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小说的风格特色如何

2024-07-30 汪曾祺

　　汪曾祺是一位跨越现当代具有独特风格的作家，在汪曾祺作品中，民情风俗包含着真实的性情。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汪曾祺小说的风格特色，欢迎阅读与收藏。

　　和谐的风俗

　　汪曾祺的小说创作风格鲜明，以独特的文学气质和淳厚的生活底蕴，热衷对故乡、对童年展开温馨的回忆，并擅长作风俗画式的描绘，而被称为“风俗画作家”。汪曾祺说过：“风俗，不论是自然形成的，还是包含一定的人为成分，都反映了一个民族对生活的挚爱，对‘活着’所感到的欢悦，风俗是民族感情的重要组成部分。”由此看出在汪曾祺的小说中关于风俗画的描绘是有意为之的。《受戒》和《大淖纪事》之所以吸引了众多读者，其中重要的因素是它们那种别有风情的风俗描写。如《受戒》的结尾处：“英子跳到中舱，两只桨飞快地划起来，划进了芦花荡。紫灰色的芦穗，发着银光，软软的，滑溜溜的，像一串丝线。有的地方结了蒲棒，通红的，像一枝一枝小蜡烛。青浮萍，紫浮萍。长脚蚊子，水蜘蛛。野菱角开着四瓣的小白花。惊起一只青桩(一种水鸟)，擦着芦穗，扑鲁鲁鲁飞远了……”其笔下那具有地域风情的描写，表现出一种纯朴、温馨、清雅和谐的美感，犹如一幅美丽的画面久久地定格在读者的视觉之中。

　　在《大淖记事》里，有随四时自然变化的沙洲美景、高阜上的鸡鸭炕房、负曝闲谈的人家、忙碌的浆房、田畴麦垅、闲置的候船室。总之，这里的一切和街里不一样，“这里的颜色、声音、气味和街里不一样”!这正是大淖人自然恬静天性的写照。而小说中十一子和巧云追求爱情的方式同大淖风情和谐，使人很难分出哪些是写人物，哪些是写风俗。风俗和人物浑然一体、自然天成，交相辉映地体现出民间生活的本真生命形象和人格取向。

　　优美和谐的风俗不仅表现在人与人、人与群体社会的融洽关系中，还表现在人与物之间的亲近上。《受戒》中的小和尚海明和小姑娘英子爱听青蛙打鼓、寒蛇唱歌，看荧火虫飞动。《天鹅之死》中的白蕤对美丽的天鹅情有独钟。《昙花?鹤和鬼火》中的李小龙爱那雪白的昙花、美丽的野鹤和绿色的鬼火。在这种人与物的关系中，物似乎成了人的生命的一部分，可以与之交流、与之沟通，形成了亲切优美的共存关系。

　　散文化的结构

　　在《汪曾祺小说选》的自序中，汪曾祺发表了一些对于小说的独特看法：“我曾想打破小说、散文和诗的界线。后来在形式上排除了诗，不分行了，散文的成份是一直都明显地存在着的。……不直接写人物的性格、心理、活动。有时只是一点气氛……气氛即人物……作品的风格就是人物性格。”汪曾祺的小说，摆脱了传统小说观念里强调情节，注重人物的塑造，铺设悬念，突出矛盾等结构特点，而是淡化情节，淡化人物，没有任何的悬念、冲突和高潮，形成了他散漫舒朗的结构风格。

　　例如《受戒》以写荸荠庵开头，从而引出当地和尚的风俗、荸荠庵的生活方式、和尚明海出家的过程和小英子一家的生活状态，最后才通过小英子的眼睛来写明海受戒的过程。同时，小说的穿插成分还像滚雪球一样不停向外滚动着别的穿插细节，例如描写庵中生活的一段，顺便交代了几个和尚的情态，在叙述三师傅时又写到了他的绝技、和尚和当地姑娘私通的风俗等，虽然表面上显得枝节纵横，但是作者的叙述却是那么的自然，如水的流动一般，不拘一格而又浑然天成。这种顺其自然的闲话文体表面上看来不象小说笔法，却尽到了小说叙事话语的功能。正是这种随意漫谈，自然地营造一种纯正天然的艺术世界。

　　《大淖记事》中，作者首先描写的环境背景大淖，具体详细介绍了大淖的景观和淖边人家的生活，读来亲切，犹如读介绍地方志的随笔。事实上正是这种随笔写法统领全文，如文中介绍轮船公司附近人家的乡风生活、锡匠们的工作和他们的生活，又写世代居住淖边的人家的生存状态、风俗习惯、女人们的妆扮和工作、私生活上的不规矩。作者娓娓道来，如同是流动着的小河，碰见什么就要映现什么，然后在水流尽处现出人物，自然而然，姿态横生。其实这种结构上的自然松散，是构成作家小说散文化风格的特征之一。这一切看似随便的叙述，饱含着作者对文本结构“苦心的经营”。

　　诗化的语言

　　汪曾祺说自己属于“一个通俗抒情诗人”的气质类型，因此他是用诗人的诗性来感受世界，也是用如诗般极美的语言来书写世界。汪曾祺小说语言风格的诗化特征主要表现为小说形式的诗歌化，内容上则是将现代诗歌意象与中国生活图像和谐地结合在一起。

　　如《受戒》中的二段描写：“屋檐下一边种着一棵石榴树，一边种着一裸桅子花，都齐屋檐高了。夏天开了花，一红一白，好看得很。桅子花香得冲鼻子。顺风的时候，在荸荠庵都闻得见。”多么富有诗情画意的乡村风光!一棵石榴树，一棵桅子花，一花一果，一红一白。我们不由得想到，在这样的花前月下，两个朝夕相伴的少年男女那种爱恋之情的自然发生，以及爱隋的美妙无比。

　　在《大淖记事》中，汪曾祺是这样写大淖的四季景物变化的：“春初水暖，沙洲上冒出很多紫红色的芦芽和灰绿色的蒌蒿，很快就是一片翠绿了。夏天，茅草、芦荻都吐出雪白的丝穗，在微风中不住地点头。秋天，全都枯黄了，就被人割去，加到自己的屋顶上去了。冬天，下雪，这里总比别处先白。化雪的时候，也比别处慢。河水解冻了，发绿了，沙洲上的残雪还亮晶晶地堆积着。”这幅大淖四季景物变化图的语言都是很常用的，没有生僻古怪的，但它们组合在一起，就充满了大淖乡土的气息，它扑面吹来，带来大地的清香与芬芳。这些语句就是一首五彩的诗，一首用日常平凡的语言抒写出的诗意盎然的美丽篇章。

　　“诗者，人之性情。”灵秀笔触与诗意语言的统一，构成了汪曾祺独特的审美世界，也成就了他在中国当代小说中的卓然神韵。

　　健康的人性

　　在《受戒》与《大淖记事》这类作品里，汪曾祺不重人物性格，而重氛围渲染，注重健全的人性和健康的美。温软的水，朦胧的月，摇曳的云影，迷人的沙洲，感应着明海小和尚、小英子、巧云、十一子们细微神秘的心灵震颤;那混沌的爱，迷离的情，则展示出生命的腾踊，美的精魂的跃动。《受戒》中作者用抒情的笔调描写了小和尚明海与村姑英子的恋爱故事。他把明海当作一个普通人来描写，让其按照自然天性发展，表明了对健康人性的礼赞。作者既描写了明海每天开山门、扫地、烧香、磕头、念经等超凡脱俗的僧侣生活，又描写了和“野和尚”们杀猪、吃肉、打牌、搓麻将的世俗生活。明子看到小英子留在田埂上的一串脚印，“这一串美丽的脚印把小和尚的心搞乱了”……特别是当小英子爬到明海耳边说“我给你当老婆，你要不要?”的时候，他们完全没有考虑到任何世俗束缚，而纯粹是以“人性”为唯一前提，显示的是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情美。这充分体现了作家对于充满着纯情的自然之爱的眷恋之情，对健康而纯洁的人性的肯定和赞赏。

　　《大淖纪事》中，大淖的女人们像男人一样干活，一样挣钱，一样靠肩膀吃饭，没有惯常的女性的扭捏和对男性的依赖。大淖的女人们走相、坐相也像男人，“要多野有多野”。这里的人家极少明媒正娶，有开放的性观念，传统的伦理和偏见在这里被冲淡，女人和男人“好”或“不好”，唯一的标准是“情愿”。她们充满了粗犷的、原始的、野性的生命活力，在生活中尽情释放生命的能量，敢拼敢搏，敢恨敢爱。一切率性自然，随心所欲。汪曾祺用自己的笔还原被压抑被扭曲和异化的人性，让他们回到人性最初的本真、善良、人性之美。

　　汪曾祺小说独特的审美世界，散文化的结构形式，平淡而富有诗意的语言，都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显示了一种成熟小说文体的典范。而他小说独特的风格不仅成就了他的一生文学品性，也为中国文学的发展之路留下了一笔宝贵的财富。在他那些优美而令人回味无穷的小说里，我们感到这平凡尘世上，诸多美丽、若多诗意。看到了生命的各种状态，人生的各个层面，体味到了生活的酸甜苦辣，感悟到了成熟和达观。

　　主题思想

　　生活审美

　　汪曾祺的散文没有结构的苦心经营，也不追求题旨的玄奥深奇，平淡质朴，娓娓道来，如话家常。

　　他以个人化的细小琐屑的题材，使“日常生活审美化”，让人重温曾经消逝的古典主义的名士风散文的魅力，让日常生活、让恬淡与雍容回归散文，让散文走出“千人一面，千部一腔”。

　　以画记事

　　汪曾祺的绘画题材的选择上呈现出浓郁的生活气息。白菜、萝卜、大葱、大蒜等不入时人之目的瓜菜皆可入画。这些寻常之物经常成为他的创作对象，并在他的画笔下显现诗意，具有了审美价值。

　　汪曾祺的小说中，众多典型人物大都具有率真、美好的品性。《受戒》中的和尚可以不守清规戒律，率性而为。《大淖记事》的挑夫们，《安乐居》的酒客们面对艰苦生活依然通达乐观，不为物累。

　　举重若轻

　　汪曾祺来自文化浓郁的江南，中国的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思想注入在他的血液里，对他的文章意蕴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

　　同时，以“中和为美”的传统美学思想也同样蕴藏在汪曾祺的笔下，笔下文章中的“中和为美"体现在他不讲求气势恢宏的意境，也不讲求繁琐沉重的抒情，在意的只是舒缓从容的表达，“中”与“和”水乳交融，浑然一体。汪曾祺的文学创作一直秉承着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他曾这样表达他的美学思想，“泰山过于雄伟，所以我从不写泰山。”“我不在乎深刻，中和才是我所追求的。”所以，汪曾祺从不描绘过于庞大的事物，他所描绘的多是现实生活中常见的花鸟鱼虫，草木瓜果。这些常人看来最平常最细微的小事物，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象征，是真正具有民族风俗意义的。常从朴实无华的饮食入手，来表现他的传统文人精神。

　　儒家美学

　　汪曾棋认为，儒家的精神内核是“仁心”和“恕道"。对于儒家仁学思想，汪曾祺的接受是有选择的，他曾说：“我不是从道理上，而是从感情上接受儒家思想的。我认为儒家是讲人情的，是一种富于人情味的思想。”这里的“人情”，指的是儒家伦理情感。这种“人情”以亲情为起点，由己及人，以等差的形式加以推衍，在日常创作中有所体现。

　　儒家诗教强调诗歌的社会职能，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汪曾祺非常注重文学的社会功利作用，他认为，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首先是社会的得失。有一个朴素的、古典的想法。总得有益于世道人心。

　　道德人格

　　汪曾祺的小说在于倡导以伦理情感为核心的道德人格的同时，还崇尚艺术人格。汪曾棋笔下人物的各种艺术创作、工艺技能，实际上都可以归人广义“艺”的范畴。汪曾祺在评价阿城的《棋王》的时候说：“人总要呆在一种什么东西里，沉溺其中。苟有所得，才能证实自己的存在，切实地掂出自己的价值。”

　　创作手法

　　语言魅力

　　汪曾祺的语言魅力，善于从人民群众的口头语言中学习文学表达的方式。不但刻意从人民群众的口头吸取营养，还留心街头的各种文字，能从引车卖浆者流的各种启事、告白中感受到口语的芬芳。

　　在《小说笔谈》中，汪曾祺首先谈语言，而一开始就写下这样一番话：“在西单听见交通安全宣传车播出：‘横穿马路不要低头猛跑’，我觉得这是很好的语言。在一派出所外宣传夏令卫生的墙报上看到一句话：‘残菜剩饭必须回锅见开再吃’，我觉得这也是很好的语言。”

　　行文流水

　　汪曾祺对于语言在文学中的分量是十分重视的。他的作品分开来读，句子平淡无味，凑在一起来读，便充满韵味。

　　汪曾祺平淡的笔调不意味无趣无味，恰恰相反，作者的人生态度和审美情趣都在这内敛沉稳的笔法中彰显了出来，体现了个性的魅力，独特的风格。汪曾祺曾把语言具象化成“流动的水”，这样的比喻也在传统的文化思想中出现过。语言的流动特性可以使看似散乱的篇章变得和谐流畅，从而达到统一的效果。这种行文似水的意境在《葡萄月令》中表现的尤为生动，《葡萄月令》写的是葡萄从播种到收获的生长过程，这样一个普遍的自然现象被他用流动的笔调描绘的又生动又有趣。他对语言进行巧妙的设计，用比喻或是拟人手法，使句与句的联系都简洁明了，通俗易懂。在这样语言的作用下，无论是句子，还是篇章，或是整个文章的意境都显得栩栩如生，流露出作者对世间万物的爱惜之情，对平凡生活的歌颂。

　　自由自在

　　汪曾祺的绘画作品笔墨丹青间大都隐着真性情。其画水仙，苍润多姿，柔中韵刚。其画荷花，墨气淋漓、俯仰生姿。花卉作品，有临风自得的恬淡，也有活泼自然的热烈，在抒情写意间，借所画之物表达了胸中的某种意趣、某种激情，使人感到他率性而为，自由自在的本性。

　　汪曾祺对齐白石的画作极为推崇，被他当作领悟中国画真谛的一把钥匙。汪曾祺在进行小说创作，描摹对象时，充分注意到在似与不似间寻求平衡，看似逸笔草草，实则以极简之笔达到刻画人物入目三分的效果。

　　情感如水

　　在汪曾祺的散文中漫游，感受到的是如水一般温柔、细腻的情感，这股温泉渐渐流人的心田，带着它的温存、安静，然后读者会尝到这份情感带有淡淡的乡愁，还有些许京味的怀念。

　　汪曾祺的思乡、念情还体现在他身为中国人的自豪和骄傲，体现在作为现代人依然保存着对传统文化和传统思想的情怀。汪曾祺在散文《皖南一到》中用“寻根”来表达自己对故乡的热情，在汪曾祺看来，这样的心态是无可厚非的，也是无法抹掉的。在散文《端午的鸭蛋》，汪曾祺在写这篇散文时，还对外强调自己的家乡并非只有咸鸭蛋。汪曾祺的心始终扎根在家乡的土地上，即使身在他乡，他也会用自己的方式在文学的海洋里重回。汪曾祺曾表示，这种思乡的情怀是中国人乃至整个人类都无法抹掉的深刻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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