向“俗化”，呈现“俗”的风格特征，很大程度上就是由在审美追求上倾向“以俗为美”造成的。而禅宗，一般认为其代表了佛教的世俗转向，它抛弃经典仪轨，教义朴素，“行往坐卧，应机接物皆是道”，在日常生活中实现成佛理想，把出世之佛教完全变成了世俗化的佛教。禅悦之风既然风靡此时的士林，那么，禅宗的世俗化特征必然会对士大夫们的思想产生影响并在其文学创作中有所表现。白居易是唐王朝盛衰转型期新兴庶族的诗歌大家。在他身上，醒目而自然地混合着功利的、道德的、肉体的、享乐的、宗教解脱的等等各种层次的人生追求，这使他成为一个真正能代表士人实际精神面貌的诗人典型。我们以白居易为例看看禅宗人生观如何与中唐士人们的生活、创作相互协调。

　　白居易曾将自己的诗分为讽喻、感伤、闲适几类，这表明他清楚自觉地将自己的人生划分为截然不同的几个方面，努力在外在政治和内在精神世界之间进行协调。白居易任左拾遗时，曾激烈地以诗干政。中唐士大夫并非没有政治抱负，他们身上因袭着儒家传统的社会责任感和道德使命感，希望从根本上参与对政治法律秩序和文化秩序的整治，以图重振国势，实现中兴梦想，因此，他们也曾积极地干预现实，锐意进行改革。这一点反映在文学创作中，便是写民生疾苦，“救济人病，裨补时厥”。然而，改革并不顺利，政治的腐败没落不仅使他们难以施展自己的政治才能，反而在政治斗争的漩涡中频遭挫折和打击，“永贞革新”失败，柳宗元、刘禹锡等八人同时被贬为偏远之地的司马，饱尝迁谪流离之苦。白居易自己也因武元衡事，被贬为江州司马，政治理想无法实现，原来用以说明个人存在意义的政治秩序、社会理想，现在都变成了与个人存在不相干的东西，个人存在的意义只能向自身寻求答案。佛教恰恰是以人生问题为出发点和归宿，以人的生命解脱为根本旨归。禅宗认为人的本性清净光明，将生死解脱归结为人的本心自性的觉悟。人之所以不能超脱、自由，在于“目前有物”，用知解、功利的眼光看待世界。在禅宗这里，强调了对人的“自性”和对世界真存面貌的追求，人生态度就不是为出世而消极的随缘说法，而是出世而入世，以超然心态人世，以平常心为道，“饥来吃饭，困来即眠”，不为物拘，任随自然。“平常心是道”是马祖道一提出的，与白居易或师或友的惟宽、智常、如满都是马祖弟子。《旧唐书・白居易传》说：“居易儒学之外，尤通释典。常以忘怀处顺为事，都不以迁谪介意。”从这段记载中可以看到，“平常心是道”所蕴含的忘却世情、不为物拘、任随自然已成为白居易人生观的构成因素。白居易用“平常心是道”来平息内心的焦灼与矛盾，泯灭外求的欲望，卸下心灵的重负，“还原”自己普通世俗人的“本来面目”，以把握当下、及时行乐来身体力行普通人的生活情景。他的闲适诗将这一种心态表现得尤其鲜明。

　　白居易的闲适、感伤、杂律诗所表现的题材内容和讽喻诗同样具有极强的世俗性特征，但关注点不同。讽谕诗是以客观社会现实为对象，体现诗人的“兼济之志”，是对杜甫写实精神的继承;而闲适、感伤、杂律诗是以个人为中心，表现个人日常生活中的种种体验和情绪情感，体现他的“独善之义”。这类作品是中唐诗歌的主流，也是白居易后期作品的主流。秋雨夜眠是诗人们常写的题材，杜甫有《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白居易有《秋雨夜眠》，两相对照，盛、中唐诗人不同的情怀就十分清楚了。杜甫面对秋天的风雨悲壮地唱出，“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由自己风雨飘摇中的茅屋想到战乱频仍、残破不堪的国家，想到天下的寒士，其博达的胸襟和崇高的理想令人景仰。白居易的《秋雨夜眠》则是这样写的：

　　凉冷三秋夜，安闲一老翁。

　　卧迟灯灭后，睡美雨声中。

　　灰宿温瓶火，香添暖被笼。

　　晓晴寒未起，霜叶满阶红。

　　这首诗刻画出了一个闲适老翁形象。窗外秋雨淅沥，老翁安然睡美。夜已经过去，却还要“香添暖被笼”，打算继续躺着。红于二月花的美丽霜叶，一夜之间被秋风秋雨扫落，对此岂能毫无感触?然而老翁却“晓晴寒未起”，对它漫不经心。诗人的知足保和、怡情自在跃然纸上。《秋雨夜眠》中的老翁心无所虑，淡泊闲散，是一个普通的世俗的人，一个享受着生活的人。观白居易闲适诗作洋洋几百篇，不过都是充分表现士大夫的世俗面、人情面，展现他们作为一个普通人的精神状态、思想活动，特别表现了士大夫文人对于精神愉悦、心境闲适的努力追求。可以说，《秋雨夜眠》中的“老翁”是几百篇闲适诗中反复塑造的形象。“日高睡足犹慵起，小阁重衾不怕寒。遗爱寺钟欹枕听，香炉峰雪拨帘看。……心泰身宁是归处，故乡何独在长安!”“三年请俸禄，颇有余衣食;乃至童仆间，皆无冻馁色。行行弄云水，步步迁乡园，妻子在我前，琴书在我侧。此外我不知，于焉心自得。”……诗中人物都是知足保和的，触景怡情而不是触景伤情，是闲适诗作的基调。白居易在诗中反复表白“同出天地间，我岂异于人”，“我亦斯人徒，未能出嚣尘”，强调自己是世俗社会的普通一员。普通人的生活，也就是知天乐命、任随自然的生活，“性命苟如此，反则成苦辛，以此自安分，虽穷每欣欣”，在平凡生活中寻求解脱和内心平静，获得人生的“实在感”。

　　但是，尽管白居易做着“自适”的努力，但其心中并不曾真正安宁清闲过。例如他在六十七岁那年写的《与梦得沽酒闲饮且约后期》：“少时犹不忧生计，老后谁能惜酒钱?共把十千沽一斗，相看七十欠三年。闲征雅令穷经史，醉听清吟胜管弦。更待菊黄家酝熟，共君一醉一陶然。”这首诗表面写的是与挚友“闲饮”的情景，内里却包容着极为深沉的人生感慨。传统的中国知识分子如果不能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实现自身的价值，内心的焦灼、悲凉是用什么方法都不能真正解脱掉的。白居易在他的闲适诗中不厌其烦地强调自己是个普通人，表白自己的生活如何怡然自在，正是他时时不能忘怀自己的真正身份，需要提醒自己、说服自己的表现。总之，白居易的闲适诗，从一个特定的方面记录和表现了白居易和他那一代文人的心志情怀与尴尬处境，至于后人说庸俗说鄙俚说旷达说情切，对此诗人似乎并不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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