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的隐疾散文

乡村的隐疾散文

　　初进这个村庄，正逢乡村集会。宽敞的主干道上琳琅满目的商品和熙熙攘攘的人群，让我感受到了一种乡村特有的繁华。街道两旁的房屋，很多都是高门大院。有些房子建设得很气派，甚至像城里的小别墅。这和我从书面上得来的贫困村的印象并不相符。经过了解，我知道这个曾经的贫困村经过几年的精准扶贫，已经大大改变了原有的面貌，人均年收入也大大增加。经过硬化的乡村公路，宽阔的体育广场，文化大院，让这个平原上的村庄显得洁净、富裕、文明。但几天的走访，还是让我看到了这个村庄繁华背后的贫困与苦难。

　　亢许吉和老伴是村中典型的空巢老人。走进他们家时，亢许吉老人就在门口的一个破沙发上坐着。长年的辛劳在他脸上留下了深深的印痕，六十多岁的他比同龄的城市人要苍老得多。我从他脸上不光看到了深深的皱纹，还看到了一种迟滞和呆顿。陪同的村干部说他在前几年得了脑出血，留下了后遗症。不过他在语言表达上并没有障碍。我同他交谈，得知他有两个女儿，都已经出嫁。他的老伴也有病，无力种地。原来三亩多的地，流转给了村人种植苗木，能够得到不多的费用。都有病在身的他们更无力去打工。那收入微薄的他们怎么养活自己？老人说他们主要是靠嫁到外村的女儿接济。女儿送来粮食，他们就在自己的院子里种了些蔬菜。我们来之前，老人就在种菜。我在院子的一个角落里果然看到了几棵刚种上的菜。因为身体不好，种了这不多的菜，老人就到门口坐下来休息。不过，院子里其他蔬菜生长得都郁郁葱葱。这应该还是他们力所能及的。他们几乎都用蔬菜完成了自己庭院的绿化。相较于旁边贴着瓷砖的光鲜的房子，他们露着红砖的房子虽然显得有些寒伧，但这满院子的绿还是让这个家显得生机勃勃。

　　亢许吉小学毕业，没有学过什么技术，过去主要靠种地养活一家，也打小工帮别人盖过房子。他并没有出过远门，去过最远的城市就是焦作。他年轻时候去过焦作，为了拉煤。之所以跑那么远去拉煤，主要是因为在焦作的煤矿上直接拉，要比在外面拉便宜。他说那时天不明他就拉着平车出发，晚上才能到家。而这样累死累活一天，拉着煤走几十公里的路，只是为了省点钱。对于许多农民来说，节省也许是比挣钱更重要的本领。靠着这本领和辛苦劳作，他养活了一家人，还供小女儿读到了高中。如今他丧失了劳动能力，依然节省，保持着最低的物质需求。他说自己平常不买什么，也不去镇上，村里的集会一般也不去。对于眼前的生活，老人说没有什么感到不足。女儿曾说过带他们二老去洛阳看牡丹，他也说不去。对于城市，他觉得也只是房子高些，没什么可看的。最后我问起他的愿望，他说希望家里都能够吃饱穿暖。这是个并不高甚至是有些卑微的愿望。当人们都已经开始追求吃饱穿暖之后的生活时，他的愿望仍然停留在那里。

　　但我还是在一个墙壁上发现了一个他没有说出来的隐秘。上面歪七扭八地写着耶稣等人的名字。我最初看到以为是小孩子的涂鸭，但后来又想到小孩子不会去写这样的内容。我问了一下，知道他的确信基督，家人也信。他现在每周去一次附近村子的教会。在他们有限的出行中，教会成为一个重要的地点。也许教会是他认识外面世界的一个窗户，是他跟人交流的一个平台，也成为他贫穷单调生活的一种慰藉。当然，对他来说，那也许是一个更高的精神空间，有了这种信仰，才能够坦然面对和度过这种生活。作为一个非宗教信徒，这只能成为我的猜测。我在村子里还遇到过一个年老的信徒。她患有股骨头坏死，无法干重活，行走也多有不便。帮她家干活后，她让我们去喝水，我在屋子里发现了她的信仰。她总结自己的信仰生活，概括就是要人知道什么能干，什么不能干，要人行善做好事。从她的话语中，我觉得她应该不仅仅是因为患病才选择信仰来寄托的。近年来中国乡村基督教信仰人数的猛增，原因应该是比较复杂的。

　　我们随后去的另一家，房子比亢许吉家还要老，还要旧。这家的女主人今年六十岁，患有糖尿病和多种疾病，有些是糖尿病引起的并发症，行走不便，生活不能完全自理。她说自己每年都要住上几次医院，且时间都不短。我们到她家时，她刚从医院回来没多久。她的丈夫和儿子都在家里。我们说起她的疾病，她说因为自己的病，丈夫没法离家去打工，儿子打工挣的钱基本上都给她当了医疗费。而有些让我吃惊的是，虽然患病多年，他们的医疗知识却很是缺乏，女主人平常也并不测量血糖。

　　她的儿子也在，我们交谈起来。他1982年出生，一米八多的个子，看起来高大帅气。问起他的工作，说是在郑州打工，架设通讯线路。由于没有学历，也没有技术，只能靠出死力气吃饭。今年受经济大环境影响，他打工的地方没有活，他已经在家歇了几个月了。他是小学毕业，初中没上几天就不上了。随后他说起他们村同龄人中，没有一个上高中或中专的，甚至初中上完的都很少时，而他们很多都在外打工，基本上都干的是力气活。这让几乎与他同龄的我有些吃惊。人们总是喜欢用八零后这个词语来称谓这一代人，好像这一代人都是相似的，可以以出生年代统一命名，但他们的确是不同的。村子里的这样一群八零后，就与城市中长大的八零后如此不同。在城市里长大的孩子应该是无法完全懂得他们的，虽然他们现在也大多都在城市打工，和城里的孩子同在一片天空下。城乡的差距有时比年龄的代沟对人的影响更大。最后，我问起他成家没有时，他说还没有。我也没有多问，看着这家徒四壁，似乎可以想到原因，但又不完全知道，他应该也有一番自己的故事。

　　从他家低矮的大门走出来，陪我一同走访的村干部和我说：“在农村，有时候一个人得病丧失了劳动力，整个家庭都会陷入困境。”如果说我之前还不太相信的话，在走访了这一家之后，这句话在我心里就像成为了一句咒语，一句保障机制不健全的乡村所念出的咒语。

　　在另一个走访的家庭里，这句话同样应验。只是这个家里很长时间都至少有两个病人。这家的女主人告诉我，男主人刚去世几个月。而在这之前，他因脑梗瘫痪在床十几年。女主人叫他“黑孩”，应该是他的小名。前几年她的儿子也得了脑梗，家里一下有两个病人要伺候，还有一个八十多岁的老公公要照料。儿媳看见这种情况，离开了这个家，回了娘家。家里让人去叫她回来，好说歹说，她为了孩子同意不离婚，但怎么也不愿意踏进这个家门。女主人在讲述时，并没有流露出太多对儿媳的不满。她说那时候家里谁来看到这种情况，面对这几个病人，都会受不了的。好在，她的女儿很孝顺，女婿也不错，一直接济他们。家里临街的两间新房子就是女婿帮忙给盖起来的。她把房子出租，多少能有点收入。但这种帮助也是有限的。他们住的屋子原本也要盖起来，但却只建了墙壁，房顶始终都没有盖起来，直到现在，房顶仍然是用钢瓦，实际上是一层铁皮覆盖。看着这宽大的屋子上薄薄的铁皮，我感到了一种苍凉的无奈。女主人最后说到儿子现在虽然还不能去打工，但在逐渐恢复。儿媳今年过年还来过家里一次。从她的语气里，感到她似乎这样已经很满足了，暂时还不敢对儿媳有太多太高的期望。虽然她之前说起儿媳时，说她和儿子是自由恋爱结婚的，他们的感情原来很好。

　　接着走访的刘大珍家，也是让我着实揪心的一家。从高大亮堂的大门进入刘家后，他们居住房间的低矮与陈旧，里面陈设的简陋都超出了我们的预料，这种对比太过强烈了。我们走进屋里时，刘大珍的女儿正在灶台做饭，向我们介绍了刘大珍老人的情况。刘大珍老人年轻时，在村里当过很多年的乡村赤脚医生。陪我们同去的村干部说自己小时就吃过老人发的预防小儿麻痹的糖丸。老人年轻时很能干，除了给人看病，还照顾老人，抚育子女，为一家子操心。她特别重视子女教育，也颇有成效：大儿子读了大学，二儿子读了师范，最小的女儿读了卫校。这样的家庭在当时村里来说，也是不多的。女儿介绍，老人的大儿子最聪明，读的是长沙的一所有名的大学，但因病中途休学，后又在家里寻了短见。这给了老人很大的打击，不久后她就中风卧病在床。女儿读了卫校，但没有从医。因为母亲需要人照顾，她的二儿子在外教书，重担就落在了女儿身上。她把从卫校学到的知识都用在照顾母亲上。老人八十年代卧床后，她就在身边照料，一直到现在。刚开始，老人的情况还不错。但2005年，老人又得了脑梗，半身瘫痪，不会说话。近几年，老人又患上了老年痴呆症，不认识人了，吃喝拉撒都不能自理。女儿说老人的高寿，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她懂得一些医学知识，对她疾病的护理比较到位，有情况都能够及时就医。在听老人女儿说话时，我仔细察看了家里的摆设，小时候见过的粗笨的灶台，陈旧的像蒙着一层灰尘的桌椅，生锈的铁制品，都让人感觉像是回到了八十年代。也许自老人残疾后，这个家庭的房子和摆设就没有怎么翻新或更新过。房子后墙上有一道不小的裂缝，缝隙里有光透过。虽然开着灯，屋子整体却都被一种灰暗笼罩着。这种灰暗来自那些陈旧的桌椅和灶台，也来自地上的灰尘，还来自生病老人所带来的那种沉重的气氛。我仔细询问了老人女儿家庭收入情况，得知她的丈夫在村子周边当建筑工，给人盖房，垒墙刷屋，一年能有一万多点的收入。家里的几分地转包给了别人种植林木，每年只有很少的转包费用。而她因为照顾老人无法分身，不能打工，没有收入。房子因为临街，也有两间可以租出去，收取一些租金。她的两个孩子都在读书。儿子在武陟一中分校读高中，女儿在镇上读初中。两个孩子都住校，一年读书的花费也要有一万多元。我问她供两个孩子读书感觉紧张不紧张，她说只要孩子愿意读，就会供他们读下去。因为还要给老人买药，还有一些其他支出，所以一年下来，全家收入基本上没有盈余。也许这就是这个家庭屋子和摆设都如此陈旧的原因。准备出门时，我看到门上窗子的窗棂是两只喜鹊踏在梅梢的图案，是由铁片焊成,很精致，为整个屋子朴素的观感增添了一丝视觉的亮点。老人女儿说这是个叫黑孩的人焊成的，而他今年年初因病去逝了。经过询问，这个黑孩果然就是我走访的上一家曾瘫痪十几年又刚去世的男主人。没想到他曾是这样一个心灵手巧的人。曾经瘫痪在床十几年，对于热爱手艺活的他来说，一定很痛苦。当然，刘大珍也一样，年轻时她四处奔走为人看病，却没想到自己会被疾病纠缠这么多年，却束手无策，只能一直让女儿在身边照顾自己。

　　经过提醒，我才注意到鸟的图案下方有一串数字：1987。没想到这个人会为这一个窗棂焊下制作的年份。也许是他非常珍视自己的手艺，才会如此重视，给这个窗棂打上明确的时间烙印。但我却觉得不仅仅是这个窗棂，这个屋子和它里面的陈设都像是被焊在了那个年代。甚至这个家庭都像是被焊在了那个年代：刘大珍老人没有能从八十年代儿子早逝的阴影中走出，被疾病焊在了病床上；自从她患病后，女儿也没有能够从母亲的疾病中走出，去干一番自己的事业。这个家像被焊在了那个年代。

　　因为两个孩子都在学校，我出门时也没有能够见到他们。想到他们，我觉得这个家庭并未被时间、苦难和贫穷焊住。孩子们很年轻，拥抱的是新的世纪；如果他们能够得到较好的完善的教育，他们还将拥抱一个崭新的世界。希望他们能够完成这个拥抱。

　　几天下来，我了解了这个村庄繁华的一面，但这些繁华背后的故事，给了我更多的触动。这些由疾病贫穷造成的苦难虽然是人类共同面对的苦难，但是在乡村，知识的缺乏，收入的有限，保障机制的不健全，使它们变得更具普遍性，也更触目惊心。乡村与城市之间的距离，并不像我想象的那样近。在几十年前城乡二元体制造成了农民在多项权力缺失，身处社会末端等多项弊病之后，它的后遗症仍然巨大，并非短时间内所能治愈。它的伤口仍然张着獠牙，吞噬着社会公平，人人平等等已成共识的社会理念。这些问题需要整个社会来面对，需要用这个时代来治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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