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照我最早知晓的地方散文
前些时我去山东省日照市旅游了几天，目之所及感到十分震惊，以前在黑龙江兵团时接触过很多日照人，只听说日照是一个很不起眼的穷县，而如今的日照却是宽敞的马路，川流不息的汽车，多个美丽的海边广场，加上花前月下一个个时髦帅气靓丽的姑娘小伙儿们——日照已完全是一座新兴的现代化城市了。
44年前的1970年3月，当时作为北京知青，我还在黑龙江省富锦县兵团一个团的武装连，当时正是我国与苏修（前苏联）关系紧张时期，正处于“提高警惕，准备打仗”的关口。命运却第一次关顾了我，我父亲本来是“小业主”，我的出身却被认为是“资本家”，上山下乡之际，我竟被阴差阳错地分配到了团部的武装连。
武装连的武器并不先进，却一人发了一条枪，50发子弹。作为战士，我背的是一支43式步骑枪，就是拉枪栓的那种一次压五发子弹的步枪，枪身上的枪号是3946。正副排长及正副班长发的都是43式铁把冲锋枪。
由于刚刚中苏珍宝岛事件不久，中苏发生大规模武装冲突的可能性是极大的。也正是基于此，我们这些不到20岁的满怀着青春理想的青年男女，也就都做好了为保卫祖国而英勇献身的准备。所以，1969年秋至1970年春，我们武装连进行了严格的军事训练——在零下20多度的严寒下，我们每天在雪地里进行队列、射击、投弹、刺杀等的严格训练。直至天暖和后，武装连就分为大小工，担当起了整个团部的基建任务。
此外，由于武装连人手一枪，我们也就担当起了团里看押犯人的任务。我们武装连在团部的`北边，于是就在我们集体宿舍的中部北侧腾出一间屋子，作为羁押犯人的处所，屋外设一个岗哨。白天是上下午各设一岗，负责押着犯人到全连各处去干杂活儿，晚上就一小时一换地在屋外站岗。大约全连是3天轮遍一次。
有一天，团部保卫部门送来两个“犯人”，一个个子不高，瘦小枯干的，但显得很精干。一个中上等个子，身体浑圆宽厚，长着一张菱角鲜明的四方脸，一双眼睛透出一股咄咄逼人桀骜不驯的目光。他俩就是日照人。我心里管那个壮的叫大汉，瘦的叫瘦子，瘦的我忘了姓什么，壮的姓孙，28岁。团部来人介绍说，此二人是盲流，曾送回日照，却又跑了回来，因为国际形势紧张，所以让武装连看押。
我当时才刚刚17岁，不懂什么是盲流，别人告诉我，盲流就是没有当地户口，从外地来此投亲靠友的，说白了，就是因为当地太穷，来东北吃顿饱饭而已。以今天的眼光看，当时我们团对他们实在是不友好，竟把他们当做了坏分子羁押起来。其实，他们就是如今的农民工而已。
当时的“犯人”也就他们两个，起先我轮到过两个白天的半天站岗，用枪押着他们到连队北边的猪号去让他们劈柴，烧猪食。他俩干活儿绝对是一把好手，尤其是那个“孙大汉”，抡起两手拿的大斧子就像拿着个玩具，每劈下一斧嘴里还用力吼一声“嗨”，斧到之处，所有的树桩都变成了劈柴。
那时候的兵团是很不尊重人权的，他们二人被戴上了手铐和脚镣，手铐只有在他们干活儿的时候才给摘下来，而脚镣现在只有判了死刑的人才给戴。由于我看押他们觉得无聊，便与他们攀谈了起来。聊天中我知晓，他们都是日照县纯粹的农民，兄弟姐妹都是好几个，在家只有一年到头的在村里集体出工，年底才可分到少得可怜的收入。由于1959年山东省组织了一批支边青年到东北的农场，所以他们才不远几千里从日照县来投奔他们的当家子哥哥。在团里，他们替人割豆子、掰棒子、脱坯盖房、到草甸子里打草，专干最苦最累的活儿，可团里还是不能容忍他们，把他们当做坏人看押起来。
我记得，那时的犯人一顿饭就给一碗菜、两个馒头，其实他们干那么重的活儿，根本就不够。于是我就在我当班的时候用棉大衣偷偷给他们揣去几个馒头，看看左右无人，他们都是三下五除二转瞬就下肚了。看到此，我的心里总觉得不好受。
一次，“孙大汉”撩起他的脚镣让我看，我看到，脚镣的铁圈已经把他的脚腕子磨破了，加之大冬天的，又疼又冰，很不好受。虽然铁圈上已经缠绕了一层旧衣，但他还是想多缠绕几层，以减少痛苦。于是我下次站岗时帮他们找了两件破衣服，并打开脚镣的锁，让他们把破衣服撕开缠在铁圈内。看到他们感谢的表情，我的心里一阵酸涩。
一日,赶上我站凌晨3点到4点的岗，由于宿舍走廊东西长五六十米，南北长十来米，早春天气十分寒冷，我伸头向羁押室看看，羁押室东边半边屋子是个上下床，他们睡在靠东南的一边，于是我就在走廊里东西来回的走动起来，这样脚不会冻僵。一小时后换岗的换了我，我回屋后，刚钻进被窝要继续睡觉，突然带班的王班长推门进来，他急切地问我：“犯人跑了，你知道吗？”
我一听，脑子“嗡”地一声，顿时懵了，忙穿衣起来，迅速跑到羁押室一看，立刻就愣了。只见两副手铐脚镣被随便地扔在地上，手铐大概是用钉子拨开的，脚镣铁圈上原来缠绕着的破衣服全部拆掉，由于原来为避免磨伤而缠得挺厚，一拿去破衣服，整个铁圈就显得很松快了，犯人正好像脱掉鞋子一样把双脚褪了出来。北窗的一块玻璃被起了下来，那是他们早已经弄好、又虚搁在那里的，竟然谁也没有发觉。“犯人”们是顺着这里钻出去逃走了。他们这真可算是“智能谋”了吧。
我的脑子完全成了一片空白，既气又怕。
连长、指导员马上来到连里，迅速向团里汇报，团里马上做出指示，迅速出击，进行抓捕。于是汽车连马上派来几辆大卡车，我们连的五个排迅速坐上卡车，朝着他们可能去的亲朋好友处四处搜寻起来。
说实话，当时没把我的肺气炸了，我百思而不得其解，明明我是冒着阶级立场不分明，同情坏分子的罪名力所能及地帮助了他们，而他们却偏偏利用了我的好心和善良，在我站岗的时候逃之夭夭，把我陷于万劫不复的困境。说实话，追捕的时候我如果要是见到他们，我肯定会毫不犹豫地开枪的，那时是可以开枪的，他们肯定是凶多吉少。因为在此后不久举行的实弹打靶中，我3枪打了29环。
经过几天的在大卡车上又冷又饿的劳顿之后，我们始终未获得一丝那两个“犯人”的消息，后来团里来了指示：“鉴于他们就是两个盲流，危害性不大，此事就此结束吧，但一定要吸取教训，决不能再犯！”
说实话，此事出了以后，我“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因为别人即便是不说什么，作为我也深感自惭。武装连完全是按着军队的管理要求的，在当时，那两个“犯人”终究是在我的枪下逃跑的。
44年过去，弹指一挥间，真是“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我再也没有见过他俩。也许他们去了远离团部几十里、百十里的农业连队，也许他们早已回归了日照故里。我为他们庆幸，当年他们竟然躲过了那许多喷着无知怒火枪口的追杀，如果真被谁打中，那对他们乃至他们的家都是悲剧；当时未曾相遇，对于我来说，也免去了当我完全明白道理过后，会一生都被心中的内疚折磨的过程。
想来“孙大汉”和瘦子的儿女也应该40挂零了，孙子也起码十五六岁了，如今的他们以及他们的儿孙早已跳出了那个扭曲和苦难的年代，不管如今他们在哪里，一定都在全新的环境中，幸福地安度着晚年。
我想，一定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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