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癫子周国良散文
记得小时候，我们家乡一带有一个癫子。
大人们叫他“周国良癫子”，小孩子们也叫他“周国良癫子”，他一律笑眯眯地答应着，态度和蔼而恭敬。
没有人见过周国良真正癫狂的样子，他似乎从来就没有癫过。我一直搞不清楚大人们为什么要叫他“周国良癫子”。
我说不上他的年纪，但他是我见过的男人中长得最好看的，细皮嫩肉，白白净净。正如乡里的妇人夸人长得好看时说的，他长得“眼睛是眼睛，鼻子是鼻子”。他身材高挑，不胖也不瘦。在我的记忆里，他永远穿着灰色的制服，洗得微微发白，领口和袖口都毛了边，仿佛一摸上去就会融化了的样子。他的双手尤其好看，十指修长，白白嫩嫩，指甲修得整齐圆润，没有半点污垢，完全不像乡里那些男人的手，粗糙开裂、指甲墨黑。
乡里的人谁也说不清周国良是从哪里来的。有一天清早，中学的大师傅到柴房去抱柴火，发现一个人躺在柴火堆里，拿了电筒一照，那人血肉模糊，一摸，还有气，就叫上校长把他救下来了。他醒来的第一句话就是“我叫周国良……”，再问他，却怎么也套不出他的来历。校长说他可能叫人给打得失忆了。从此，他就在中学的柴房里安了家。有人说他是从京城来的，下放到“五七干校”，癫了，就逃出来了；也有人说他原先是省城的大官，犯了什么法，给人整癫了，就放出来了；还有人说他被划了“右派”，老婆跟他离了婚，家散了，子女也不认他了，他就气癫了……他说得一口极好听的普通话，讲起话来总是滔滔不绝，手舞足蹈。只要周国良到了村里，村里老老少少都像过年似的，兴奋、热闹，出了一晌午工的男人女人，早早地端了饭碗聚集在晒谷场边的大树下，等着周国良给大家“讲古”（湘南方言“讲故事”的意思）。
说得一口好听的普通话的周国良，有一肚子的好故事。我记忆犹新的很多故事都是从周国良那里听来的：“黄香温席”、“闻鸡起舞”、“曹冲称象”、“负荆请罪”；村里老人家都会讲的三国故事，大多也是得了周国良的“真传”——生产队长看谁做事偷懒，就会吼一声：“听周国良讲三国呢？”
生产队长曾经想把周国良留在队里做点事的。我们放暑假的时候，正是农村“双抢”最忙的时候，我们几个不能到田里割禾插秧的小学生被留在生产队的晒谷坪上赶鸡守谷子；队长安排周国良去翻动谷子，这本来是轻巧的活儿，一般是安排那些体弱多病的老人干的。可是周国良嫌热，队长一走，他就躲到晒谷坪旁边的小屋子里纳凉去了。守谷子的小伙伴们也“哄”地一声跑到小屋子里听周国良讲古去了。队长收工回来，看见晒谷坪上几十只鸡吃撑得走都走不动了，扁担一甩，就扑倒了两只鸡。队长提了那两只死鸡，气咻咻地掼在周国良的脚边。其时，周国良正用他字正腔圆的普通话教我们朗诵着“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周国良左手紧紧压在胸前，右手高高举起，昂头，就像一个英勇的斗士，看都不看队长一眼。
队长嘟哝一声“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摔门而出。听队长“咚咚咚”的脚步声远去了，我们便一齐大声地喊：“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
周国良什么时候在我们村里出现的，没有人记得了；但周国良第一次帮村里人理发的事，大家却记得清清楚楚。
以前来村里理发的是赵三儿。老人们都说赵三儿是个好吃懒做的主儿，为了逃避生产劳动，每天挑着个剃头挑子在外面晃荡。赵三儿理发要收费，每人一毛钱。一家七八口人，理一次发就要七八毛钱，想想都心疼。有时碰上实在拿不出钱的，赵三儿就要人家量一升米给他，从来都不肯赊一分钱的账。
那一日，赵三儿挑着剃头挑子来到村里，往晒谷坪边的大树下一放，慢慢地生了炉子烧了热水，然后吆喝一声：“剃头嘞！”老魏家的媳妇抱着闺女，拉着儿子小小魏出来，把儿子往条凳上一按，自顾自地撩开衣服给闺女喂奶。那边，赵三儿的推剪在小小魏的头上“嚓嚓”响着，眼睛却不老实地定在女人鼓鼓的胸脯上，好几次剪子都夹了头发，疼得小小魏呲牙咧嘴，号哭不止。这时，只见周国良一个箭步跨过去，夺过赵三儿的手推剪，在小小魏的头上上下翻飞，不大一会的工夫，像变了戏法似的，小小魏顶着好看的学生头出现在大家面前。
从此，村人再没见过赵三儿的剃头挑子。
每次，当周国良背着他的洗得发白的黄色帆布挎包出现在大路上时，总有一群小屁孩热热闹闹地跟着，喊着“周国良癫子”，簇拥着他走进村里来。
从此，周国良成了我们村里谁也离不开的人，家家户户老老少少的头发都等着他来理呢！那时候，我们女孩子都很少留长头发的，费水又费洗头膏，搞得不好还会生一头的虱子。周国良一个月要到村里来三五次，每次都背着一个洗得发白的黄色帆布挎包，里面有一把手推剪，一把剃刀,一把软毛的刷子，一条围脖布，还有一块专门用来磨剃刀的油光闪亮的厚帆布。周国良到了村子里，往晒谷坪边上的大树下一坐，立马就会有一家两家的老人端着装了热水的盆子出来，后来跟了一溜的小把戏，排着队等着。
周国良一家一家地理过来，任你急还是不急，他总是那么慢条斯理。他的推剪在一个个草窠似的脑袋上“嚓嚓嚓”地响着，不一会儿，村里的大道小巷，就晃着一颗颗圆溜溜的“电灯泡”了。
有时，周国良也会碰到“难剃”的头。小孩子的“满月头”是我们乡里人最看重的，因为它是一个人平生理的第一次发。别看乡里人没多少文化，但对文化又有着特别的渴盼，大家都觉得周国良说话文绉绉的，一定是个学问很深的人。能让周国良来理满月头，这孩子将来必定大贵大富。一大早，要满月的新生孩儿一家就会煮两个鸡蛋，然后把壳染成红色，很是喜庆的样子，单等着周国良上门来开剪。周国良似乎算准了孩子满月的时间，不前不后，就在那一天，他就会背着他的黄色挎包到村里来。
周国良很郑重地洗净手，照例给孩子扎上围脖，然后捏着锋利的剃刀，小心翼翼地在孩子的稚嫩的头皮上仔细地削过去削过来，听不到一丝的响声。有时，碰到孩子不耐烦地左右摆动，他就会让孩子母亲一面奶着孩子，他一面剃，心思全然放在孩子的头上，一副目不斜视的样子，这是最让乡里人敬佩和放心的。剃完，他很仔细地收拾那一缕缕或长或短的头发，用一张红纸包了，口中念念有词，然后郑重其事地交到孩子的母亲手上，叫她好生地放在住房的墙壁缝里。据说，这样可以保孩子一世平安。
那两个染了红色的鸡蛋呢，在他手里滚两圈，他就会剥了壳，用剃刀切成几瓣，当场分给那些伸长脖子看热闹的孩子们。
有时，也有些半大的孩子不愿理发，被父亲揪着耳朵拎出来，坐在条凳上不得安宁。周国良就会拿出他的万花筒来。孩子眯缝着一只眼，手中不停地转动那万花筒，看到万花筒不停地变幻着各种花色，发出啧啧的赞叹。这当儿，周国良就会滔滔不绝地说生活就像一个万花筒，大家不要只看到它的一面，不同的角度就会有不同的人生……大人小孩都听得似懂非懂的。说着说着，周国良很快就剃完了这一个头。
给年纪大的人剃头，也是件麻烦的事，又要剃干净，又要修面，还要刮胡须，有的还要掏耳朵。但周国良却很享受的样子，一面“蹭蹭”地在那油光闪亮的厚帆布磨着刀，一面就会扯着嗓子吼两句“包龙图打坐在开封府”，还有什么“杨门女将”、“贵妃醉酒”，他都唱得有板有眼，惟妙惟肖。
经过周国良的手理出来的发型，各有各的不同，人就显得特别有精神。我最喜欢的是理完发，周国良用那把干干净净的软毛刷子，沾点爽身粉，沿着脖子轻轻地刷几下，像母亲的手轻轻的抚摸，温暖、亲切。那股馨香，至今还在脑海里挥之不去，沁人心脾。
周国良给村里人理发，从来没有收过谁家一分钱。碰上饭点，村人就会叫周国良一起吃。周国良也不客气，从自己的那个黄色帆布袋里掏出个白色的搪瓷大杯子，盛上饭，夹几筷子豆角或者茄子，坐在灶火旁不紧不慢地吃着。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人，虽说是“吃百家饭”（讨米要饭）的，但他的斯文，乡里人没有谁学得来。他从来不要米，他说他一个人吃饱，全世界都不饿了，要米干什么呀？这时，有村人打趣他：“周国良，你的老婆孩子呢？”周国良就丢下一句：“骂人莫揭短，打人莫打脸。”然后，自顾自地捧了他的白搪瓷杯子到井边去洗。
周国良到井台边洗碗，也是件有趣的事情。他舀起半杯水来，用筷子仔细地把杯沿、杯底全洗干净，看看，舍不得倒掉，就用那洗了杯子的水漱口。他喝一大口水，嘬着嘴，仰头朝天，喉咙发出“呵呵”的巨响，然后找一棵小树，把口里的水轻轻地浇在树下，说一声：“给你施点肥。”旁边围观的人便大笑：“周国良癫子，你一口雪白的牙齿，你的嘴里有多脏呀？还施肥！”在众人的哄堂大笑里，周国良走向隔壁的村子——隔壁村里的男女老少也在等着他去剃头呢。
周国良不来的日子里，村里的人经常会提起他的种种笑话，老人们会一遍遍地问：“周国良有些日子没来了吧？”“上次是赶墟那天来的了吧？”私下里，人们从来没有叫过他“周国良癫子”。
后来我进城读书，从此再也没有见过周国良了。不知他现在可还健在？
现在，他应该不癫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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