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维的诗析评
摘要：十六、十七世纪朝鲜著名诗评家李啐光的《芝峰类说》中有很多王维诗的诗评，通过析评李氏关注的王雏诗之拗体、是否袭用他人句、与同时代人比较、诗风和影响等问题后发现，李氏诗评大都颇富新意而圆满可取，其从王维诗中归结出“用字平仄”和“用律平仄”两种拗体，提出王维非袭用李嘉佑句的新沦据，对贾、王、岑、杜《早朝》四诗之崭新论析，引宋人诗和高丽人诗与王维诗比较，批评黄庭坚点化王维句之生硬不成语处等，俱是道前人所未道。
朝鲜李睟光(1563-1628)，字润卿，号芝峰。 学问渊博，工诗能文，被称为朝鲜16～17世纪最 著名的学者(26—33)，有《芝峰类说》20卷．《韩国 诗话中论中国诗资料选粹》中言其：“书中直接评 论中国诗人诗作，篇幅很多，又细分为诗、诗法、 诗评、御制诗、古乐府、古诗、唐诗、五代诗、宋诗、 元诗、明诗、旁流、诗艺等节目，可见作者阅览之 博；其间新意很多。”李氏对王维(701- 761)十分推崇，认为其诗与孟浩然一样诗道纯 正，俱“发自情性”，故“斯为最盛”(198)。他论王 维及其诗的文字主要见于《芝峰类说》。
一、论王维拗律
李睟光论王维诗较为突出的一个特色，是甚 为关注王维七律诗的拗体问题：
王摩诘律诗“酌酒与君君自宽，人情翻覆似 波澜。白首相知犹按剑，朱门先达笑弹冠”云云， 岑嘉州诗“娇歌急管杂青丝，银烛金尊映翠眉。使君地主能相送，河尹天明坐莫辞”云云，王世贞以为皆拗体。以此言之，今人知用字平仄之为拗体，而不知用律平仄之为拗体也。
这里所引王维诗句出自《酌酒与裴迪》，原诗是：“酌酒与君君自宽，人情翻覆似波澜。自首相知犹按剑，朱门先达笑弹冠。草色全经细雨湿，花枝欲动春风寒。世事浮云何足问，不如高卧且加餐。”李睟光所引王世贞(1526-1590)语出自世贞《全唐诗说》：“王摩诘‘酌酒与君……’，岑嘉州‘娇歌急管杂青丝，银烛金尊映翠眉……’……八句皆拗体也。”王世贞认为王维诗与岑参《使君席夜送严河南赴长水》都是拗体。就王维此诗格律观之，确是拗体，八句平仄是：“仄仄仄平平仄平，平平平仄仄平平。仄仄平平平仄仄，平平平仄仄平平。仄仄平平仄仄仄，平平仄仄平平平。仄仄平平平仄仄，仄平仄仄仄平平。”四联都失粘，虽然没有失对，但不合一般律诗定制。后来黄周星(1611-1680)看到这一点：“律诗八句皆失粘，此拗体也。然语气岸兀不群，亦何必以常格绳之。”施补华(1835 -1890)亦日：“唐初七律有平仄一顺者。至摩诘、少陵犹未改。如摩诘“酌酒与君”一首，第三联“草色全经”平仄一顺；少陵“天门射日”一首，第三联“云近蓬莱”平仄一顺，此类甚多，要是当时初创此体，格调未严，今人不必学也。”施氏所云“平仄一顺”应指律诗中第三联与第二联之平仄重复。像杜诗《宣政殿退朝晚出左掖》的二三联：“宫草微微承委佩，炉烟细细驻游丝。云近蓬莱常好色，雪残鳷鹊亦多时。”三联与二联都重复近体基本句“仄仄平平平仄仄，平平仄仄仄平平”，称为“平仄一顺”。再看王诗“草色”与“白首”联亦是重复此两个基本句。可知施氏的“平仄一顺”所指的就是诗中用拗体，乃一般律诗所无。李睟光虽直引王说，却加了“今人知用字平仄之为拗体，而不知用律平仄之为拗体”的评语，颇见新意。“用字平仄之为拗体”当指诗句中的拗，王力谓：“凡不合平仄格式的字，叫做‘拗’。”王维《酌酒>一诗就有拗的地方，首句第三字本平而用仄声字“与”，“草色”联中第五字该平而用仄声字“细”，均不符一般律诗规范，即李氏说“用字平仄之为拗体”的例子。李氏所谓“而不知用律平仄之为拗体”，乃指整首诗句间不合一般七律格式，与上述句中字拗折不同。王维此诗每联都差不多由“仄仄平平平仄仄，平平仄仄仄平平”两个七律基本句组成，其间虽有个别字的拗体，但都不出这联基本句。王维将此二句重叠四次成为一首七律，失粘而没有失对，就整首而言属于拗体，故称为“用律平仄之为拗体”。王诗之拗折，正如后来施补华所言，应是“当时初创此体，格调未严”的结果。王世贞虽然比李氏更早看到此诗是拗体，但李氏看得较深入，提出“用字平仄之为拗体”、“用律平仄之为拗体”两种细致分类，实乃新说。这已牵涉到律诗中拗调的问题，也就是句与句、联与联的问题，而不是一句中字词的拗折，后来到清代李宗文《律诗四辨》中的《辩调》一卷才确切详尽地作出各种拗调的分析，但较李啐光年代要延后很多。清代黄周星和施补华虽也意识到此问题，但亦已是后于李睟光，且未如李氏讲得明晰。
李氏亦反对王维七律诗多用仄法的倾向：“王世贞言：‘摩诘七言律，一二首外多用仄法，不足学也。’此言似然矣。”引王氏语，说王维七律除一二首外，其它多用“仄法”，不足为学。王氏原文日：“摩诘七言律，自‘应制’、‘早朝’诸篇外，往往不拘常调。至‘酌酒与君,-篇，四联皆用仄法，此是初盛唐所无，尤不可学。”仔细分析王维的20首七律诗，<应制》（即《奉和圣制从蓬莱向兴庆阁道中留春雨中春望之作应制》） -篇平仄的确符合一般七律标准。但《早朝》一篇却不符合，其末联“朝罢须裁五色诏，佩声归向凤池头”与上联“日色才临仙掌动，香烟欲傍衮龙浮”失粘。王世贞可能看了前六句没问题，就不看末二句，故不知此首也是“不拘常调”，导致李氏直引之而不觉。事实上，20首七律中，除《应制》一首外，还有《大同殿生玉芝龙池上有庆云百官共睹圣恩便赐宴乐敢书即事》、《敕赐百官樱桃》、《敕借岐王九成宫避暑应教》、《酬郭给事》、《既蒙宥罪旋复拜官伏感圣恩窃书鄙意兼奉简新除使君等诸公》、《早秋山中作》、《送杨少府贬郴州》等共8首符合一般七律规范，余下12首都不合，故王世贞说“自《应制》、《早朝》诸篇外，往往不拘常调”。
王氏又谓王维《酌酒》一诗四联皆用仄法，上文已提到此首四联都由“仄仄平平平仄仄，平平仄仄仄平平”两个基本句组成，每联上句首二字都用“仄仄”，不符合一般律诗规定，这应是王氏“皆
用仄法”之意。李睟光引用王说，却说王维七律一二首外多用仄法，这并非王世贞原意，他只说王维《酌酒》一首用仄法，并非李氏所言“一二首外多用仄法”。另外，王世贞说王维“往往不拘常调”，已含贬意，其“四联皆用仄法，此是初盛唐所无，尤不可学”之说更见其反对四联皆用仄法的拗体。李睟光亦反对用拗体为诗，并谓王氏之说“似然”，但细审李氏“一二首外多用仄法，不足学也”句意，他主要反对用仄法的拗体，与王氏既反对“不拘常调”的拗体，尤其反对用仄法的'拗体有所不同。王、李二人认为拗体不可学确有道理，诚如施补华所言：“此类甚多，要是当时初创此体，格调未严，今人不必学也。”到了王、李所处的明朝，律诗发展已臻完善，若反过来再模仿格律未成熟时的律诗写法，实是退步，故二人评语虽较主观，却没说错。
二、论王维诗有没有袭用他人诗句
李睟光对王维诗的第二个关注点是王维诗有没有袭用李嘉佑诗句的问题，这是历来讨论不绝的公案。李氏谓：
《小说》云：“王维诗‘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文苑英华》集中句也。‘水田飞白鹭，夏木啭黄鹂’，李嘉佑诗也。”至以好窃人作訾之。按嘉佑乃维后辈人，维岂至于生吞活剥者乎？恐不然矣。杨升庵集引《青史子》日“柳者，夏木也。”此夏木，盖谓柳也。
李睟光所引《小说>是指刘餗的《隋唐嘉话》。刘觫是唐玄宗时人，刘知几之子，程毅中考证日：“今本《隋唐嘉话》，实即《传记》（亦即《国史异纂》）及《小说》的异名。”可知《小说》与《隋唐嘉话》同指一书。“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出自王维《终南别业》，而他被认为袭用李嘉佑“水田飞白鹭，夏木啭黄鹂”的“漠漠水田飞白鹭，阴阴夏木啭黄鹂”则出自《积雨辋川庄作》。稍后的李肇《唐国史补》所说亦类近：“维有诗名，然好取人文章嘉句。‘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英华集》中诗也。‘漠漠水田飞白鹭，阴阴夏木啭黄鹂’，李嘉佑诗也。”
后人多认为王维并非抄袭李嘉佑诗，宋叶梦得说：“唐人记‘水田……’为李嘉佑诗，王摩诘窃取之，非也。此两句好处，正在添‘漠漠，、‘阴阴，四字，此乃摩诘为嘉佑点化，以自见其妙……”(445-446)宋周紫芝日：“‘水田……，此李嘉佑诗也。王摩诘乃云：‘漠漠水田……。，摩诘四字下得最为稳切。”宋李錞日：“唐人诗流传讹谬，有一诗传为两人者。如‘漠漠水田……，，既日王维，又日李嘉佑，以全篇考之，摩诘诗也。”宋晁公武日：“李肇记维‘漠漠水田……’之句，以为窃李嘉佑者，今嘉佑之集无之，岂肇厚诬乎？”(446)叶梦得认为王维是为李嘉佑诗点化，周紫芝则认为王维用“漠漠”、“阴阴”两叠词甚妙。两人虽然认为王诗胜于李诗，但都不否定王维可能看过李嘉佑诗。李錞则认为“漠漠”二句乃王维自创，晁公武更提出李嘉佑集中无“水田”二句，认为李肇厚诬王维。可见他们多不认为王维袭用李句，即便看过，也是助其点化。
李睟光引《小说》，指出有人质疑王维窃人诗句，但李氏认为李嘉佑是王维后辈人，王应不至于活剥李句，观其“维岂至于生吞活剥者乎？”一句，其意应为：王维作为长辈，应不屑做生吞活剥后辈诗句的事情。比李睟光稍长的胡应麟也认为王不是袭李句，但论据不同：“世谓摩诘好用他人诗，如‘漠漠水田……’，乃李嘉佑语，此极可笑。摩诘盛唐，嘉佑中唐，安得前人预偷来者？此正嘉佑用摩诘诗。宋人习见摩诘，偶读嘉佑集，得此便为奇货。”(446)认为王维是盛唐人，不能预先窃袭中唐人诗句，并认为李用王句。其论据是因年代先后而不能偷用，与李睟光的论据是因辈份而不屑袭用不同。清沈德潜受胡应麟影响，其《唐诗别集》云：“俗说谓‘水田……’，乃李嘉佑句，右丞袭用之，不知本句之妙，全在‘漠漠，、‘阴阴，，去上二字，乃死句也，况王在李前，安得云王袭李耶？”(446-447)对于胡、沈二人之观点，清人张宗楠却不以为然：“又案李嘉佑天宝七年(748)进士，视右丞开元登第时后二十载，然考右丞之殁在上元初年(761)，固非渺不相及也。”(447)认为李嘉佑虽登第迟于王维二十年，但王维至上元初年才逝世，故他仍有可能袭用李句。
综上所论，王维袭李嘉佑句的说法不成立，大家认为王维非袭李诗之理据有五：其一，从诗风上证明“漠漠”二句是王维自创，如李錞之见；其二，以嘉佑集中无“水田”二句以证诗句属王维，晁公武持此见；其三，即使王维看过李诗，但也只是为其增益点化，而非袭用，叶梦得、周紫芝持此见；其四，因嘉佑年代后于王维，故王维不能预偷其句，如胡应麟、沈德潜之见；其五，王维是嘉佑长辈，王维应不至于窃用其句，李睟光持此见。五说中，以其四、其五之说服力较强，其一从诗风上辨识较主观，难以作准；其二虽有说服力，但亦不排除有此诗句散佚的可能；其三虽说是王维点化李句，但其实就等于默认王维活用其句了。其四甚具说服力，据陈铁民的编年，王维《积雨辋川庄作》一诗属《辋川之什》，此诗“收入天宝初得辋川别业之后至安史之乱爆发以前所写与隐居辋川有关的诗歌”。换言之，此诗作于天宝初(742)至天宝十四载(755)14年间。而根据沈文凡、王海霞的考证，李嘉佑生年应在“开元十三年至开元十七、八年间(729～730)”，卒年应在“建中三、四年间(783～784)”。那么王维，作此诗时最小已有41岁，最大已是54岁；而李嘉佑此时最多只有20岁或33岁，故李袭王句的可能性反而更大。不过，正如张宗楠的见解，王维至上元初年(761)才逝世，故王维仍有可能袭用李句。所以，笔者反觉得其五即李睟光之说较可取，原因是王维最少较李嘉佑大21年，王维又怎么会至于厚颜至袭用一个比自己年轻21载且诗名远逊于自己的诗人之句呢？而且李睟光引用资料上溯至刘觫的《隋唐嘉话》，比一般人引用较后的李肇《唐国史补》为优，也是其诗评较有价值之处。
三、论王维《早朝》诗高下
《早朝》诗乃贾至原唱，岑参、王维、杜甫和之，历来对四诗的优劣排名多有讨论。自宋以来，诗评家对四者先后多有论评，兹按年代先后罗列如下：宋胡仔：“老杜《和早朝大明宫》诗，贾至为唱首，王维、岑参皆有之，四诗皆佳绝。”宋杨万里：“七言褒颂功德，如少陵、贾至诸人倡和<早朝大明官》，乃为典雅重大。和此诗者，岑参云：‘花迎剑佩星初落．柳拂旌旗露未干’，最佳。”(元方回：“四人《早朝》之作，俱伟丽可喜，不但东坡所赏子美‘龙蛇’、‘燕雀’一联也。”元杨载：“荣遇之
诗，要富贵尊严，典雅温厚。写意要闲雅，美丽清细，如王维、贾至诸公《早朝》之作，气格雄深，句意严整……。”明顾磷：“右丞此篇，直与老杜颉颃，后惟岑参及之，他皆不及。盖气概阔大，音律雄浑，句法典重，用字清新，无所不备故也。或犹未全美，以用衣服字太多耳。”胡应麟：“《蚤朝》四诗妙绝今古。贾舍人起结宏响，其工语在‘千条弱柳’一联，第非作者所难也。工部诗全首轻扬，较他篇沉着浑雄，如出二手。……王、岑二作俱神妙，间未易优劣。昔人谓王服色太多，余以它句犹可，至‘冕旒，、‘龙衮’之犯，断不能为词。嘉州较似工密，乃‘曙光，、‘晓钟’，亦觉微纇。又‘春’字两见篇中，则二君之作，尚匪绝瑕之璧也。”胡震亨：“早朝四诗，名手汇此一题，觉右丞擅场，嘉州称亚，独老杜为滞钝无色。……”唐汝询：“岑王矫矫不相下，舍人则雁行，少陵当退舍。”吴昌祺：“岑诗用意周密，格律精严，当为第一，贾至亦不能胜杜。”毛奇龄：“律，律也，既题早朝，则鸡鸣晓钟衣冠闾阖律法如是矣。王维歉于岑参者。岑能以《花迎柳拂阳春》一曲补舍人原唱“春色”二字，则王稍减耳。其它则无不同者。何则？律故也。杜即不然，王母仙桃，非朝事也。堂成而燕雀贺，非朝时境也。五夜便日暖夜耶？舛也。且日暖非早时也。若夫旌旗之动，宫殿之高，未尝朝者也。日朝罢，乱也。诗成与早朝半四句，乏主客也。如是非律矣。”沈德潜：“早朝倡和诗右丞正大；嘉州明秀，有鲁卫之目；贾作平平；杜作无朝之正位，不存可也。”赵殿成：“《早朝》四作，气格雄深，句调工丽，皆律诗之佳者。结句俱用凤池事，惟老杜独别，此其妙处不容掩者也。若评较全篇，定其轩轾，则岑为上，王次之，杜、贾为下……”纪昀：“四公皆盛唐巨手，同时唱和，世所艳称。然此种题目无性情风旨之可言，仍是初唐应制之体。但色较鲜明，气较生动，各能不失本质耳。”方东树：“岑参……起二句‘早’字，三四句大明宫早朝，五六正写朝时。收和诗，匀称。原唱及摩诘、子美，无以过之。”施补华：“和贾至舍人早朝诗究以岑参为第一，‘花迎剑佩，柳拂旌旗’，何等华贵自然。摩诘‘九天阊阖，一联失之廓落。少陵‘九重春色醉仙桃’更不妥矣。”他们评论的角度各有不同，限于本文主题，不拟细致展开，现根据这15家对四诗的排名，列表如下：
一，认为岑作最佳者有8位，王作6位，其余排名各1位。二，就最多人认可的排位组合而言，认为四诗不分轩轾者有3位，优劣排序依次为王岑贾杜的有两位，岑王贾杜的有1位。三，有4位认为杜作最劣，有两位认为贾作最劣。配合这三个分析结果，按票多者的原则细察之，则四诗中，以岑诗最佳，王诗次之，贾诗再次，杜诗最后，也就是毛奇龄的排名占主导地位。
值得注意的是，李睟光对四诗亦甚为着意：
《早朝大明宫》诗，古人以岑参为第一，王维为第二，杜甫为第三，贾至为第四。余谓四诗俱绝佳，未易优劣。若言其微瑕，则岑参“莺啭皇州春色阑”似馁。而连用“曙”“晓”二字。且“花迎剑佩”一联好矣，而“星初落”三字，似不衬矣。王维诗叠使衣色字，且“翠云裘”“冕旒”“衮龙”等语，似叠矣。杜甫诗“五夜漏声催晓箭”。既日“五夜”，则似不当言晓。且“旌旗日暖龙蛇动，宫殿风微燕雀高”，工则工矣，但于早朝似泛矣。贾至诗首句甚佳，而“剑佩声随玉墀步”一联，似松矣。大抵四诗结句皆用凤池，所谓和也，杜作乃用凤毛以结之，最妙。余僭论至此，不敢质言，故着六“似”字以俟知者。
李睟光“余谓四诗俱绝佳，未易优劣”的评论近于胡仔、方回，即四诗不分轩轾，然而他又有独到见解，认为岑作连用“曙”、“晓”二字未佳，这是受胡应麟影响。李氏又说岑作“莺啭”一句似软弱无力，“星初落”三字未衬“花迎剑佩”一联。这的确有理，盖此二句扣“早”着笔，而第二句却写暮春莺啭，使“早”之意味减退，又使全诗的堂皇色彩变淡，故李氏说第二句“似馁”；“花迎”一联写花朵迎接着佩剑的官员，柳条吹动旗帜而露水未干，但岑作却用了星刚隐落的寂寥景象作衬，衬不起官员的飒爽雄姿。此二点俱为前人所未道。对于王维诗，李氏谓其“翠云裘”、“冕旒”、“衮龙”等衣色语“似叠矣”，这是受顾磷“用衣服字太多耳”及胡应麟“至‘冕旒’‘龙衮”’之犯，断不能为词”意见的影响。惟此诗虽多用衣色词，但层次各有不同，“翠云裘”是写皇帝视朝的御衣，“冕旒”是皇帝的朝冠，“衮龙”是龙袍上的衮龙，虽然都可象征皇帝，但“翠云裘”句是写女官刚把翠裘送来皇上视朝，扣“早”字；而“冕旒”句是写各国官员来朝拜，乃朝见情境；“衮龙”句是写香烟似浮起龙袍上的衮龙，乃朝见之景色，对象、层次、词义俱有不同，不至于犯叠。至于杜诗，李氏谓“五夜漏声催晓箭”一句，“既日‘五夜’，则似不当言晓”，此说有误，因五更滴漏之声，催促晓箭出来，正说明时间的转移，而非“五夜”即“晓”，故并无问题。李氏又谓杜诗“旌旗日暖龙蛇动，宫殿风微燕雀高”联“工则工矣，但于早朝似泛矣”，说未稳，盖杜甫和此诗时，正值唐室平定安史之乱后，肃宗还京，入主大明官，唐室正转危为安，恢复国力之际，故上句表面上是说旌旗上的龙蛇图案在飘动，实际比喻隐退之贤士因为日暖（唐室复兴）而出来辅弼君主。下句则表面上说宫殿檐角有燕雀高飞，实际是指于唐室复盛之际，连燕雀般昔日出身不高的人也可在此圣明之时获得厚遇，可见此联极富深意。最后李氏谓贾诗首句“银烛朝天紫陌长”甚佳，这确是事实，一副早朝时恢宏兴盛之貌活现眼前，而谓其“剑佩声随玉墀步，衣冠身惹御炉香”一联“似松矣”亦颇有见地，盖“剑佩声随”、“衣冠身惹”之构词不够紧密，可各自以二字表达，毋需四字，“声随”、“身惹”两词实可多写一层意思，而且整联
意思不够丰富，与首句相比稍逊。李氏又谓四诗之结句都切凤池，拍合和诗主题，是前人未道的。盖贾诗首唱用“凤池”，扣官署，余三人既是两省僚友，必须就此二字发挥，方缴足和意。那么原唱能否紧扣“凤池”，余三人能否扣合“凤池”之意唱和，就成了四诗分出高下的其中一个标准，李氏能看出此点甚佳。李氏又谓四诗以杜作结得最妙，此论亦富新意，“凤毛”是子承父业之典，贾至父亲贾曾在开元初年曾拜中书舍人，后贾至从玄宗幸蜀，拜起居舍人知制诰，历中书舍人。贾至承家学，与父亲都做过中书舍人，故杜诗结句之妙乃在此。李睟光论得甚有深度，到了后来赵殿成才发表“结句俱用凤池事，惟老杜独别，此其妙处不容掩者也”的议论，已与李氏相隔百多年。
总之，李睟光评语可取处有三：一，四首《早朝》诗的确有优点有微疵，难分高下；二，李氏对诸诗评语有超越前人处，如对岑诗写景未衬合处，对贾作首句之称赏及“剑佩”一联结构松散之见，以及指出四诗归结“凤池”之妙和杜诗以“凤毛”结句最妙等，都是前人所未道。三，李氏评王维诗衣色字略多，虽未摆脱顾磷及胡应麟的影响，惟他对王作只有此点批评，足见他对王维诗甚为称赏。四、论王维诗风李睟光论及王维诗风时谓：
王维诗日：“轻阴阁小雨，深院昼慵开。坐看青苔色，欲上人衣来。”又“人家在仙掌，云气欲生衣。”孟浩然诗：“微云淡河汉，疏雨滴梧桐。”皆佳，而不载本集，可惜。孟诗主于恬淡，而读王维“云气生衣”之句，令人飘飘有凌云想。(316—317)
“轻阴”四句乃王维《书事》诗，“人家”二句是残句，李睟光认为两者都是王维诗，其说来自杨慎的《诗话补遗》。本文采用陈铁民《（王维集校注）》前言》说法，暂不以此二句为王维作。李睟光谓：“读王维‘云气生衣’之句，令人飘飘有凌云想。”暂勿论此二句是否王维作，“令人飘飘有凌云想”确是王维诗（尤其是绝句）的特色。观其《书事》一诗：小雨已停止，天色微阴；深院之门，白日也懒去开启；且看经小雨滋润的青苔，光泽亮丽，绿色映满衣襟，似欲上人衣而来。写绿意充满生机，形象鲜明，余味无穷，诚如洪觉范《天厨禁脔》所云：“含有不尽之意，子由所谓不带声色者也。”李氏评语当指此意。 五、论王维诗对后人影响 《芝峰类说》中也曾将王维诗与宋诗和高丽 诗作比较：
王维诗：“为客黄金尽，还家白发新。”宋唐子西云：“桂玉黄金尽，风尘白发新。”高丽郑圃隐效之日：“游说黄金尽，思归白发生。”此二诗皆不及王维为有味，乃优劣之辨也。
王维句出自<送丘为落第归江东》，原诗日：“怜君不得意，况复柳条春。为客黄金尽，还家白发新。五湖三亩宅，万里一归人。知祢不能荐，羞为献纳臣。”李睟光引两诗作比较，一为宋人唐庚（字子西，1069 -1120）的《次韵强幼安冬日旅舍》：“残岁无多日，此身犹旅人。客情安枕少，天色举杯频。桂玉黄金尽，风尘白发新。异乡梅信远，谁寄一枝春。”另一首是高丽人郑梦周（号圃隐，1337-1392）的《旅怀》：．“水国春光动，天涯客未行。草连千里绿，月共故乡明。游说黄金尽，思归白发生。男儿四方志，不独为功名。”
以唐、郑诗与王维诗比较，确如李氏所言，当以王诗为胜。王诗“为客黄金尽”一句用苏秦说秦王典，《战国策》云：“（苏秦）说秦王，书十上而说不行，黑貂之裘弊，黄金百斤尽。”诗句谓丘为作客京师，黄金（盘缠）已用尽，但如苏秦一样，其说不行，丘为不能登第。但此句之妙在于含有预祝丘为再接再厉而高中之意，因为苏秦后来是成功的，其说得行。这就是李氏说王诗有余味之意。王诗下句“还家白发新”，谓丘为未能中进士，失意颓唐，加上饱历逆旅之苦，故新生白发，同时此句也指出丘为留京时间不短。自首联“怜君不得意，况复柳条春”可知，“柳条春”指第二年春天已到，这说明丘为已两次下第，因为唐代进士试在每年正月初春，二三月间放榜，常有举子落第后不即归乡，留待明年再试。证之历史，《唐才子传》日：“为，嘉兴人。初累举不第，归山读书数年。天宝初，刘单榜进土。”丘为确是累举不第后才中举，长年不第，不得已作还家之计，亦不免白发增生。故此二句其情甚深。就全诗而言，首三句写落第，第四句转入写归及引出落拓之貌，五六句写丘为只身返江东，最后写王维自身，谓可惜自己不能如孔融荐祢衡般推荐丘为。可见，李氏说“为客”联“有味”，除上述用苏秦典之深远喻义（包括丘为下第而盘缠用尽、王维对他再接再厉的祝愿、白发新生、久客京师、多次下第等）之外，亦在于此联接上联之“不得意”，开下联之“归”，章法井然，作者之“怜”及丘为之“不得意”的情感贯穿全篇，余味盎然。
再看唐庚的“桂玉黄金尽，风尘白发新”。前句“桂玉”是“桂玉之地”的简称，指京师，谓在京师盘缠已用尽；后句“风尘”指行旅之苦，谓奔波在外而致白发新生。此诗写年纪老迈，异乡人在京师作客、孤独之苦，情感虽真而限于个人，且“说不行”之意不显，未够王维“为客”句情深；且整联亦未如王诗般以“为客”接上，“还家”连下，故稍欠浑成；加上王诗在前，唐作受其影响而新意无多，故被李睟光评为不及王句有味。至于郑梦周“游说黄金尽，思归白发生”一联，更等而下之。此联上句直用苏秦典，“游说”二字欠精炼，盖“黄金尽”已含“游说”意，因游说而致盘缠用尽，因思归而白发生出，用词亦过于直露。“白发生”亦不及“白发新”意义丰富，盖前者只谓白发生出；而后者是白发新近生出。加上全诗只是写旅居日本未返的思家之感，为一般抒怀，比不上唐庚客老他乡之情深，更比不上王维怜悯挚友不得意又爱莫能助之有味。李氏以是否“有味”（余味情深）作为评三诗优劣的标准，其说甚稳。
王维诗对后世影响深远，模仿其诗或点化其句者甚多，但李睟光对宋人黄庭坚点化王维句的做法甚为不满，认为是“不成语”：
王维诗：“拔剑已断天骄臂，归鞍共饮月支头。”山谷用之日：“幄中已断匈奴臂，军前更饮月支头。”只换“幄中”“军前”四字，而优劣判矣。山谷诗又日：“归鞍悬月支。”则尤不成语矣。
王诗出自《燕支行》，李睟光谓黄庭坚诗句中只换“幄中”、“军前”四字，而优劣已定，观李氏此条末句“尤不成语”四字可知，“优劣判矣”当指王诗优而山谷诗劣。山谷此诗出自《和游景叔月报三捷》，他刻意将王句点化，将“拔剑”改成“幄中”，将“归鞍”改成“军前”，其意应是：在军帐中已能断匈奴之臂，在军前对着将士以月支头颅饮酒。其目的是强调将军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之英明，及加强杀敌立功、炫耀战功的效果。但在幄中而断匈奴之臂较费解，况且前文用“幄中”，读者自会期待下文是识破敌方计谋之类，
接敌人身体部位，实在不自然。
反观王维原句，“拔剑”已断匈奴之臂，鲜明地写出杀敌之快乃在电光火石间，突出将士骁勇，盖拔剑确能断匈奴臂，与幄中断人臂之费解不同，运词自然，胜于山谷点化。至于王维下句“归鞍共饮”亦胜过山谷的“军前更饮”，盖后者只是强调个人英勇形象，前者则既道出杀敌速度快，瞬间已回到马上，也勾勒出与同袍共庆胜利之兴奋形象，再看山谷另一个点化的例子，其《次韵奉送公定》有诗句谓“胜箭洗蹀血，归鞍悬月支”，以“月支”借指“月支头”，但“月支”是国名或民族名，不宜指月支之头，山谷虽想用“悬”字补充其意，但确实有点不成词，故李睟光评为“尤不成语”。总之，李氏评山谷点化此等诗句弱于王维原句的意见是可取的。 六、结论 朝鲜人李睟光评王维诗时，关注的问题有五个方面：格律拗体，是否有袭用，与后人同时诗之比较，诗风，对后人（包括朝鲜人）的影响等，涉及王诗的内容、形式、影响等诸多方面。其中更包括有关王维研究的两个著名公案：是否袭用李嘉佑句，《早朝》诗四家优劣。足见李氏评论面甚广。
不仅如此，李氏诗评颇有富于新意而圆满可取者。如从王维诗中归结出拗体分为“用字平仄之为拗体”、“用律平仄之为拗体”，此看法要到清代才有较明晰的解说；李氏指出王维因长辈身份不会袭用李嘉佑句，论据新而较有说服力；李氏既引中国诗，又引高丽诗以证明王维句较有余味，客观而富有新意；李氏论王维《早朝》诗虽然部分因循旧说，但仍富新意而可取；李氏所提意见部分未稳，但如评王维诗“令人飘飘有凌云想”却深中肯綮。
李睟光十分肯定王维诗的成就和影响，但又敢于批评王维诗，且有理有据，态度客观。而他本人是十六、十七世纪朝鲜极具影响力的人物，其看法及其所代表的朝鲜人赏诗的独到视野，对王维诗的研究起到了补充和发展的作用，富有积极和崭新的意义。
李氏诗评中部分因循中国诗话之见不值得称许，但这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诗学对朝鲜诗学的影响和贡献。同时，李氏解王维诗时采取的条列、印象式的评鉴方式，与中国诗话相类，亦是十六、十七世纪我国诗话对朝鲜人影响的明证。此是李氏诗评所附带的一种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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