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字经》里的核心价值观

2024-09-03 三字经

　　在中国古代经典当中，《三字经》是最浅显易懂的读本之一。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三字经》里的核心价值观，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三字经》里的核心价值观

　　在中国古代经典当中，《三字经》是最浅显易懂的读本之一。《三字经》能传颂至今，必然有其持续存在的道理。一部《三字经》，可谓是我们传统儒学“仁义礼智信”的微缩版!而当下，《三字经》更几乎成了所有少儿的必备启蒙读品，这似乎又透露出一种别样的滋味。

　　为什么大家这么热捧《三字经》?原因也许很简单，因为《三字经》在讲述很多做人的道理和哲理，她符合着我们当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某些理念，更符合当下社会公众对社会道德体系建设的热切盼望!

　　为什么这么盼望?《三字经》开篇即语：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简廖的十二个字，就浓缩了我们人的本源特质，不可谓不字字玑珠。所以她之所以能成为一种“经典”，个中因素，已见一斑。可以这样说，她是一本叫我们所有人如何去做人的“为人指南”，也是一本叫我们所有人去修身养性的“思想品德读本”。而我们当前的情势是，我们越来越多的人模糊了善与恶的界限，模糊了好与坏的区别，模糊了道德与堕落的界定!所以我们变得越来越更加困惑，也变得越来越焦躁。这种困惑与焦躁，导致了我们对人本性的正确认识，而使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度降到了前所未有的低点!所以，我们便迫切期望有一种东西能重塑信任，重塑诚信，重塑善良。所以，我们便把目标投向了《三字经》!因为她能很好地回答我们很多深邃的、深刻的有关人、人生、道德甚至生命的很多问题!

　　为什么这么风靡?因为《三字经》是我们开展素质教育的最好帮手!素质教育我们已经喊了很多年也做了很多年了，但始终给人的感觉是雷声大雨点小，收效甚微。为什么会这样呢?就在于我们过分注重于表面和形式，过分注重于口号的呐喊，过分注重于给学校、老师或学生的“加分”——我们把素质教育转化成了一面锦旗——这种强烈功利色彩下的素质教育能成功才怪!而《三字经》，却从我们骨子里的迫切愿望上满足了我们。如“昔孟母，择邻处”，在告诉着我们如何去正确看待环境对于孩子的成长的影响，并提醒我们又该怎样为孩子的健康成长营造一个良好的环境。又如“教五子，名俱扬”，在告诉我们能把“品”的教育始终贯穿于子女教育的始终，让子女将来“为人处世，不愧不怍。”还如“如囊萤，如映雪，家虽贫，学不辍”，在告诉我们如何去正确看待恶劣的学习环境乃至生活环境，能不怨不恨，自立自强，甚至变劣势为优势，化作我们成长和前进的动力。

　　中华民族的文明史，归根结底，就是一部“仁义礼智信”的发展史;《三字经》，只是以一种非常朴实的面目呈现在我们的面前而已。一个民族的强大，不在于坚船利炮，也不在于国富民强。任何民族对另外一个民族产生敬仰之感，归根结底，是我们人性魅力所致。一如我们当下常说的“人格魅力”。我们什么时候让我们的人格“魅力四射”起来，我们就什么时候能得到他人真正的敬重。所以此书不可不读，而且要细读、精读。非细读不能明其旨要，非精读不能观其内涵。

　　《三字经》历史背景

　　关于《三字经》的成书年代和作者历代说法不一，大多数后代学者倾向的观点意见是“宋儒王伯厚先生作《三字经》，以课家塾”，即王应麟为了更好的教育本族子弟读书，于是编写了融会经史子集的三字歌诀。

　　王应麟是南宋人，《三字经》原著中的历史部分只截至到宋朝为止。随着历史的发展，为了体现时代变迁，各朝代都有人对《三字经》不断地加以补充，例如清道光年间贺兴思增补了关于元、明、清三代的历史，共计二十四句话。

　　《三字经》作品赏析

　　《三字经》书面《三字经》的内容分为六个部分，每一部分有一个中心。

　　从“人之初，性本善”到“人不学，不知义”，讲述的是教育和学习对儿童成长的重要性，后天教育及时，方法正确，可以使儿童成为有用之材；从“为人子，方少时”至“首孝悌，次见闻”强调儿童要懂礼仪要孝敬父母、尊敬兄长，并举了黄香和孔融的例子；从“知某数，识某文”到“此十义，人所同”介绍的是生活中的一些名物常识，有数字、三才、三光、三纲、四时、四方、五行、五常、六谷、六畜、七情、八音、九族、十义，方方面面，一应俱全，而且简单明了；从“凡训蒙，须讲究”到“文中子，及老庄”介绍中国古代的重要典籍和儿童读书的程序，这部分列举的书籍有四书、六经、三易、四诗、三传、五子，基本包括了儒家的典籍和部分先秦诸子的著作；从“经子通，读诸史”到“通古今，若亲目”讲述的是从三皇至清代的朝代变革，一部中国史的基本面貌尽在其中；从“口而诵，心而维”至“戒之哉，宜勉力”强调学习要勤奋刻苦、孜孜不倦，只有从小打下良好的学习基础，长大才能有所作为，“上致君，下泽民”。

　　《三字经》内容的排列顺序极有章法，体现了作者的教育思想。作者认为教育儿童要重在礼仪孝悌，端正孩子们的思想，知识的传授则在其次，即“首孝悌，次见闻”。训导儿童要先从小学入手，即先识字，然后读经、子两类的典籍。经部子部书读过后，再学习史书，书中说：“经子通，读诸史”。《三字经》最后强调学习的态度和目的。可以说，《三字经》既是一部儿童识字课本，同时也是作者论述启蒙教育的著作，这在阅读时需加注意。《三字经》用典多，知识性强，是一部在儒家思想指导下编成的读物，充满了积极向上的精神。

　　《三字经》版本变化

　　《三字经》是宋朝王应麟（存疑）先生所作，内容大都采用韵文，每三字一句，四句一组，像一首诗一样，背诵起来如同唱儿歌，用来教育子女朗朗上口十分有趣，又能启迪心智。时人觉得本书内容很好，纷纷翻印，因此广为流传，历久不衰，成为历朝历代最重要的童蒙养正教材之一。

　　随着时间的推移，在《三字经》的内容上，不同历史时期皆有所修改或增加。迄今为止所见的就有宋末元初的1068字本，明代的1092字本，明末的1122字本，清初的1140字本及1170字本等多个版本。并出现相关注解本、插图本。如明清时期就有《增补三字经》、《节增三字经》和《广三字经》等。清末民初的著名学者章太炎〈字炳麟〉先生的《三字经》增订本，是近一个世纪以来流传最广的版本。

　　1949年后，又对《三字经》进行修订。主要涉及一些民族史观内容的修订。如：

　　1.关于元代历史的“莅中国，兼戎狄，九十年，国祚废。”改为“舆图广，超前代，九十年，国祚废。”

　　2.关于清代历史的“清顺治，据神京。至十传，宣统逊。举总统，共和成。复汉土，民国兴。廿二史，全在兹，载治乱，知兴衰。”改为“清世祖，膺景命，靖四方，克大定。由康雍，历乾嘉，民安富，治绩夸。道咸间，变乱起，始英法，扰都鄙。同光后，宣统弱，传九帝，满清殁。革命兴，废帝制，立宪法，建民国。古今史，全在兹，载治乱，知兴衰。”

　　《三字经》作品影响

　　1中国

　　《三字经》是中国传统的儿童启蒙读物，知名度极高。古代儿童都是通过背诵《三字经》来识字知理的。《三字经》用简洁通俗的白话讲出了亘古不变的哲理，脍炙人口、广为流传；不受文字限制，用通俗的文字将经史子集等各部类的知识揉合在一起，全文用典极多，全篇充满乐观精神；在《三字经》出现之前，蒙学读物都是四个字一句，《三字经》则以三言形式出现，读起来轻松愉快，更符合儿歌特点，明朝赵南星称其“句短而易读，殊便于开蒙”，故此为蒙学第一书。《三字经》在古代被称为“小纲鉴”，可以将零散的知识贯穿起来，使读书积累的百科知识，得以纳入一个清晰知识体系。

　　《三字经》与《百家姓》、《千字文》并称为中国三大国学启蒙读物。

　　2国际

　　从明朝开始，《三字经》就已流传至中国以外的国家。

　　根据记载，世界上最早的《三字经》翻译本是拉丁文。1579年，历史上第一位研究汉学的欧洲人罗明坚，到澳门学习中文，他从1581年就开始着手翻译《三字经》，并将译文寄回意大利。

　　1727年，沙俄政府派遣一批人士到中国学习儒家文化，首先研读的就是《三字经》。其中一位学生罗索兴将它翻译为俄文，后入选培训教材，成为俄国文化界的流行读物。1779年，彼得堡帝俄科学院又公开出版了列昂节夫（1716~1786年）翻译的《三字经及名贤集合刊本》，因其内容与当时女皇叶卡捷林娜二世推行的讲求秩序的“开明专制”等政治策略不谋而合，政府遂正式“推荐给俄国公众”并走向民间。“俄国汉学之父”俾丘林（1777~1853年）曾在北京生活14年，深谙经史，更明晓《三字经》的文化内涵和社会影响，他在1829年推出《汉俄对照三字经》，并称《三字经》是“十二世纪的百科全书”。当时俄国教育界在讨论儿童教育问题，于是《三字经》成为“俄国人阅读中文翻译本的指南”，成为当时社会流行读物。普希金细读后，在作序时称赞此书是“三字圣经”。普希金研读过《四书》、《五经》，但对《三字经》情有独钟，如今普希金故居还珍藏着当年他读过的《三字经》。喀山大学和彼得堡大学的东方学系都以《三字经》为初级教材，而大多数入华商团和驻华使者的培训多以《三字经》为首选教材，因而，《三字经》在俄国文化历史上留下了自己深深的印记。

　　韩国、日本也对《三字经》也非常重视。日本早在江户时代（1603~1868年）已印行由中国商船带来的各种版本的《三字经》。从江户时代到明治初年（1868~1921年），日本的私塾已采用《三字经》，后更大量出现各种仿制本，如《本朝三字经》、《皇朝三字经》等，多达二十多种，其中影响最大的是三字押韵，介绍日本历史地理文化道德的《本朝三字经》。

　　英国的马礼逊（1782~1834年）翻译的第一本中国传统经典就是《三字经》。1812年，他出版《中国春秋》英文版，包括《三字经》和《大学》。修订后，1917年又在伦敦再版。

　　美国传教士裨治文在他主办的《中国丛报》上刊载《三字经》、《千字文》等启蒙读物。

　　在法国，犹太籍汉学家儒莲（1797年~1873年），在1827年担任法兰西研究院图书馆副馆长后翻译出《孟子》、《三字经》、《西厢记》、《白蛇传》、《老子道德经》、《天工开物》等中国典籍。

　　新加坡出版潘世兹翻译的英文本《三字经》，被推荐参加“法兰克福国际书展”，并成为新加坡的教科书。

　　1990年，《三字经》被联合国教科组织选编入《儿童道德丛书》，向世界各地儿童推介学习，成为一本世界著名的启蒙读物。[8]

　　《三字经》作者

　　王应麟像关于《三字经》的成书年代和作者历代说法不一，但是大多数学者的意见倾向于“宋儒王伯厚先生作《三字经》，以课家塾”。王应麟（1223—1296），南宋官员、学者。字伯厚，号深宁居士，又号厚斋。庆元府鄞县（今浙江鄞县）人。理宗淳祐元年进士，宝祐四年复中博学宏词科。历官太常寺主簿、通判台州，召为秘节监、权中书舍人，知徽州、礼部尚书兼给事中等职。其为人正直敢言，屡次冒犯权臣丁大全、贾似道而遭罢斥，后辞官回乡，专意著述二十年。为学宗朱熹，涉猎经史百家、天文地理，熟悉掌故制度，长于考证。一生著述颇富，计有二十余种、六百多卷，相传《三字经》为其所著。[2]王应麟晚年教育本族子弟读书的时候，编写了一本融会经史子集的三字歌诀，据传就是《三字经》。

　　关于《三字经》的作者及成书时间，还有其他说法。

　　一说是宋代人区适子。明末清初屈大均在“广东新语”卷十一中记载：“童蒙所诵三字经乃宋末区适子所撰。适子，顺德登洲人，字正叔，入元抗节不仕”，认为广东顺德人区适子才是《三字经》的真正作者。

　　一说是明代人黎贞。清代邵晋涵诗：“读得贞黎三字训”，自注：“《三字经》，南海黎贞撰。”即以为明代黎贞撰。

　　吴蒙校点《三字经》时，结合《三字经》中提到《四书》以及鼓励仕进等的内容，指出该书“似当作成于元延祐年恢复科举，规定考试程式中《四书》用朱氏集注之后”。同时又提及南宋陈淳用三字句写成的《启蒙初诵》疑似为《三字经》的先河，指出《三字经》从雏形到更定，经历了相当长的时间。

　　学者张如安根据南宋慈溪人桂氏《家训》中的相关记载认为，《三字经》应成书于南宋绍熙（1190年-1194年）至嘉定年间，其时代要早于王应麟（1223年-1296年）和区适子。而宁波是目前已知的《三字经》最早流传的地区。

　　增改作者

　　原典内容之外，后经章太炎等人多次增改，故三字经内容在“叙史”部分，也已包含元、明、清、民国时期。各版本题名也有差异，例如“三字经注解备要”、“重订三字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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