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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言的低吟散文
稻田里，只剩下一兜兜的稻草茬，它们孤零零地静穆着，像一行行寂寥的诗句。
原野，似乎想把整个冬天都装进自己的胃里，一并荒芜着，荒芜着……
一、这儿是坟山
夫家在新干县荷浦乡一个叫新居的小村子，这里是一个有着八百多年的古村。我刚嫁过来的时候，那些老屋子、老院子、老樟树都气定神闲地立在那里。村子东西南北用三米多高的围墙围着，四面都有小门。白底的门楣上，写着遒劲有力的黑字，围墙外围，是一排又高又密的竹林，竹林子外面，是一条水渠。
听夫君说，他们村子的老樟树有好多棵，现在，只有堂哥家右侧和机米房旁边的老樟树还在守护着村庄的风水，尽管部分树兜盘根错节地裸露在地面上，甚至有些树兜还有可以容纳一头老水牛的空洞，但这丝毫不影响老樟树的生长，它依然枝繁叶茂。树，是家舍的象征，是村庄的“经幡”，它高过老屋，它可以活过几茬人，它也成了村庄的一枚“看得见乡愁”的大符号。
听堂哥讲，这个村的老祖宗，宋代就在这里开基，我翻阅过堂哥阁楼上那四本厚厚的线装家谱。他们这个刘姓，据家谱上记载，是汉高祖刘邦的后代，从遥远的辽宁朝阳一路辗转迁徙来到江南。
这里，靠近袁河，眼睛望不到的地方，据说是矮矮的小山包，近处，是一望无际的平原。这一点，有点类似我老家的豫东大平原。
这儿是坟山，夫家祖祖辈辈的坟山。
我一直不明白，为何平平整整的一块地，怎么就叫做“山”呢？
请来的道士姓杨，六十多岁，满头白发，正前门的两个金牙，放着寒光。天气冷，他的面部已经没有了表情，脸上的皱纹上下蠕动着，像粗粗的蚯蚓。
这个冬天比去年的冬天更冷一些！
从婆婆断气起，这几天里，杨道士就成了家里这场白喜事的统领了。他说啥，作为长子的我的丈夫，就听啥。
入土安葬，也就是上坟山的日子，大概是杨道士掐指算出来的。其实，我也看了印刷一新的老黄历，那一天，那个时辰，诸事皆宜，确实适宜安葬的。
坟山在村子的西北面，与坍塌的老祠堂离得最近。
和丈夫结婚二十一年，因为早十多年工作忙，我们只是春节回家打个转，每一次也就是三、五天。这几天里，要杀鸡宰鹅，要准备年货，还要走亲戚，那时，我的公婆身体安好，真没去过夫家祖辈的坟山。
有一次，我和婆婆从老祠堂经过，我下意识地往西北方向一瞧，在一片稻田里，有黑压压的影子，感觉那里好像有一片低矮的建筑。我充满好奇向婆婆询问，她支支吾吾，话语里好像有点避讳，我也知趣地转移话题。
晚上，躺在婆婆为我们准备的三层新的大床上，我又禁不住小声问丈夫，他说是他们这一房的坟山。那一次，我知道了“坟山”这个新名词，也知道了丈夫他们这一房祖宗最后的归宿地。
三年前，公公去世，我第一次走进这个神秘而阴森的地方，这里，远远望去，墓碑重重叠叠、前前后后、高高低低，它们聚拢着，就像在人世间一样，一起吃团圆饭，一起聚在老祠堂里聊天，一起站在“家”门口等待。
公公的坟地，是风水先生看过的，前面好远的地方是一条河，风水先生说，前面宽敞，自古有“山主富贵水主财源”，这里是可遇不可求的“天财穴”。
那一次，我双脚踏进坟山的时候，没有了平常的胆怯，有的是悲伤，是好奇。
公公右边，用散落的红砖圈了一个圈，即使不问，我心里也清楚，那块只有圆桌一般大的地方，不久的将来，我的婆婆也将在这里安歇，成为这片土地上的一枚庄重的印章。
天上一颗星，地上一个丁，世间一个人，地下一方穴。
二、千里归家
公公过世前，他和婆婆千里迢迢从云南大叔子家回来，在我家住了一段时间。那段时间，是丈夫最开心的日子，自从公婆苦心供养大儿子，也就是我的丈夫，经过十年寒窗苦读考上学堂，成为一个“干工作”的体面人之后，他与故乡相聚的时间，少之又少了。
早在十八年前，我们还住在老基地的时候，身体一向欠安的公公，费了好大的力气，到了我家，并在那小住了一段时间。那一趟，他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到家，见到左邻右舍，很是满足地向他们陈述道，他终于知道他家大崽住到哪个地方了。
后来，婆婆说，你爸那一趟来得不容易，可不让他来，真不行，他要看看你们的新家。言下之意，即便哪一天他合上了眼，他知道我们都安居在何处，他放心。
那一次，他还拿起一个生锈的镐头，在我家前面的空地上种了几株木芙蓉；那一次，他让我们给他在单位的大牌子前留了影；那一次，每每坐着单位的大客车出门，他尽量挺直摔坏了的腰身；那一次，他带来的自己种的黑豆子，我们吃了好长一段时间才吃完；那一次，他还带来了六只土鸡，说是给我补身体。
再以后，每次我们春节回家，想带他到城里走走看看时，他说，城里面，我也去过了，也看过了，你们干工作都忙得很，在乡下挺自在的。
后来，他和婆婆去了云南大叔子那里，一住就是几年，再后来，公公患上了可怕的“老年痴呆症”。
再后来，叶落归根，他们一路风尘从云南回来，为了照顾方便，没有直接回老家，和我们一起住。住了不到两年，他天天像小孩子一样，闹着回去，他说他大哥喊他劈柴呢，他妈妈喊他吃饭呢，从我家回到老家整整一百天，公公就长眠坟山了。
第二年的农历二月初二，我去一个古村采风，照例买了几十个福饼回来，那是公公爱吃的福饼。头一年，我清楚地记得，我把福饼递到公公手中（严重的眼疾，已经把公公仅有的一点光明给剥夺了），他眯着眼，蠕动着嘴巴，说着一些不着边际的傻话，摇头晃脑地吃着福饼，像极了孩童。都说“老换小，老换小”，真是如此。
公公走后，我又情不自禁地买上一袋子福饼，坐在我家客厅发呆，把福饼捧在手里，泪水吧嗒吧嗒往下流。再好吃的福饼，我的公公也吃不到了。
一片幽情冷处浓！
因为冬天阴冷，大叔子把婆婆接到了四季如春的云南。一去就是两年多，这两年多，牵挂老人，我们只能靠电话慰藉心灵。
冬至日，为公公添坟加土的当天，接到弟媳妇的电话，说八旬的婆婆身体不行了，要回来。当丈夫在一棵柚子树下接到这个电话的时候，他的脸色格外沉重。
因为忙着干工作，丈夫一直觉得愧对父母的养育之恩，他曾经说过，等他退休了，他要好好把母亲接到新家来，好好服侍母亲，把曾经失去的担当和孝道都捡回来。其实，大多数的情况下，“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孝亲，不能等，等不得呀。
千里之外的云南，我的叔子、弟媳、妹妹、妹夫都一起坐车、陪着奄奄一息的老母亲，马不停蹄地往家赶，他们只想把母亲最后的愿望实现，那就是叶落归根，与公公一起长眠在那个叫新居的小村子的泥土里。
弟媳说，一路上，已经几天滴水不进的老母亲，不停地问话：到了哪里，又到了哪里。当车子经过湖南地界时，婆婆似乎格外安静和欣喜。婆婆是湖南邵东人，车子到了湖南，就意味着离她的“娘家”不远了，也意味着离那个“家”不远了。
当年，因为信奉“江西是个好地方”，婆婆也是隔山隔水从湖南嫁到江西。都说女人是“油菜籽命”，落到哪里都是家。那时，她是一个玉净花明的女子，带着满心的憧憬，开启幸福的新生活。现在，她又一次从湖南回到江西，这一次，她是要满足心里的一个愿望，回来，回来，回来，好长眠于此，陪伴着和自己含辛茹苦、风雨同舟的那个人。
这跋山涉水的回家之路，悲壮。
一个个焦虑的电话打过去，一个个情况紧急的电话传过来，心，紧张得生疼。
与此同时，我和丈夫起个大早开车回家，一路上，我们的心都揪得难受，生怕离家越来越近的老母亲，万一“搁”在了路上，那可怎么办。
回到家，我们把厨房里的锅碗瓢盆洗净，到柜子里翻找着被褥，临时铺好两张床，把电灯修好，把早两年请木工打的一个“火箱”收拾好，把电源接好，等一会，婆婆一回来，可以直接睡在火箱上，用火箱的温暖来接济和帮衬她羸弱的身体。
我和夫君站在几近落寞的老屋里，眼泪在眼眶里直打转。
后院的空地上，婆婆在家时种的几棵月季，虽没有开花，倒还能吐着枝芽，婆婆原来喂鸡的红色塑料盆还在那里，里面长满了青苔，两个长长的丝瓜络，因为风吹雨淋，周身显着无尽的暮色。
又一个询问电话打过去，车过株洲了，听弟媳说，老母亲的精神好了一些，又过了一会儿，车过新余了，再然后，车子已经走到荷浦乡中学了，我们惴惴不安的心，才稍稍放下了。
小叔子七座的面包车开过来了，我和丈夫连忙跑过去，拉开车门，在车里寻找老母亲。老妈瘦了，脸色蜡黄，千里迢迢的回家之路，两天两夜的“征程”，即便是一个健康的人都顶不住，何况她是一个病情严重的八旬老人。她的腿已经不会抬动了，她十分艰难地蠕动着，希望借助我们的搀扶，她自己下车，可试了两次，她已经没有能力了。我和丈夫连忙架着她，她一步一步挪动着，挪动着，慢慢挪动着，双脚在“数”着地上的一寸寸的距离。
这千里遥远的回家之路，老妈，你熬过来了，我知道，你的心中，一定有一个坚实的信念在支撑着你。支撑着你，一定要回到老家。
三、婆媳的情分
二十二年前的那个冬天，我第一次回婆家，因为车子不方便，到了县汽车站，没有回家的车子了。那时还是未婚夫的他，向县里的一个同学借了辆自行车回家。那时，还没修大桥，回家要坐渡船，由于时间太久远，我已经不记得是不是最后一班渡船，只记得那时的赣江，江面出奇地宽阔。
只记得，我当时由于羞涩，希望他骑车慢一点，再慢一点，最好趁着夜色回到婆家。身旁，是一望无际的油菜地，是葱郁的桔子树。这个格外陌生的地方，对我来说，一切都是新奇。
傍晚时分，终于如我所愿到了家，见到了未来的婆婆。她那时不到六十岁，剪着短发，面容白皙，做事麻利。为了怕我冷，她把一个新火盆烧得旺旺的，放在我脚边。第二天，她还为我包了北方人爱吃的饺子。
要知道，二十多年前，到集市上买个面粉，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要知道，这顿饺子的饺子皮，是婆婆用啤酒瓶一个个吃力地擀出来的；要知道，婆婆为了这顿热气腾腾的饺子，张罗了大半天。
可能不适宜新的环境，在这节骨眼上，我感冒了。婆婆为我熬了葱姜水和橙子叶水，她和我讲话不多，但出出进进做的事情，好像都是在为我忙乎着。
一年后，我结婚了，真正意义上的回家了。那一次搬了新家，婆婆把三层新的床铺收拾得很是喜庆。床头上、五斗桌上，镜子上，她都请人剪了红红的囍字。那时，即便是手头拮据，作为父母，他们倾其所有，就是希望把儿女的结婚大事，办得圆圆满满，漂漂亮亮的。
有一天早上，她听说我半夜做了噩梦，第二天，还将一把剪刀放在我枕头底下辟邪，早晨起来，发现我的脑门上，还放着一小片红纸，这些，都是婆婆默默做的，她希望我们，她的子孙，都好，都好。
我的思绪，一直非常愿意回忆那一段好时光：那是公公走后的第一年过春节，我们回家过年，婆婆很是高兴，她的眼睛里一直藏着掩饰不住的喜悦。她早早地备好年货，早早地把我们的床铺收拾好。那时，丈夫在压水井边上拔着鸭毛，我和孩子爬到木楼梯上贴春联，婆婆围着火盆烤火，家里养的几只鸡鸭，头顶上系着红毛线，腿上缠着黑布条（做记号）在屋里屋外跑来跑去。那个温馨的场面，我一直都忘不了，也最愿意回忆那属于我们老百姓的幸福时光。
婆婆出身在湖南邵东一个大户人家，据说，当年她和姐姐都读过财会专科学院，再后来，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辞去了工作，下嫁到江西。她知书达理，是一个非常能干的人。
婆婆一辈子不喜欢麻烦人，有一次，婆婆到楼顶上晒芝麻，摔倒了，摔伤了手臂，真的成了“能说不能行”的人了，只有那一次，她才麻烦过我。
那一次，丈夫正在外地的一个项目上，加班加点赶着一个工程，实在是不能抽身回来。接到电话的时候，我正好从南昌培训回来，马上带着家里仅有的一本存折往婆家县城的中医院赶。此时，我要在手术知情同意书上签字，这也是我第一次签这样的字，看着婆婆推进手术台，眼泪瞬间流下来了，第一次，我瞬间觉得身上的责任重大；第一次，我觉得“儿行千里母无助”的现状；第一次，我觉得生命的脆弱和顽强……
四、离别，也是永远的别离
今年的冬天，真的有些冷！
我请的假期有限，不得不匆匆赶回来上班，丈夫留下来守着老母亲。
她已经一周没吃东西了，连喝水都是只能用小勺送到嘴巴里，满身的疼痛，折磨着老人，她一天到晚闭着眼，一呼一吸都是如此困难，她像一个疲惫至极的旅人，经过了漫长的八十年的生命跋涉，她要回“家”了。
丈夫和亲人们都很纠结，现在，在这节骨眼上，即便是高明的医生已经回天无术了，在云南，医生都已经提出放弃治疗了，现在再送到县医院，万一在医院病逝，多不好。
按乡村的风俗，是不能再把人弄回家里设灵棚的，据说，如果是在外面断气的，只能把老人放在村子外面。这些，都是婆婆生前不愿意的。
在家里等到断气，又于心不忍。只好请来乡里的医生，打止疼针，以缓解老人的痛苦，又过了四天，这个一定要回家的老人，我的婆婆，还是静静地，缓缓地，永远地走了。
白烛、钱纸、鞭炮、供香、白布、贡酒、花圈、唢呐、登仙楼……我们用宽慰自己的、又非常无用的方式，尽量把一个老人的一生，安排得圆满一些。
那一次婆婆摔伤，她的锁骨处，装了个人造的关节，当时，为了怕老母亲再受一回罪，我嘱托医生要用最好的，不要再取出来的那种。听弟媳说，在回来的车上，老母亲已经交待，火葬后，一定要把这个不锈钢零件拿出来。
当老母亲跨过几百度的火焰山，成了一堆白骨时，我们在里面找到了那个小零件。此时，空气都凝固了。此时，当我们把那个烧得发白的不锈钢零件捡出来时，个个心如刀割。
要知道，这个伤残的手臂，痊愈后，一直都没有闲着过，这只手，忙着把家里的里里外外都打扫干净，等着孩子们回家；这只手，拿着菜刀，一上一下砍着骨头时，剁着肉馅，为子孙烹制着美食；这只手，把菜园里的大青菜连根带兜取回家，用红纸包好带着泥巴的大青菜，迎春接福，祈求一家老小平平安安；这只手，挎着重重的菜篮，一遍一遍从集市上买来年货；这只手，拿着铁锨，为一棵棕榈树培土施肥，这棵树，是她半个多世纪前，从湖南老家带到江西的；这只手，诚惶诚恐地按下手机键，给儿孙打一个又一个报喜不报忧的亲情电话……
按说，年过八旬，也算是白喜事了，可三年来，公公婆婆相继离开，让这个原本温暖的家，有点不像家了。
“家里有烫好的老酒，家里有炖好的热菜，家里有烧热的炕头，家里有摆好的碗筷……父母在，家就在，家把儿女聚起来。”我心里明白，没有了父母的家，只能算是个房子，不能称之为“家”了。以后，没有父母的家，兄弟姐妹只能以亲戚关系来往了，家里，再也没有“主心骨”了。以后，逢年过节，这个叫“新居”的村子，再也没有人，翘首再翘首，焦急再焦急，期盼再期盼，等着我们回家了。
穿着白白的孝衣，我深一脚浅一脚，扶着棺木，半寸也不敢丢手，此刻，我和老母亲只有一板之隔，哎，只有一板之隔了。
当杨道士指着公公旁边的那个用砖块圈好的地方，指令我丈夫用镐头挖第一镐泥土时，天空肃杀，旁边的墓碑阴冷。作为大儿媳妇，我要抓一把坟山上的泥土回家。在管事人的引导下，我燃上一支香，将一把土放到红纸上，握紧在手心里，头也不回地往家的方向走。
一步一步，我和老母亲的距离在一寸寸地拉长，这距离，是生与死的距离。再一次觉得，此时此刻，我脚下走过的这条路，今天，要多漫长就有多漫长。
听管事的人讲，供香，要一直不能熄灭，回家就放到灶膛里，意味着香火不断。泥巴，要连着红纸，一起放到鸡笼里，意味着五牲六畜都兴旺。
此时，我穿着高筒雨鞋，走在弯弯曲曲的田埂上，然后再走机耕小道。前几天下了雨，很深的泥巴路，我头也不回地离开了坟山。
这条路，自从公公去世后，我们清明节和冬至都是要走几趟的。前年的清明节，给公公添坟，本来不想让婆婆去的，怕她难受，可她执意要去。那一次，我们扛着镐，篮子里放着鱼肉、竹笋、钱纸、鞭炮和香烛。婆婆木然地站在那里，我生怕她看到给她预留的坟山难过。那时，她花白的头发被风吹起，她昏花的眼神已经没有了光彩，她颤巍巍地用一个长把雨伞当拐杖，她艰难地支撑着身子……祭祀结束，婆婆走在我前面，看着她一步一步吃力地走回家，我理解了“风烛残年”的真正含义。
这一次，我又一步一步从坟山回来，我的婆婆，再也不能走在我前面了，每走一步，我和婆婆的距离就远了一寸，每走一步，我觉得地下的沉吟，越来越微弱，微弱到最后，是单薄，是无助，是寂寥，是安静，是无声，是息止……
维桑与梓，必恭敬止！
我的背后，是残酷的死亡，我的手中，一支供香，一包泥土，又是期盼着新的生命延续。
当我将香火放到灶膛里、把泥土放到鸡笼里之后，堂嫂要我跪在地上敬酒，说马上要接灵位了。我看到木盆上放着一个织布用的“竹箸”，竹箸上，放着一双婆婆的新棉鞋，一个木凳子上放着三个酒杯，每个酒杯里有一小块肉，当妹妹捧着用绿色的纸张，写着黑色大字的灵位，把堂屋门口的一块瓦片踩烂时，我的任务就是毕恭毕敬地接着灵位。然后，堂嫂用牙签喂了我一小块肉，告诉我，一定要说：妈妈，吃肉，妈妈，住新屋。再然后，叫我退着走，退到后面，我这才明白过来，原来，早已经准备好的纸扎的“登仙楼”，已经摆在了堂屋里，我的使命是端着灵位，把婆婆的灵位放到登仙楼里，给老母亲住新屋。
这个三层高的登仙楼，墙壁上印了六个空调，十多个丫鬟小姐也在其中，院子里面有鲜花，人世间所需要的一切，都奢侈地呈现在上面。可这些，都是一种心理上的无用安慰。吃了一辈子苦的母亲，在世时，别说用六台空调了，即便是电风扇和取暖器，都有点心疼钱，都十二分地舍不得。
活着，带着这个世界赋予我们的破裂和苦难，去生活，去拼搏，去奋斗，用残损的手掌，抚平人世间的所有创伤，真心迎接着一个又一个属于老百姓的小幸福。操劳、生病、住院、去世，把属于自己的一山一水，一朝一夕，安静地走完……再然后，安歇，长长久久地安歇，在地下，在冰冷的地下。
稻田里，只剩下一兜兜的稻草茬，它们孤零零地静穆着，就是一行行寂寥的诗句。它们陪着坟山，陪着永逝的亲人，使命重大。
原野，似乎想把整个冬天都装进自己的胃里，好一并荒芜着，荒芜着。它们也把人世间凄楚的心，一并荒芜着。
盘旋在冬日原野上空的，是那心尖上的疼痛，是那无言的低吟，即便如泣如诉，埋葬在地下的亲人，也真的听不到了，听不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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