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骚》是一首充满激情的政治抒情诗，是一首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艺术杰作。
《离骚》是屈原的代表作，是一部悲剧性作品，集中体现了屈原的悲剧精神。屈原的政治理想在当时没有实现的可能，但他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悲剧精神在理想与现实的激烈碰撞中得以发挥，无私崇高的人格正是在这种冲突和失衡中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张扬和体现。“人的悲剧，……是在追求一种根本不可能实现的更崇高的目标中表现出来的。”“悲剧的喜感，不属于美感，而属于崇高感，甚至是最高级的崇高感。”
屈原旺盛的生命热情和昂扬的实践活力永远是中华民族的一笔宝贵财富。
但是，更进一步看《离骚》，我们会发现，屈原把对自我的确认与楚国关联在一起，“我”被异化为楚国，“我”即楚国，生命本质自由的一面，与楚国相混同，从这个角度来说，屈原的自我便消失了。“我”隐没在楚国的兴衰存亡的历史变革中，“我”是以楚国兴衰存亡为根基的，自我存在的根基被偷换。所以，在屈原在自我确认的过程中，已经把自我抹杀了。
屈原的精神与楚国的任何变化联系在一起，其终极的目的是楚国的兴盛，任何与此相反的'现实，对他而言，都无比的痛苦。但在现实世界中，楚国的变幻莫测并不以他的意志为改变。屈原对楚国的关注，注定与这种变化莫测关联一起。因此造成的是内在心理与外在现实表象的重合，任何现实的变化，都会在诗人心上留下痕迹。他有时间的紧迫感，这种紧迫的时间意识也是与楚国相连：
“汩余若将不及兮，恐年月之不吾与。”
“日月忽其不淹兮，春与秋其代序。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
“老冉冉其将至兮，恐修名之不立。”
“欲少留此灵均兮，日忽忽其将暮。吾令羲和弭节兮，望崦嵫而勿迫。”
“及年岁之未晏兮，时亦犹其未央。恐鹈?之先鸣兮，使夫百草为之不芳。”
当已经被异化的屈原的自我只能是在楚国政治上展示时，当时楚国的实际情况却与屈原被异化的自我相矛盾。于是诗人由对外在的思索进入到对自我的思索，反思当初自己所选择的道路。在楚国政治现实面前的失败，使他不断怀疑其志向，但最终还是 “进不入以离尤兮，退将复修吾初服”，“不吾知其亦已兮，苟余情其信芳”。他开始怀疑被异化的自我是不是真正的自我，但是最终是被异化的自我将自我进一步埋没在现实的表象变幻中。诗人在进一步确认被异化的自我的同时，也进一步沉浸在现实中，无法超越。现实政治的无由实现，只能走向现实世界的变幻，将自我任意投射到现实中，在现实中寻求超越之路，而这在根本上还是对楚国的(被异化的那个自我)的确认，因为现实世界的一切无不与楚国关联在一起。
诗人“依前圣以节中兮，喟凭心而历兹。济沅湘以南征兮，就重华而陈辞。”期冀在历史的寻觅中找到自我实现的途径，将我投放在历史，寻找与自我相应合的历史精神。但是诗人在这里并没有得到任何回复，历史在一种循环往复中，让诗人难以得到心灵的慰藉，更无法看清现实的路。因此，诗人只能进一步回复到自我，因为外在世界与内在世界的冲突，必然造成人对我的回归。诗人走到了人最私有的情感，在情感中寻觅解脱之路。于是，求“宓妃之所在”、有 之佚女、有虞之二姚。但是，诗人对自我的回归，并没有走到“我”，他反而走向了外在对我的规定。情感本身是自我规定的，但屈原的情感并不是自我规定的，而是由他所爱慕的对象规定的。这就使最后自杀成了必然。与人本质自由最密切的关联在一起的情感没有得到自由，没有回归，反而与外在世界的变幻更密切地关联在一起，所以，这里的超越之路又是失败的。
无论是现实世界、还是情感世界，屈原都与变幻紧密联系在一起。于是，由偶然性规定的人进一步追寻偶然性的事件、偶然性世界。诗人占卜于灵氛，占卜于巫咸，占卜的偶然性结果同样造成人的偶然性结果，它无法让人通达到必然性世界中。诗人通过占卜而游走四方，但这个没有“我”的精神世界，必定是空无的，诗人只能在现实中寻找实有，于是，诗人又回到了那个被异化的自我――楚国这里。
楚国的灭亡，最终导致了屈原的死亡。因为诗人的自我已经被完全异化，即使在历史中、在情感中、在精神中寻觅，诗人也没有得到出路。历史已为诗人敞开了死亡之门，文化已然规定了诗人之路。在中国文化中，没有寻找到我的人，只能在逃避或者死亡中寻得归路。