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感伤诗中的孤独感及其原因

时间:2024-07-18 15:09:42 白居易 我要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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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居易感伤诗中的孤独感及其原因

  导语:白居易给后人以其乐天、达观、闲适的形象,对于他的诗歌我们也多关注其中的讽喻诗和闲适诗。然而他真正的内心世界却更多的是在其感伤诗中流露出来的,这其中贯穿着挥之不去的孤独感。下面我们一起来究其原因?

白居易感伤诗中的孤独感及其原因

  白居易于长庆四年(824)编定的《白氏长庆集》中,将自己的诗作分为四类:讽喻、闲适、感伤、律诗。对于这四类诗作,历代研究者多关注其中的讽喻诗和闲适诗,除了《长恨歌》和《琵琶行》,感伤诗一直关注甚少。然而“深于诗,多于情者”(陈鸿《长恨歌传》)的白居易,他真正的内心世界,往往是在“事物牵于外,情理动于内,随感遇而形于叹咏者”(《与元九书》)的感伤诗中才流露出来。

  《白氏长庆集》中感伤诗有四卷,然而到会昌六年(846)诗人去世前的二十多年间,又创作出数量众多的感伤诗,而且在闲适诗和律诗中也有一定数量的诗歌抒写的是感伤的内容。如果要对感伤诗做全面了解,对诗人的真实内心做全程探究,这些诗作同样需要我们关注,因此,只要符合“事物牵于外,情理动于内,随感遇而形于叹咏者”这一定义的诗,都应当归属到感伤诗一类。

  在数量众多的感伤诗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些诗歌标题:《曲江独行》《闰九月九日独饮》《首夏南池独酌》《杪秋独夜》《秋池独泛》《司马厅独宿》……光从标题上我们可以看到诗人独行、独饮、独宿、独行,在后人印象中乐天知命、交友广泛的诗人实际上很多时候却是独来独往、形单影只的。再看他的具体作品,我们会更深入地看到貌似无忧无戚的白居易内心深处的种种悲苦孤独。

  作于贞元十六年以前的《寒食月夜》:“风香露重梨花湿,草舍无灯愁未入。南邻北里歌吹时,独倚柴门月中立。”再如《冬至宿杨梅馆》:“十一月中长至夜,三千里外远行人。若为独宿杨梅馆,冷枕单床一病身。”此时白居易尚未到长安应试,还是位不到三十岁风华正茂的年轻人,然而在这两首诗中却流露出无比凄凉的情绪和深深的孤单。即便是因为离家远行、每逢佳节倍思亲,这样的凄凉感也是太过强烈。

  贞元十六年(800),白居易于中书侍郎高郢下,“以第四人及第,十七人中年最少”。贞元十九年(803),“以书判拔萃科登第”,“授秘书省校书郎”。元和元年(806),“应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授尉”,年轻的诗人从此踏入仕途。

  然而在这样前程似锦的风光时刻,白居易却依然有着令人费解的寂寞情怀。如为翰林学士时所作的《禁中秋宿》:“风翻朱里幕,雨冷通中枕。耿耿背斜灯,秋床一人寝。”元和五年作《秋题牡丹丛》:“晚丛白露夕,衰叶凉风朝。红艳久已歇,碧芳今亦销。幽人坐相对,心事共萧条。”

  唐代进士录取名额较少,士人应试中举是相当困难的。白居易刚刚三十多岁就如此顺利地连中三试,可谓十分幸运!而且元和三年(808),白居易娶好友杨虞卿从妹,对于重视 “婚”“宦”的当时人来说,白居易可以说是事事如意的成功人士。此时出现这样蕴含无限孤单萧条之意的诗歌,不能不引人深思。

  元和六年白居易丁母忧,退居下。至九年冬,召授太子左赞善入朝。第二年,因上疏请捕刺武相(元衡)之贼,被恶被诬,贬至江州司马,至十四年转忠州刺史,直到十五年才被召回。这段人生经历对白居易的打击较大,在此期间,他也创作了许多感伤诗。如《司马宅》:“萧条司马宅,门巷无人过。”《东楼竹》“空城绝宾客,向夕弥幽独。”……

  长庆元年后,白居易的仕途很顺。在外任杭州、苏州刺史之外,他大都是在洛阳分司。直到会昌二年(842)年七十一岁以刑部尚书致仕。年龄渐老、官位愈高,在大量吟咏、唱和赠答诗中,仍然有一些凄凉孤独的感伤诗。

  如长庆元年作《立秋日登乐游原》:“独行独语曲江头,回马迟迟上乐游。萧飒凉风与衰鬓,谁教计会一时秋?”

  宝历二年作于苏州的《偶作》:“阑珊花落后,寂寞酒醒时。”

  会昌二年作于洛阳的《寒亭留客》:“冷落若为留客住,冰池霜竹雪髯翁。”

  总之,纵观白居易一生的诗作,有羁旅怀乡、思念亲友,有春愁秋感、老病之悲,还有贬官之痛、失亲之哀……不再是松间泉畔、佛殿道观中乐观豁达的白居易,而是笼罩在愁云凄雾中孤独难以自拔的诗人。

  原因何在呢?

  一、身世遭遇

  白居易出身孤寒之族,尽管他在为祖父撰写的《故巩县令白府君事状》中将自己的门阀提升很高,然而通过前人考证事实并非如此,如陈寅恪先生在《白乐天之先祖及后嗣》一文中提出了质疑,并指出其中的矛盾。可以说在讲究门阀出身的唐代他是没有任何优势可言的。自曾祖以下,大都官位较低,只能算是脱离了农民的 “中人”之家。

  贞元十年(794),白居易二十三岁时,父亲白季庚卒于襄阳官舍,白家的经济状况就更加艰难了。他在《与元九书》中清楚地讲述了家贫多故的艰难:

  家贫多故,二十七方从乡试。……中朝无缌麻之亲,达官无半面之旧。策蹇步于利足之徒,张空拳于战文之场。

  贞元十五年,白居易在《伤远行赋》中写道:

  贞元十五年春,吾兄吏于浮梁。分微禄以归养,命余负米而还乡。……茫茫兮二千五百,自鄱阳而归洛阳。……况太夫人抱疾而在堂。

  这一段人生经历,白居易切身体会到生活的艰难和沧桑。他在一首诗中这样写道:

  时难年荒世业空,弟兄羁旅各西东。田园寥落干戈后,骨肉流离道路中。

  吊影分为千里雁,辞根散作九秋蓬。共看明月应垂泪,一夜乡心五处同。

  家贫族寒,少年多故,这样的出身和经历,对白居易一生的心态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为衣食奔波的劳苦,仕途孤立无援的辛酸,都在诗人心中刻下了永不磨灭的创伤和阴影。

  进入仕途后,诗人又遭遇了一次更大的打击,那就是被诬贬官事件。本来白居易是“志在兼济”,满腔抱负,“十年之间,三登科第,名入众耳,迹升清贵,出交贤俊,入侍冕旒。”谁知“使得名于文章,终得罪于文章”(《与元九书》),颇以为傲的讽喻诗居然成了走向厄运的导火线,命运再一次的打击让白居易彻底回到 “独善”的世界中:“剑匣尘埃满,笼禽日月长。”(《九日醉吟》)   有这样一段评论十分中肯:“白居易生当治平之世,直道见黜,高才难展。……纠结于内心深处的悲苦情结。这种情结因了白居易乐天知命旷达超然遂被掩盖,一般人不易察觉,但他对诗人的影响却是深远的,甚至当白在脱离谪籍之后,也还一再陷入痛苦往事的回忆之中。”

  二、婚恋之哀

  白诗中被后人普遍关注的一个女性就是“湘灵”,据前人考证,她就是白居易的初恋情人。他有《寄湘灵》和《冬至夜怀湘灵》两诗,分别作于贞元十六年和贞元二十年,后诗云:“艳质无由见,寒衾不可亲。何堪最长夜,俱作独眠人。”可见“湘灵”应该是与诗人相恋的女子。《长相思》云:“妾住洛桥北,君住洛桥南。十五即相识,今年二十三。”《感情》云:“昔赠我者谁,东邻婵娟子。”两人应该算是一起长大、青梅竹马的恋人。

  不过这份美好的情感却无果而终,原因不得而知,只是从“蔓短枝苦高,萦回上不得”(《长相思》)可知,大概是门户不当,最后只能是《潜别离》:“不得哭,潜别离。不得语,暗相思。两心之外无人知。深笼夜锁独栖乌,利剑春断连理枝。”

  这对白居易是个深深的遗憾,“十五年来明月夜,何曾一夜不孤眠?”(《独眠吟二首》)直到元和三年(808),三十七岁的白居易才与杨氏夫人结婚,之后他仍然无法排遣内心的痛苦。元和十二年被贬江州时,仍写下《感情》怀念赠送他鞋子的恋人:“因思赠诗语,特用结终始。永愿如履綦,双行复双止。”物是人非,少年情真,留给多情诗人的只能是永远无法磨灭的惆怅寂寞。

  三、失亲之悲

  白居易一生承受了太多失去亲人的痛苦。尚未应举父亲就去世,贞元十六年刚刚及第,辛勤抚养他和弟弟的外祖母去世,刚刚走上宦途有俸禄奉养母亲,元和六年(811)母亲又去世。小弟弟幼美九岁夭折,元和十二年,长兄白幼文卒,仅剩的唯一亲人弟弟白行简在宝历二年(826)也离开人世。

  至于他的子女更是让他伤心欲绝:四十岁长女金銮子夭亡,在江州又夭折了一个女儿。最让白居易痛心的是五十八岁才姗姗而来的儿子阿崔,也只活了三岁就夭折。

  没有了生命延续的希望,至亲之人又一个个离他而去。再高的官职、再多的俸禄、再好的诗文、再响的名声,也就无人分享、无人传续。他在诗中写道:

  悲肠自断非因剑,啼眼加昏不是尘。怀抱又空天默默,依前重做邓攸身。(《哭崔儿》)

  文章十帙官三品,身后传谁庇佑谁!(《初丧崔儿报微之晦叔》)

  朝哭心所爱,暮哭心所亲。亲爱零落尽,安用身独存?(《自觉二首》)

  凄凉欲绝不忍卒读。失去亲人的痛苦是人生最大的痛苦,带给人的是无法排遣和消除的孤单寂寞。正如他在《祭弟文》)中所写:“哀缠手足,悲裂肝心。痛深痛深,孤苦孤苦!”所以诗中一再出现的寂寞环境与孤单心情,也是与他的失亲之痛不可分开的。

  四、交游零落

  白居易交友广泛,从贞元至会昌年间,几乎有名的诗人和政治人物都与他有所来往。这其中包括早年的朋友杨氏兄弟,一同中举的元稹、李复礼、吕颖、哥舒恒、崔玄亮,之后认识的李绅、陈鸿、李建、刘禹锡、元宗简、张籍、韩愈,为制策考官时登第的牛僧孺、皇甫、李宗闵,甘露事变中被杀的舒元舆、贾,中年以后交往的王建、姚合、李商隐……

  正如前人所说,纠缠于中晚唐的牛李党争中,白居易与两党人物都有交往。然而,正如叶梦得在《避暑话二则》写道:

  白乐天与杨虞卿为姻家,而不累于虞卿;与元稹、牛僧孺相厚善,而不党于元稹、僧孺;为裴晋公所爱重,而不因晋公以进;李文饶素不乐,而不为文饶所深害。

  尽管白居易尽最大可能做到与人为善,我们还是能够想象他的矛盾和困难处境。从以下两件事中就可以看出:

  元和三年。是年,策试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牛僧孺、皇甫、李宗闵登第,以三人对策切直,宰相李吉甫泣诉于上,均出为幕职。考官杨於陵、韦贯之、王涯等皆坐贬。居易上《论制科人状》,极言不当贬黜。其后李吉甫子德裕与牛李等“党争”数十年,即种因于此。后居易屡为德裕所排挤,亦与此有关。

  长庆元年,充重考试进士官,覆试礼部侍郎钱徽主试下及第进士郑朗等十四人。时李宗闵婿、杨汝士弟皆及第。李德裕、元稹与李宗闵有隙,因同李绅上言,以为不公。诏居易与王起重试,黜朗等十人。钱徽、李宗闵、杨汝士皆远贬。自是李德裕及李宗闵各分朋党,相倾轧垂四十年。{4}

  处在如此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中,可以想见白居易必须要小心谨慎、务求两全。后人只看到诗人的外在行为,却很少考虑到那样复杂动荡的政局中诗人内心的孤独。早年他写:“同心一人去,坐觉长安空。”(《别元九后咏所怀》)晚年他写:“丘园共谁卜?山水共谁寻?风月共谁赏?诗篇共谁吟?花开共谁看?酒熟共谁斟?”(《哭崔常侍晦叔》)大和七年他在《感旧诗卷》中这样总结:“夜深吟罢一长吁,老泪灯前湿白鬓。二十年前旧诗卷,十人酬和九人无!”无限辛酸孤苦,只有在诗歌中反映出来。

  亲情、友情、爱情,是支撑圆满人生的全部情感,而在白居易身上,我们会看到这任何一种情感都让他尝尽了痛苦和孤单!

  总之,尽管白居易一生写下那么多诗酒林泉、忘形佛道的闲适篇章,在他感伤诗中,我们仍不难看出他内心孤独的一面。虽然老庄、佛教思想给了白居易极大的安慰和解脱,然而作为一位比常人更为敏感多情的诗人,在面临人生种种遭遇时,内心的孤独感也是比常人更加深刻、更难以摆脱的,在他的感伤诗中我们可以清楚地发现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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