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再议林黛玉有感

读再议林黛玉有感

　　今天很多人对黛、钗的评价，会是黛玉多病、多心、多疑、小心眼、尖酸刻薄等等，而宝钗则显得知书达理、善解人意、心胸开阔些。如果觉得健康性感的更好，那么宝钗最合适，这和黛玉无缘。让很多人喜欢上黛玉的原因，是她代表了一种作诗的性格；而宝钗是做人的性格，这个比较好理解。

　　我们今天常讲“会做人”这三个字，在职场里其实就是情商高，这其实很具体，很现实，也是生活中大家喜欢的优点。但是，在文艺作品中，会做人只能算是特点了，虽然有好的一面，却显得太俗，宝钗就是这样。作诗的性格则相反，它只要意境、浪漫、唯美和理想，同时不失率真。它对世俗的美德会不屑一顾。

　　在书的第二十回里，史湘云当面对林黛玉说：“你敢挑宝姐姐的不是，就算你是好的，我不如你，她怎么不及你呢？”林黛玉听了当时就“冷笑”道：“我当是谁，原来是她，我哪里敢挑她呢。”后来还是众人劝解开来。黛玉的冷笑很说明问题，她根本看不上宝钗会做人的俗气。而众人来劝解，说明他们境界和黛玉不在一个层次上；在整个贾府里，能够懂得黛玉的只有宝玉一个人。黛玉是作诗，宝钗是做人。黛玉有灵性，宝钗有美德。

　　在现实生活中，光是作诗的性格，不见容于世，这一点没有疑问。但是，世界上不能缺少黛玉这样以生命作诗的人，否则一个社会是庸俗的社会，一个国家是庸俗的国家。林黛玉虽然年纪轻轻就死了，但是她这种以生命作诗的精神在一代代年轻人的心里生根发芽，我们的生活中才有了浪漫二字。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林黛玉不曾死，因为她化作雨神，沁润到每一个少男少女心里。作诗的性格在文明进程中的作用不容小视。如果我们往前追溯历史，可以看到正因为我们这个民族多少还有点作诗的性格，才有屈原、李白、李商隐这样的人。而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也不乏像林黛玉这样以生命作诗的人，像贝多芬、托尔斯泰、梵高、海明威等人。在西方的诗人中，雪莱、拜伦和济慈以命作诗，而歌德活得太实在。

　　我们的社会，有时太讲究功利，太讲究做人，纵有金山银山给你，也是乏味无趣的。我被很多企业家群给拉了进去，虽然不发言，但是可以看到大家在做什么。让我感到很绝望的，就是那些群大部分时候只在做两件事，生日发红包和公司有了好消息时发红包。当精英们都变得只会做人之后，社会就没有了灵性。

　　社会的上层如此，中层和底层也是如此。在互联网上，不乏把自己标榜成“左派”的键盘侠们。而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出现了一大批真正的左派，他们是以生命写诗的人，像罗曼·罗兰、茨威格、海明威、乔治·奥威尔、白求恩、罗伯特·卡帕，他们在为自己的理想甚至是幻想燃烧生命，其中不少人放弃掉一切，在西班牙内战时跑去保卫马德里。甚至还有人认为，硅谷的成功，主要靠这种林黛玉式的理想主义叛逆行为。所不同的是，林黛玉得到了一个悲剧结局，而硅谷很多创业者们成功了。今天很多键盘侠们，脑子里想的不过是有房有车的生活，所抱怨的，不过是自己还没有那两样东西，这些人多少有点玷污了左派二字。

　　俞敏洪校长不止一次地发出感叹，北大和清华培养了太多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我们的社会上有太多的薛宝钗，太少的林黛玉了。虽然智能时代会到来，人有两个上帝赋予的特殊天赋，这是机器所无法取代的；一个是艺术的创造力和想象力，一个是梦想和浪漫的情怀。古人类学家一直想搞清楚为什么我们的祖先现代智人在和各种人种的竞争中最终胜出，目前比较确定的答案是，我们的祖先是唯一具有梦想能力的物种。这个天赋传到了林黛玉的身上，也传到了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我们必须要用好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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