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在面对学生的错误，一直在心里提醒自己宽容学生的错误，却从来没有想过，假如有一天，自己犯下了难以逆转的错误，我该祈求谁的宽恕？
学生吗？不！他们太小，不可能真正理解我的伤痛；领导吗？不！他们的眼里只有制度、规章和上级；同事吗？不！在这个物欲横流，利欲熏心的社会，我看不到真正的合作；家人吗？不！自己起早贪黑，透支生命已经够让他们担心了；家长吗？不！他们有时候太敏感于法律的武器，我实在不敢恭维他们上帝的派头……
我从来没有想过的问题，但现在我必须想了，因为我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我把应该发给学生的成绩报告册（也称素质报告书）发给了学生。
散学典礼结束，学生陆续离开了学校，喧嚣的校园安静下来。回到办公室，发现其他毕业班老师的办公桌上还整整齐齐地摆放着“学生成绩报告册”，我很纳闷。
有人告诉我：“成绩报告书必须和学生学籍管理卡、健康卡以及毕业生登记卡一并装入档案袋，送交对口中学。这是教育局的新规定！”
我马上意识到自己犯了错，但还是本能地想给自己的错误寻找一个借口，我问：“那学生家长怎么知道学生一学期的学习情况？”
答曰：“按上级要求办！”
是的，按上级要求办！问那么多干什么？一个犯了错误的人应该想的不是上级为什么要这样做，而是自己为什么会犯错？甚至也不是该想自己为什么会犯错，而是应该想如何尽快地纠正犯下的错——追回那些可能已经到了家长手里的成绩册。
于是，先到教导处报告，承认错误是由于自己的疏忽造成的，然后紧急投入“追缴”。好在现在通讯发达，手机帮了我的大忙。能打通的电话，都打到了，加上学生之间的相互转告，一个中午的时间就追回来19本。下午又和几个学生一起顶着炎炎烈日家访，追回14本，晚上交代门房的张师傅帮助代收剩下的“成绩报告册”。第二天一到校，张师傅就把他收到的“成绩报告册”交给我。一统计，还差8本。
再次向学校报告，本意是想得到学校领导的支持和谅解，但领导的无动于衷令我失望，一种莫名的孤独与恐慌让已经心力交碎的情绪雪上加霜。人常说：“哀莫大于心死”，而心死有的时候会让人变得清醒。我累了，不想再忍辱负重地揣着一份美丽的渴望，渴望得到别人的人文关怀，我决定行使自己的权利——接受处罚。
不可思议的是，当我说出“甘愿接受处罚”的时候，周围人的态度突然来了个180度的转弯，让我惊诧的同时不得不怀疑这突如其来的热情全是因为那还没有追回来的8个学生的成绩册。人啊，就是难以逃脱庸俗！
经历了这样的事情，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也会庸俗到睁大了眼睛去寻找别人身上的错误来转嫁某种伤害。可怕的是，这个问题很快就有了准确的答案——我确实是一个庸俗得不能再庸俗的人！
事情要从“毕业生登记表”说起。辛辛苦苦填写了半天的“毕业生登记表”拿到教育局去检查，结果必须全部返工。原因是卡上学生的成绩不能用分数，必须用等级表示。我的第一反应是“这是谁的错呢？”在填表之前没有任何人告知我应该填等级而不是填分数，而且这次不是我一个人填的分数，其他老师也是。我心里掠过那么一丝庆幸，可以把这种庆幸理解为一种幸灾乐祸的阴暗，因为我很快地为自己的错误找到了理由，尽管到现在，我也不能确认，到底是谁的错误，导致了这次大规模的返工，但这不重要，我的目的只是要证明“会犯错误的不是只有我一个人”。
目的达到了，但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开心不起来。也许是因为我还不知道那150份的表格复印费由谁买单，我还不知道这次返工的加班费该谁支付，我唯一知道的是：昨天我的电话费不会有人给我报销。于是，我决定继续行使我的权利——拒绝为别人的错误返工！
有时候，人的庸俗就是这样的欲盖弥彰。如果没有昨天发生的事情，我会有今天的“凛然正义”吗？
回家的路上，领导发来短信——“这次返工是因为教育局更改了通知而没有通知到我们学校，如果学校有错，那就是没有主动询问。请你不要生气，剩下的工作我们来做。”
既然是教育局的错，那么这个错误的级别比我的高多了，我生什么气呢？
“宽容别人，就是善待自己。”公交车上的这条广告，格外的醒目。
晚上和一个朋友聊天，他对我说：“得饶人处且饶人，别把自己搞的小肚鸡肠。”
我惭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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