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到端午,想起儿时的棕子的散文
每年农历五月初五的五月节（即端午节）前几天，母亲都早早地准备好各种包粽子的东西：自己家的粘高梁米，粘小米，集上买的粘大米、粽叶等等。对于这些粘米，有时候会笼统地叫做粘米，因为做出饭来有粘性，如果拌上糖吃会特别的香甜。有的叫“饿儿米”——ne第一声，小时候以为是饿字，因为一闻到它的香味口水就流出来了，立马感觉饿了，想吃。后来才知道应该写作“糯米”。还有的称作叫江米，产于江南水乡的粘米，形状和大米差不多，但个更长一些，更白。包粽子的棕叶，小时候天真的以为只有南方才有，所以才有那股清香，水草的清香味。长大后才知道我们这苇塘也长有这种植物，只不过有些叶子小一些而已。每一次，母亲都要在集市上仔细挑选粽叶，要看大小，开关，色泽，然后还要讲上大半天的价格。小时往往心里埋怨母亲，认为母亲真的有些烦人，看好了就买呗，干嘛要耗上大半天的时间，在拥护的大集上，又热又饿。长大后才明白母亲的苦心，贫困的家境，让母亲不得不精打细算，分分计较。但她又想利用难得的'节日让孩子们吃得更好一些，让生活更好一些。
小时候，对于节日的感觉，应该说更多的就是吃，能吃到更多好吃的，能吃得更饱一些。而对于课本上写的节日怎么来的，纪念的谁，才不关心那些东西呢。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悲伤，一代人有一代人特别有的回忆，如果拿这些记忆与话题与现在孩子们交流，他们一定不会理解，因为他们没有这些切身的经历，又怎会体验到我们的感慨与当时的兴奋、忧伤？也许，这就是“代沟”。
母亲会提前几天把挑好的粽叶用水泡上备用，再把各种米用盆子泡好，然后在先一天早早摆在堂屋的炕桌上，一盆里炮着粽叶，另外几个盆子里泡着各种米。包粽子的时候，对门的二奶常常来帮忙，看着她们熟练地从水里捞起二到四张粽叶，先一张一张铺在桌上摆好，然后一齐拿起来，一手拿一边，在中间部打个回旋，形成那种漏斗状的锥体，接着用一只手捏住接合部位，另一只手则挥起泡好的米添到漏斗里，一边放水，一边还要用手撩上来些，利用水来把米沉淀得更结实一些。待米和边缘一平了，再把棕叶折回来，上面捏出三个角，用准备好的线绳系结实。母亲和二奶边聊边包，我在旁边只看见她们的双手灵巧地上下左右拿着棕叶飞舞，不一会一个就包好了。我也学着捞出粽叶，但笨拙的双手连两三片粽叶都铺不好，拿起来时不是合不到一起，就是上面的圈太大，粽叶脱了节；加上米后，米放得少，包起来却常常漏；最后虽然胡乱系上了，但个头小，样子丑；但看着自己亲手做成的劳动成果，还是别有一番乐趣。
母亲常常把粽子一个一个系成一大串，然后一圈圈地在大锅里摆好，加满水，父亲则在锅底架起劈柴（我们这里的方言，指那些树根、树干，用刀、镐劈成一块块、一条条的用来烧火。劈柴火特别硬，旺，一般过年过节、办事情使用），随着水慢慢升温，粽叶那特有的清香味也不断散发出来。粘米比较不容易熟，一锅的粽子，往往要烧上一晚上，经常我们馋得转着父母问：“啥时候好啊？”父亲则催促我们快去睡觉：“睡一觉儿明天早晨就能吃了。”于是，伴着哈拉子和无限的期待，我们极不情愿地睡觉了。
一觉醒来，当然粽子可以吃了。小时候家里生活困难，不像现在各种零食这么多。能吃上粽子，那是天边的美味！母亲包的粽子，个特别大，而那时刚刚十多岁的我，一次就能吃五六个，父母经常一边爱怜地看见我狼吞虎吞，一边说：“另着急，粽子多着呢，别吃得太多，这粘米不好消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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