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宗元伦理思想中的政治色彩

　　柳宗元作为中唐时期的进步思想家、优秀文学家和革新政治家，将思想家、文学家和政治家的品格集于一身，在其中任何一个领域，他的成就都是杰出的。他的政治思想融合了先秦以来各家政治学说，是我们传统政治道德中不可多得的宝贵遗产，本文试从柳宗元生活的时代背景、独特的生活经历、政治思想及文学创作等方面来分析其思想的政治色彩。

　　一儒家“圣人之道”的主色调

　　柳宗元从小受到的是儒家传统教育，无论是其父柳镇还是母亲卢氏，都以儒家经义教导和要求柳宗元，这使得柳宗元从小就被培养起了儒家的忧国忧民、积极入世、有所作为的精神。特别是父亲柳镇，精通儒家经典、不畏强权、为国为民、正直无私的儒士精神给柳宗元以极大激励，对柳宗元的人生观、世界观的形成产生了积极地影响。因此，在柳宗元的信念和思想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是儒家的精神，正如他在《寄许京兆盂容书》中写说的那样：“唯以中正信义为志，以兴尧、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为务”。

　　在柳宗元看来，“兴尧、舜、孔子之道”就是行“圣人之道”，就是要以“利安元元为务”——进民生，以民为本。柳宗元在很多著作中都表达过类似的说法和思想。他在《时令论上》中说：“圣人之道，不穷异以为神，不引天以为高，利于人，备于事而已矣”。就指出了，圣人之道没有什么神秘的，不必仰之弥高，以为不可能做到。其实，圣人所做的就是要“利于人(民)，备于事”而已。又如，柳宗元非常敬仰商汤贤相伊尹，认为：“彼伊尹者，圣人也。圣人出于天下，不夏商其心，心乎民生而已。日：‘孰能由吾言?由吾言者为尧舜，而吾生人尧舜人也。”’就是说，伊尹是当之无愧的圣人，他所关心的是人民是否幸福安康，而不是君主是姓夏姓商。如果君主能做到“心乎于民”，那么，这样的君主便是尧舜一样的明君，人民就和尧舜时代的人民一样幸福。于是，柳宗元终其一生都在为行“圣人之道”而不断努力与拼搏。不论是他政治上得意之时，还是仕途坎坷之际，他都没有忘却内心这种信念与理想。或许，柳宗元也有过彷徨和失望，感到过无助与失意，但他始终不曾放弃这种儒家理念中最高的境界，有的只是唯恐不能真正做到“圣人之道”的惶恐。

　　柳宗元有一位叫周君巢的亲戚，在长安时，柳宗元与他曾经志同道合，相约共同努力为国效力。后来，柳宗元被贬为永州司马，周君巢也失意于仕途。周君巢在仕途不顺时，内心抑郁不堪，逐渐信奉了道教，希翼求得长生不老。他还曾专门劝过柳宗元也去求仙得道、炼丹修真以求长生。柳宗元对周君巢进行了批评，同时表明自己追求“圣人之道”的坚定信念，并劝导周君巢不要忘记自己的志向。柳宗元在答周君巢饵药久寿书一文中指出：“柳宗元始者讲道不笃，以蒙世显利，动获大谬。用是奔窜禁锢，为世之所诟病。凡所施设，皆以为戾。从而吠者成群，己不能明，而况人乎?然获苟守先圣之道，由大中以出，喝万受摒弃，不更乎其内，大都类往时京城西与丈人言者。愚不能改，亦欲史人同往时所执，推而大之，不为方士所惑。仕虽未达，无忘生人之患，则圣人之道幸甚。”

　　柳宗元在儒家“圣人之道”的基础上，提出了“圣且贤”的主张。在这里，“圣”指的足德性方面，“贤”则指个人的才能。“圣且贤”要求每个行“圣人之道”的人不仅应当既具备高尚的道德情操，做到正直无私、心存国家与人民，而且又要具备较好地为国为民服务的才能和本领，做到德才兼备。正是柳宗元心中对儒家“圣人之道”的无限憧憬与执着，才使得柳宗元积极地入世，努力实践“励才能，兴功力，敛太康干民，垂不灭之声”的报负。

　　二“统合儒释”思想中的释家色彩

　　柳宗元是一位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以行“圣人之道”为己任的儒学名士，在他的思想中，儒家学说始终占据着主导地位。同时，他又是一位思想开阔，具有开放精神、能够兼收并蓄的大方之家。柳宗元并不把儒学看成唯一的思想源泉，他主张吸取其他各种学派、宗教的思想为儒学所用，从而达到“皆有以佐世”的目的。因此，在此基础上，柳宗元提出了“统合儒释”的思想。

　　诚然，柳宗元是信奉佛教的，这有大量的文献资料特别是他自己的诗文、文章可加以佐证。柳宗元自幼好佛，求佛有三十余年，并且颇得其中三昧。例如，在柳州他重建大云寺，一方面是发现“越人信祥而易杀，傲化而俪仁”，他希望通过佛来感化当地人，他在(<柳州复大云寺记》就提到“唯浮图事神而语大，可因而入焉，有以佐教化”;另一方面，这也是柳宗元自身信仰佛教，希望倡大佛教的结果。在政治上，柳宗元认为佛教有助于教化，有以“佐世”。首先，柳宗元认为，儒家讲仁爱，佛教也讲仁爱;其次，柳宗元认为佛教也讲孝道，这跟儒家思想也是一致的。他认为佛教中这些内容，有益于统治。再就是柳宗元尊崇佛教，还因为他认为佛教的主张(超脱的人生观)在道德修养方面也有值得肯定的地方。所以我们认为柳宗元自始自终把佛当作是儒家的有益补充，是为了“有以佐教化”。因此，柳宗元用开放性的胸怀来对待“浮图”，而不是真正要全身心地投入到佛教之中。

　　柳宗元认为儒、释并非人们所想像那样截然不同，它们之间存在着共同点，能够互相辅助。他在送僧浩初序》中说：“浮图诚有不可斥者，往往与易论语合。诚乐之，其于性情爽然，不与孔子异道。”并且认为韩愈仅看到了佛教行迹的表面现象而没有看到佛教的本质，即“吾之所取者与易论语合，虽圣人复生不可得而斥也。退之所罪者其迹也。日兀而缁，无夫妇父子，不为耕农蚕桑而活乎人。若是，虽吾亦不乐也。退之忿其外而遗其中，是知石而不知韫玉也。吾之所以嗜浮图之言以此。”除此之外，柳宗元认为佛教也讲求孝道，“余观世之为释者，或不知其道，则去孝以为达，遗情以贵虚。今元浩衣粗而食菲，病心而墨貌，以其先人之葬未返其土，无族属以移其哀，行求仁者，以冀终其心。勤而为逸，远而为近，斯盖释之知道者欤!释之书有大报恩十篇，成言由孝而极其业。世之荡诞慢者，虽为其道而好违其书;于元浩师，吾见其不违且与儒合也”在性善论上，柳宗元认为儒与释也是相同的。正是因为佛教也提倡性善论，才有了禅宗所说的人性即佛性，人人皆可成佛之说。

　　柳宗元的“统合儒释”思想不但对中唐时期儒学的复兴起了积极作用，对后世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特别是宋明理学家从“统合儒释”出发，提出了“援佛入儒”的阳号。朱熹则从佛教的禁欲观中出发，提出了“存天理，灭人欲”的主张。宋明理学家通过将儒家学说与佛教教义相结合，使儒学获得了进一步发展的契机，因此，“援佛入儒”可看作是“统合儒释”理论的进一步发展与升华。

　　三“遂人之性”和“民自利”的道家色彩

　　柳宗元从复兴儒学出发，不但提出了“统合儒释”的思想，还主张对道家思想进行有机整合。对于道家，柳宗元认为：“余观老子，亦孔氏之异流也，不得以相抗。其实质就是认为道家学说是儒家学说的别枝，是儒家学说的另一种发展。不但如此，柳宗元本着兼收并蓄的原则，主张对各种学说部采取“通而同之，搜择融液，与道大适，成伸其所长而黜其奇袤”的方法，吸取其中的合理因素为儒家所用，达到“皆有以佐世”的目的。

　　根据道家顺应自然的主张，柳宗元提出了“遂人之性”的思想。这种思想的核心就是要求为政者不应干扰人民的正常生产、生活，让百姓自由的发展，顺应百姓的性情和习俗，实行自然而然的“养民”之术。基于“遂人之性”的思想，柳宗元写就了种树郭橐驼传>)一文。在文中，柳宗元描写了一位名叫郭橐驼的种树人，他种的树不但能成活，而且枝叶繁茂、果实丰盛，于是有人向他请教种树之道。郭氏种树的方法就是“顺木之天，以致其性”，通过保全树木的“天”与“性”，使树木得以茁壮成长。相反，一些人虽然很勤力地照顾树木，甚至于“爱之太恩，忧之太勤，旦视而暮抚，已去而复顾”，但由于没有“顺木之天”，违反了树木本身的生长规律，最终反而是“虽日爱之，其实害之;虽日忧之，其实仇之”。同时，文中认为种树之道与治民之道相同，也可“移之官理”，成为“养人术”——就是要“顺人之欲，遂人之性”。

　　其次，柳宗元在“遂人之性”和“无为而治”思想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民自利”的利民原则。这一思想集中表现在了晋问》一文中。晋问》是以柳宗元本人与友人“吴子”(吴武陵)的问答形式展现出来的。文中分析了“利民”与“民自利”的不同。“利民”是统治者根据德治的要求所实行的“仁政”，虽然客观上有利于人民，但其最终日的是为了维护统治者的统治，而不是为了民众的利益。“民自利”则是民众根据自己的需要与情况，不为外物所左右，按照自己的意愿来谋取自己的利益。

　　柳宗元借鉴道家学说提出了“遂人之性”与“民自利的思想，可以说是对原来儒家学说民本思想的发展与创新。它突破了儒家强调教化与德行的治人之术，强调顺应人民的天性，使人民不受外界的束缚，自由的发展;它还将“民利”与“民自利”区分开来，在传统的儒家所倡导的“仁政”基础上提出了“民利民自利”的论题，从而为儒家的治国思想开辟了另一条行之有效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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